科學發展觀黨課教案

　　科學發展觀黨課教案

　　教學對象：鎮機關、財政所全體幹部、各黨支部委員

　　教學目的：深入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教學提示：適當引用教學參考之內容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中央2006年一號文件在具體部署農村工作時，又從8個方面提出了32條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意見。很多同志都充分肯定新農村建設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深遠意義，認真探討如何借鑒國內外經驗教訓（見教學參考之一），紮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是，也有部分黨政領導幹部和關注“三農”問題的人士在思想認識上存在許多疑惑，提出一些擔心和憂慮。要真正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全黨和全社會的共同認識和共同行動，很有必要深入學習和領會中央精神，從思想理論上澄清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認識問題。

　　一、中國歷史上就有重農傳統，幾千年來都以農為本；新中國成立后也一直重農，強調以農業為基礎，為什麼如此重農，而“三農”問題卻越來越嚴重？

　　大家知道，在中國歷史上，過去幾千年都處於農業社會。雖然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深知“民之大事在農”，強調“以農為本”，實行重農政策，然而，這是以重稅為前提的重農政策，重的是農業稅收，重的是農民的力，而不是農民的利，以致不少深諳農民疾苦的文人寫下了數不清的憐憫農民、同情農民的詩文，發出了無數像“苛政猛於虎”之類的哀嘆。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國走加快近代工業化發展的道路，但鑒於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客觀上要求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世界很多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也都走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道路）。為此，我們確立了“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同時借鑒前蘇聯經驗設置了城鄉二元結構，推行了計劃經濟體制，並且制定了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政策。即使進入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仍然走着農業農村支持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不容否認，這幾十年來，農民為推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見教學參考之二）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由於我們實行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制度，從農民農村農業拿的太多，擴大了城鄉差別和對農民的不平等，以至於農民相對於其他階層權利太少，收入太低，保障太少；農業相對於其他產業生產水平不高、比較效益不高；農村與城市相比基礎設施建設落後、公共事業發展落後。當我們已經從整體上初步進入了小康社會的時候，“三農”問題越發嚴重，成為今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難點和關鍵。

　　二、歷史上有“重農”思想，現在我們把解決“三農”問題當作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現在的“重”與過去的“重”有什麼不同？

　　近年來，黨中央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不少新要求。2002年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方略。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解決“三農”問題的指導方針和政策理論上不斷創新和突破。在2003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在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我國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

　　透過這些理論政策上的突破，我們看到黨中央對新時期“三農”問題的認識不斷升華，併產生了質的飛躍。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黨中央提出的這一整套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論和方針政策呢？

　　首先，要弄清楚中央為什麼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主要有四個重要依據：

　　一是從農業的產業特點看，農業是人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用馬克思的話說：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二是從農民農村農業在我國所處的地位看，我國13億人口有8億在農村，農業發展直接關係農民增加收入，關係國家糧食安全，關係農村社會穩定，關係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全局，始終具有根本性和不可替代性。三是從整個社會的發展來看，目前我國人均GDP已達到1703美元，農業佔GDP的比重下降為14.9%，二、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85%，城鎮化水平達43%，“十五”時期財政收入達到10億元，接近“九五”時期的兩倍。按照工業化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和經驗，我們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已經具備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應實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方針。四是從黨在新時期面臨的歷史任務看，本世紀前20年我們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難點和關鍵，“如果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因此，必須自覺地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次，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來，也就是怎麼重、重什麼的問題。

　　“重中之重”關鍵是重發展。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走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解決“三農”問題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確立科學的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工作布局上抓住發展的重點。

　　第一，要重城鄉統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最大的不和諧就是工農、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黨中央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和兩個“趨向”的重大判斷後，做出一系列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支農惠農決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加大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轉變財政分配、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政策，明確規定財政支出新增部分主要用於農村，增加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增加對農村的公共服務，把施惠重點放在農村。

　　中央2006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指出要穩定、完善、強化各項行之有效的惠農支農政策，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於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於農村建設的比重要高於上年，其中直接用於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要高於上年。（見教學參考之三）

　　第二，要重農民利益。農民是農村的主體，是農業的主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三農”問題，要堅持把農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從2004到2006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始終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主題，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制定了一系列補農、扶農、惠農、富農的政策，目的就是通過增加農民收入，維護農民利益，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推動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中央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農民工的地位和貢獻做了充分肯定；中央強調堅決糾正土地徵用中侵害農民利益的問題，拖欠和剋扣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維護和保障農民權益；文件還要求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

　　第三、要重改革創新。經過27年的農村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的根基已經開始動搖，但是一些長期困擾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遠沒有根本解決。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民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地位之差、權利之差、收入之差和能力之差不斷拉大。實踐證明，要解決農業農村發展中的問題、解決好農民利益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革。減免和廢除農業稅，受到廣大農民衷心擁護。我們要全面深化以農村稅費改革為重點的綜合改革，推進鄉鎮機構和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農村義務教育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以及農村金融體制和土地徵用制度改革，還要大力推進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制度等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制度體系。

　　可見，傳統的重農思想只重“民力”而不重“民利”；新的重農思想既重視生產力的發展，更重視農民的利益，也就是既重“民力”，又重“民利”。其思想理論內涵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把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提高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二是從重農業生產轉向重農業、農村、農民全面發展，城市和農村統籌發展，當前和今後可持續發展；三是從重物轉為人、物並重，既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繁榮，又重農民的收入和權利。簡單地說，新的重農思想以重城鄉統籌發展為前提、以重實現農民利益為核心、以重體制改革創新為途徑。這種新重農觀對於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三農”問題，無疑是一個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提出過新農村建設，我們現在推進新農村建設，與過去的新農村建設有什麼不同？

　　新中國建國初期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後來出現了新農村建設。那時的新農村建設目標主要是“集體化加電氣化”。農民們嚮往的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然而，我們看到在城鄉實行二元結構、二元體制的格局下面，國家要求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基本上沒有把鄉鎮、村建設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家對農村建設很少投入，地方和農民想建設新農村也沒有實力。因此，是不可能真正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反倒形成巨大的城鄉差別。（見教學參考之四）

　　50多年過去了，特別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城鄉經濟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但由於城鄉差別擴大，“三農”問題突出，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嚴重影響和諧社會建設，人們普遍要求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質量，讓農民分享改革開放成果；要求改變農村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落後面貌，實現城鄉和諧與協調發展。由此可見，推進新農村建設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紮實穩步地加以推進”，要通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建設擁有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風尚、新秩序的新農村。

　　很顯然，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與過去相比，不僅目標要求、政策定位不同，而且背景、理念都不同。過去我們是在實行城鄉分割的格局下進行新農村建設，體現的是城鄉差別，是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理念。今天，我們在實行城鄉統籌戰略的背景下推進新農村建設，體現的是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

　　四、目前我國究竟有沒有反哺農業帶動農村的經濟能力？中西部地區經濟實力薄弱，有沒有必要建設新農村？怎樣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說：“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這就告訴我們“兩個趨向”是世界各國在推進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普遍遵循的規律。中國的發展也不能例外。違背這一規律，必將導致社會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帶來嚴重後果。

　　問題的關鍵是我國現在是否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對此，中央的看法是明確的、肯定的。儘管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比確有很大差距，但不能否認我國在總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已經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2004年到2006年三個中央“一號文件”，人們明顯地感受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已經開始實施，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力度正在不斷增強。我們應當順應“兩個趨向”，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農村扶持力度，儘快努力縮小城鄉差距，把鄉鎮、村建設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徹底改變農村建設落後的狀況。

　　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差距客觀存在，而且不斷拉大。東西部經濟失衡主要是農村發展差距拉大。據統計，中西部農村小康社會實現程度比東部地區分別低22.2個百分點和45.6個百分點。東西部農村發展的差距，正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我們要大力促進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諧發展，尤其要推進西部地區新農村建設。

　　當然，中西部經濟發展落後、財政薄弱，對新農村建設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因素。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是要中央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持中西部新農村建設；二是通過東部對口支援，幫助中西部建設新農村。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區要樹立“不等不靠”的思想，實行“邊發展邊建設”的方針，按照“保證農民過得去、爭取農民過得好”的原則，量力而行，儘力而為，速度可以有快有慢，水平可以有高有低，但都必須有所作為。不要等到財政充分寬裕、群眾發出不滿的呼聲的時候，才去推進新農村建設。應集中力量，整合資源，從群眾最盼望的又能做成的事情做起，如建房、修路、就醫、上學、困難救助等等。要分輕重緩急，先易后難，分步實施，有計劃有步驟地循序漸進地逐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不要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怎樣與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結合起來？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指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明確告訴我們新農村建設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是一個有機整體，應該良性互動，協調發展，決不能把新農村建設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割裂開來。要認識到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前提。只有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了，才能為農民轉移就業提供條件，才能為反哺農業、帶動農村提供經濟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建設新農村是促進工業化的積極因素，是形成城鄉良性互動關係的關鍵環節。

　　首先，建設新農村的首要內容是建設現代農業。這一方面可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足夠的農產品供給，並帶動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實現農業生產和管理的工業化。另一方面，用工業手段改造傳統農業，用工業理念打造現代農業，不僅可以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而且可以節省勞動力來支撐工業化，還可以拉動消費，增加工業企業收益，加快工業化步伐，還可以增加財政稅收，更好地落實“以工哺農”方針。

　　其次，建設新農村的關鍵是城鄉統籌發展。只強調城鎮化而沒有新農村建設是不全面的現代化；只強調新農村建設而否定城鎮化，也會延誤現代化進程。要正確認識並處理好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之間的關係，必須用城市帶動農村，絕不能讓農村拖城市後腿；必須加快新農村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見教學參考之五）

　　教學參考之一：

　　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都有一個新農村建設的過程。拿韓國來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農村問題十分突出。農村人口大量無序遷移，帶來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1970年開始韓國政府發起“新村運動”，設計實施了一系列的開發項目，10年間，政府投資總額達到了27571億韓元。韓國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不僅是強有力的組織者，而且是直接的參與者。他們以國家投資為主導，以增加公共設施投入為主要手段，帶動農民改變農村面貌、建設新農村。他們的這些做法對我國的新農村建設很有啟發。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一定程度上說也是對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借鑒。

　　教學參考之二：

　　據農業部提供的資料，農民的貢獻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農產品。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二是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資金。1952-1990年，農民為工業化建設提供的資金大約9500億元。三是以稅費形式為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財源。稅費改革之前，農民一年向國家交納稅費1000多億元，鄉鎮企業交納稅費2300多億元。四是以征地方式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重要的土地及資金。1987-2002年，各級政府從農民手中獲得的土地差價收益14200億元以上。五是以進城務工形式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勞動力支持。全國億萬農民工，近年來每年為城市發展貢獻額達5200億元。

　　教學參考之三：

　　財政部綜合計劃司人士透露，2004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已達2626億元，2005年達2893億元，2006年財政支農的力度將繼續加大，已安排的支持“三農”資金是3226億元。清華大學劉玲玲教授預計，加上用於農村合作醫療、職業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財政支農資金有可能突破4000億元。中央的這些做法，目的就是要解決城鄉之間、農業和二、三產業之間的嚴重失衡，縮小我國城與鄉、工與農之間的差距。這集中體現了科學發展觀，也體現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

　　教學參考之四：

　　據農業部課題組提供的數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2003年達到1：3.23；絕對差從1978年的210元擴大到2004年的6485元；全部農村人口的儲蓄只佔城市居民儲蓄的18%；60%以上的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只佔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36%；農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僅佔39.1%，而城市人口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的比重達到65.4%。農民人均衛生總費用僅為城市居民的1/4。

　　教學參考之五：

　　有人認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於城鎮化，過分誇大城市佔用農村的發展資金、農民的廉價土地，過分誇大城市對農村的剝奪和對農民工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剝奪，主張放慢城鎮化步伐。這種看法把城鎮化和農村發展對立起來，顯然是極其片面的。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際出發，我國城鎮化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這是無法也是不應該阻擋的。還有人認為城市化才是現代化，新農村建設違背現代化的規律，進而主張把城市建設好，把農民轉移到城市就行了，不一定要搞新農村建設。這種認識也是不切實際的。試想一下，我國有13億以上的人口，且每年還要增長千萬人，要把他們都轉移到城鎮談何容易。即使我國城市化達到50%，仍然有七八億人口留在農村，這麼多人難道不該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嗎？再說，即使我國現代化再發達，農業依然是安天下的基礎產業，農村依然是祖國河山的組成部分，難道不應該改善條件和面貌嗎？所以，我們要堅持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協調發展，不能用城鎮化否定新農村建設，也不能用建設新農村否定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