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後感（一）：站在間諜衛星的高度
作者 | 虛竹
1
環境決定論的是與非：論演化中的環境因素
（一）
假如時光可以倒回，哪怕只倒回一點點，倒回到我接觸《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之前，我肯定會和絕大多數朋友一樣，對環境決定論嗤之以鼻：TOO YOUNG TOO SIMPLE!睿智如我們中國人，最善長辯證思維，怎麼會認同如此片面主觀的觀點呢？！
但是看完此書之後，我已經被作者所深深影響。作者博採諸學科之長的豐富知識和樸實無華卻極具說服力的論證打動了我。雖然我仍然認為"環境決定論"這個提法本身還有很大問題，但是關於環境對人類社會曾經產生的無與倫比的影響，我已不再懷疑。
（二）
環境決定論及地緣政治學，是在西方有着悠久傳統的思潮。從古希臘開始，緣於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而不同於東方思想家主要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希波克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哲都有關於環境決定民族和社會特質的論斷。近代以降，孟德斯鳩、黑格爾和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孟德斯鳩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氣質性格，人們的氣質性格又決定他們採用何種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爾視地理環境為"歷史的地理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在人類文明初期，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環境決定論並非一派胡言。相反地，人類從古至今深深地受到了環境的影響。本書中提到了影響各大陸間社會文明水平的四組環境差異：可馴化的野生動植物數量；影響文明傳播和遷移速度的因素，如主軸線、地理障礙等；影響大陸間文明傳播的因素，如孤立程度等；各大陸的面積和人口。由於這些環境差異，導致了各大陸進入農業文明的時間順序和發達程度各不相同。比如歐亞大陸很早就全面進入了農耕時代，但是澳洲大陸在近代被西方征服前仍然沒有農業發生。居於中間的美洲和非洲，則由於水平相對較低，也逃脫不了被征服或殖民的命運。這正是由於農業文明的差異，導致落後的一方對病菌的抵抗力、軍事技術、政治組織和文化水平都不能很好地發展，以至於在兩種文明發生衝突時完全居於下風。
至於人類社會受環境影響的程度，則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赫拉利在《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中告訴我們，"想觀察歷史的方向，重點在於要用哪種高度……要看更長期整體的趨勢，鳥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須拉高到類似太空間諜衛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幾世紀，而是幾千年的跨度。"（P161）要論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程度，就必須站在這樣的"間諜衛星"的高度。從這個高度看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不能說是決定性的，也應該說是無與倫比的。總的來說，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於自身能力的低下，環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很多時候往往是關鍵性的。由於環境是一個長期變量，在近現代人類歷史進入加速發展軌道之後，就相對不那麼明顯了。
隨着人類能力的增長，環境因素的影響在消退。但是環境因素是否已經不重要了呢？筆者認為下此結論尚且為時過早。現代科技的進步，"全球帝國"（赫拉利語）的形成，信息時代的來臨，確實抹平了很多環境上的差異。但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為基本邏輯的當代社會，便利性的反面就是比較優勢的馬太效應——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一點點微小的成本就可能造成全球資本對該地區的放棄，而地理環境因素在當代經濟中仍然深刻地影響着市場的成本。從這個角度來說，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恐怕還遠遠不是表面上的那樣簡單。
（三）
任何帶有"決定論"色彩的理論，往往帶有宿命的傾向，更有片面的弱點，因而也往往成為他人所攻擊的目標。與環境決定論類似的還有文化決定論、基因決定論等等。
但是環境決定論本身是否就是對手的一種標籤化攻擊策略？先把你標籤化，使你具備可攻擊的狹隘性，然後再狠狠予以攻擊。其實很多思想家或學者只是注意到了或者強調環境在人類進步中的作用，本不應該被狹隘地標籤化為"環境決定論".本書作者也是這樣，他的核心觀點是"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前言P15），"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擁有發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環境比另一些環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種和利用發明的更有利的條件"（P436）。這樣的觀點和論述當然不能簡單粗暴地歸於環境決定論，然而恐怕也較難完全擺脫被標籤化的命運。
2
民以食為天：論糧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讀完此書的另一個體會是："民以食為天——古人誠不欺我也！"
在人類的需求層次中，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在生存這個層次中，填飽肚子又是最基本的一個子層，是最最基礎的需求。但是基礎的含義往往不是人們所直觀感受到的那麼簡單。比如糧食，在滿足人類填飽肚子之外，還有着更深刻的意義。
糧食生產技術的差異本身就是環境差異的直接結果。必須有合適的野生物種，供人們馴化出作物和家畜，人類社會才能從狩獵採集社會轉變到農耕社會。然而，世界上至少有140多種大型食草類野生哺乳動物，最後只有14種被人類馴化成功。野生植物方面，被馴化的比例就更少了。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區發展出了糧食生產，而其他地區大多是從這些地區學習來的。但是一旦擁有了糧食生產能力，人類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加速發展的時代，使得數萬年的狩獵採集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糧食生產帶來定居生活，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形成規模更大的社會。糧食剩餘導致食利階層和專業人士的產生，從而發展出技術、行政組織、文字，甚至還有對流行病菌的抵抗力。或許，農耕時代的食物是單一而缺乏營養的，農耕時代的農民是更加辛苦終身而無所依傍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當代的一切文明，都是基於糧食這個人類與大自然的中介。
在近代工業革命和當代的信息技術革命之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已經擺脫了生理性貧困，農業也被邊緣化而逐漸脫離大多數人的視野。可能以後很多人終其一生也難以真切地體會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但無論如何，填飽肚子仍舊是人類這種"動物"的頭等大事。而我們曾經的和未來的文明，都離不開糧食這一普普通通的物質。
3
語言：人類社會的活化石
生在南方山區方言繁雜之地，又曾經陰差陽錯地修過語言學的課程，因此對於我來說，語言學的相關知識都是既有趣又貼近實際的。而這本書中，戴蒙德教授關於語言學的精彩論述，又讓我禁不住要擊節讚賞。
戴蒙德教授自述從小受語言學影響，甚至在取得生理學博士之後還差點放棄科學而去做一個語言學家（前言P16）。正是這樣的積累，使得他在寫作本書時對語言學的成果手到擒來、運用自如。比如新幾內亞語言佔全球6000種語言的六分之一，比如中國的四大語族八大方言，比如南島語系所包含的四個語族有三個在台灣，又比如非洲的五大語系。資料如此豐富，縱橫分析又鞭辟入裡，讓我對語言學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分。
人類的語言是隨着人類的繁衍和遷徙而同步擴散與演化的。有人類的地方，就有人類的語言。人類每個個體的語言，都存在着一定差異。這個差異的形成，則歸於各種歷史和環境因素的結果。但是人類總體的語言，又可以根據語音語法劃為不同的語系語族語支，而這種劃分的系譜，還有諸多可挖掘利用之處。比如本書中作者在分析語言的親屬關係時所指出的，語言的起源地會擁有更多更高階的語支，這是因為語言的流變與時間密切相關。
人類歷史上不同民族的擴張如同走馬燈一般，除了殺戮之外，原住民被驅趕流放到蠻荒之地，又造成了更邊遠地區的人口更替。這種現象的頻繁往複，造成了人與土地的斷裂。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每個人都不是純正的原住民血統，語言則更是既受了外來語言的衝擊，又在自身內部發生了變化。但是語言的變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經歷越久遠的年代，才能發生更大的變異。而相對晚近的變異，基本上只產生較低語階的變化。正是基於這個原理，我們可以推斷出：南島語系的起源在土著已經非常少的台灣，而不在佔領了跨度達大半個地球的那些廣闊島嶼上（雖然他們的語言佔了南島語系959種語言中的945種）；而占非洲最廣闊面積的班圖語，起源於西部一小塊地區。
基因與語言作為跟隨人類足跡而佔領全球的兩大特徵，都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反向推演出歷史的演變進程。對於語言學來說，詞源統計分析就是這樣一種方法。潘悟雲教授曾說過，語言是人類文明活的化石。潘教授認為他所從事的對各種方言的大數據統計分析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那時聽到還不曾有深刻的領會。如今看來，確實如此。
4
歷史研究的走向：論歷史研究的科學化
歷史是怎樣的一門學科？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歷史愛好者可能會津津樂道於歷史的迷人之處，其他人文學科的愛好者估計會不置可否若即若離，科學迷則可能對於歷史不屑一顧。"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一說法雖然是以訛傳訛（胡適原話本是針對"實在"這一哲學概念而言的），但是卻成為一個廣泛流傳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歷史往往被眾人當作一種談資，而忘記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古訓。這實在是國人的悲哀。
中國是有着一個優秀史學傳統的國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太史公不畏權勢秉公寫史，雖身遭酷刑而不改其志，堪稱萬世師表。但是這種精神在後代史家就沒落了：與太史公齊名的司馬光，修史卻只敢修到前朝；有關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實錄》，後世被多次顛覆重修，反覆如兒戲；清代統治者更是大肆篡改前朝史料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或許是過早地認識到了文字的巨大魔力，中國歷代統治者越來越重視作為"意識形態"的官方史學，於是正直的史家精神就淪落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
歷史是可以被正確認識的，這首先需要的是科學中立的態度。不偏不倚，價值中立，只做事實判斷，而不作價值判斷，正如本書作者一樣。事實判斷越多，歷史的真相就越近。而價值判斷越多，歷史就越來越朦朧。歷史研究應該堅持中立的態度。
歷史也可以成為一門科學。誠然，歷史並不能像數學、物理之類的理工類學科一樣，用類似於"E=mc "這樣簡潔清晰的公式來描述道理，也不能在實驗室進行試驗。但是，歷史和科學一樣，都在做着不斷逼近真理的努力，方法論上的差異並不足以構成根本性的差別。歷史研究的是更複雜和更廣闊的時空，這就註定了它不能用一些簡易的方法，而必須尋找更為合適的模式，比如比較法和自然實驗法。另外，當代技術的進步和學科的融合，為新的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作者在這本書中所嘗試的，用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行為生態學、遺傳學、流行病學、語言學和考古學等一系列學科的知識來研究歷史。正因為歷史的博大，所以諸多學科都可以為我所用。也因為現代科學的突飛猛進，精確化、大數據化的發展趨勢，溢出效應明顯，直接對歷史等學科有所助益。
歷史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那樣："歷史並不‘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就像一個憤世嫉俗者說的那樣。的確存在着適用於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前言P22）。為了追尋這個價值，我想我們應該在歷史研究科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一些。
5
遼闊的星球
家裡的地球儀被小朋友不小心碰落而摔斷了底座之後，它就一直呆在一個角落裡，如今已經積滿了灰塵。但其實不論怎麼樣，我想我都沒有足夠認真地觀察過它。是《槍炮、病菌與鋼鐵》，是戴蒙德教授，讓我再次把目光凝視在這個藍色的模型上，久久地、細細地察看每個角落。
從新月沃地到安第斯山，從澳洲大陸到新內幾亞大島，從不列顛、日本到新西蘭，還有呂宋、爪哇、蘇門答臘、馬達加斯加這一連串大島，以及所羅門、斐濟、薩摩亞、庫克、復活節等等這些數量眾多、遙遠而迷你的太平洋小島，無論成片的大陸還是星星點點的島嶼，都開始鮮活起來。很少外出旅遊的人，還是第一次發現孤懸在深深太平洋當中的蕞爾小島夏威夷居然也有四千多米的高山。以前只有簡單的七大洲、四大洋的概念，不曾細細想過這遼闊的星球是如此的千差萬別。在這千差萬別之中，人類的足跡跨越了數萬年，跨越了茫茫大洋，卻又因為環境的阻隔而進入了各自不同的進化軌跡。
戴蒙德教授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動態的地球。冰川時代與當代的差別如此之大，是令我們這些古史門外漢所不曾預料到的。當今全球變暖，尚未造成海平面哪怕分米級別的上漲。然而古冰川時代卻有大量的海水被封閉在大陸冰原當中，造成了海平面比現在低數十米。現在的新幾內亞大島曾經是澳洲大陸的一部分，現在的南海曾經是華南的低地。曾經滄海是桑田，信乎！
考古學的碳-14測定法則又給了我們一項科普。原來灰飛煙不滅，只要殘存着一點碳，化為灰燼的歷史，就仍然被這默默地記憶着年輪的元素記錄下來了。只要後人技術足夠高超，就能夠準確地識別這歷史之時鐘。
這個星球雖然遼闊，歷史雖然飄渺，卻也殘存着一絲溫情，總有辦法能夠讓後人重溫前人的足跡。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後感（二）
長久以來就在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到了地理大發現時，我們會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類的組織文化、生產力、科學技術會存在那麼大的差別？都在地球上混了相同的年頭，都是脊索動物們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晚期智人亞種，差距怎麼就那麼大呢？
在測量技術不發達的過去，人們很容易將後天的特徵當成先天特徵，然後進一步把不同民族在技術水平的差別歸因於人種原因。遂"劣等民族"之概念大行其道，終於釀成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慘劇。戰後專家對此概念專門進行了分析研究，最終結果是肯定的，全世界所有現存已知民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先天性智力差距。斯塔夫理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附錄中《歷史中的民族》一文明確闡述了這個研究結果"遺傳上的差異在決定人類各民族間社會和文化的差異時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此結果已經被較為廣泛地接受。《槍炮、病菌與鋼鐵》（以下簡稱《槍》）中也沒有把各民族那些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的差距歸咎於遺傳學上的因素。這與我自大二上了人類學課以來來的一個信念吻合。因此《槍》一書的前言中陳述了這個基調時我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了。
既然遺傳學上沒有顯著差別，那麼各民族都經歷過構木鑽燧、刀耕火種的階段。為什麼同樣生活了幾千年以後，有的民族有了槍炮，鋼鐵，還對許多病菌有了佷強的免疫力，而有的卻完全沒有呢？《全球通史》中採用的觀點就是《歷史中的民族》一文的觀點，"文化的進步取決於提供給某個社會群體的向其鄰近群體學習經驗的機會。……交往越多，學習的機會就越大。文化最簡單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與世隔絕較長時期的、因而無法從其鄰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得益的部落。"美洲原住的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和澳大利亞南部的土著都是典型的例子。
這個觀點一度成為我解釋這個問題的信條。直到讀到《槍》為止。因為《槍》用非常新奇的角度和極其精彩的論述，近乎完美地解答了一個《全球通史》中沒能解答的問題："學習機會"說只能解釋先進技術、生產力和組織文化的傳播，但是為什麼那些東西誕生在歐亞大陸的幾個地區，而不是誕生在黑非洲或澳大利亞南端呢？
《槍》在開篇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直接把我難倒了。因為這個問題我一直以為除非發明時光機否則永遠無法回答的。過去我解釋東西方差異最後的基礎就是起步不同，中國起步早（此處不考慮歐洲後來失傳的那些文明的因素，因為和東方比較的不是他們的後代）。但是為什麼中國起步早，我從來沒去想過。換句話說，就是我或許能解釋從公元前3000年、2000年起的四、五千年內地球上發生了什麼。但至於公元前3000、2000年時為什麼會那樣開端，我覺得這不可能想出答案。
讀完《槍》之後我覺得我似乎錯了。答案確實是可以想出來的，雖然不讀《槍》的話我可能的確是永遠也想不出來的。
我發現：《槍》全書的闡述，實際上就是更從具體化的角度解釋了我前陣子寫的文化的自然選擇理論啊！但是自然選擇的前提是存在能夠適應生存環境的優良基因。而我的理論只是說了這些基因何以能生存下來，或者說優良在何處，而《槍》除此之外，還着重解釋了最初那些優等文化基因是怎麼產生的！尤其讓我激動的是，這本書在圖書館中列入"自然科學圖書室",看來圖書館也多少認識到該書與"自然"選擇的關係。偶與圖書館心有戚戚，疏為難得。
閑話到此為止，下面就結合我自己的理解談談《槍》是如何回答那些問題的。
今天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人類文明，主要是從幾個特定地方發源的：新月沃地（今天的兩河流域一帶）、南亞、東亞等。人類的歷史確實也告訴我們這一點。在那幾個地方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統一國家政權，最早的常備軍，最早的金屬用具和武器。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
一、為什麼是新月沃地？
首先，在沒有外界傳入技術的情況下，一個民族學會馴化植物成為農民，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他們活動的區域內有適合馴化的植物。這一點上，新月沃地、中國黃河流域與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形成鮮明的對比。新月沃地和黃河流域生存着種類相對比較多並未含能量（卡路里）較多的野生穀物，大麥小麥等等。相對而言美洲野生的糧食只有玉米，而且者所含能量也不如前者。尤其是新月沃地特殊的氣候環境——半乾旱的地中海氣候——造成了不利於植物多年生長的條件。於是那裡生存得較多的就是那些一年生草本植物。這種植物的特點就是把大部分能量用於繁殖，只有這樣才能讓這個物種在新月沃地的特殊氣候環境下生存下來。籽粒大而多，使當地人青睞通過穀物採集得到食物而不是通過狩獵。這就造成了極好的採摘並學習種植這些植物，發展農業的條件。因此，同樣是數千年數萬年前的人，生活在新月沃地和黃河流域的就有更多的機會馴化更多含能量更高的植物，發展更高產的農業。從而導致兩個對今後命運有決定性結果：人口的增加和定居生活。我們分開來說，先說定居。
既然選擇了做農民，並且也有機會發展比較高產的農業，那麼就很有可能選擇定居生活。當然並非農民就一會永久定居。因為原始農業者會發現一塊土地連種幾年肥力會下降，於是可能會換地方。但即使是這種遷徙，至少在若干年內還是在一個地方定居的（而不像《狼圖騰》中提到的游牧民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草場，一年內要搬幾次家）。過去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定居會給一群原始人帶來什麼。《槍》在這點上給人啟發很大。它提到定居使得人們可以有了一個大量貯藏食物的條件。這就使食物的生產可以放開限制。在流動遷徙中不可能有這種條件，所以人們不會也不能去考慮無限制增加食物。這樣一來定居者的食物量要遠遠超過遷徙者，能養活的人口數量明顯也將更多。此其一也。另外，定居生活使定居者能夠生養更多的後代。而一個經常遷徙的家庭中，因為遷移不能帶太多累贅，所以前一個孩子學會走路跟上大家（大約要到四歲）之前是不宜生養第二個孩子的。但是定居者就沒有這個限制。只要有足夠的食物，孩子可以敞開了生。這又是導致定居者人口遠超遷徙者的原因。此其二也。定居，從這兩個方面導致人口的迅速增加成為可能。
然後再談人口。人口數量，可以說是影響原始族群命運最關鍵的因素，而我過去事實上從未注意過——直到《槍》提醒我這一點為止。第一，眾多的人口導致的結果是對食物更多的要求，於是刺激農業進一步發展。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增長。第二，眾多的人口導致眾多潛在的發明家，集思廣益，從而使技術迅速進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話說這點我應該意識到的。因為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我讀完了。其中就提到這種情況。書中說銀河帝國和自由星系聯盟雙方的人口都是成億來計算，所以互相的技術發展都很快。當發現對方有什麼新技術時已經見怪不怪，不會說"竟然做出了這種東西啊！"而只會說"果然做出了這種東西啊。"不知田中芳樹是否也讀過《槍》，但這種認識與《槍》是一致的。）第三，眾多的人口導致新型的複雜管理技術出現。在只有幾十人、互相都很熟悉的小部落里，遇到紛爭有家長、族長出面就可以搞定，最多也就是把全寨子人叫到一起商量一下。但是到了成千上萬人的一個群體裡面，這顯然行不通了。相互之間不熟悉，不熟悉就不買賬，不買賬就不聽勸，不聽勸就私鬥不止。而且也不可能動不動就把幾千幾萬人全都召集起來幫忙解決這種。於是就必須靠法律，靠官吏和暴力機構（剩餘糧食也足以養活這些脫產者）來處理問題。
*關於人口多導致管理系統複雜這點我再加上我自己的一點想法。那就是單個群體的人口增加（不是一個區域所有群體的總人口增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群體之間的戰爭和兼并，然後形成較大的群體。即使農業發展了，畢竟生產力還是很有限，抗災能力就更有限了。所以經常性的鬥爭肯定是少不了的。這也許是對《槍》觀點的必要補充。否則即使人口很多，但是分成眾多微小的群體，仍然無需也無法形成複雜的管理系統。
除了農業，還有畜牧業的問題。它的作用比較複雜。《槍》通過細心地收集數據，發現新生代冰河期之後的生物大滅絕，也給新月沃地等地方帶來了契機。很多大型哺乳動物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滅絕了。但是新月沃地、中國等地留下了較多的可供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比如典型的就是牛、馬、駱駝。而黑非洲、美洲就沒那麼幸運了。尤其是後者，可供馴化的大型哺乳類只有美洲駝，怎一個慘字了得……於是很自然的，在新月沃地和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戰車、騎兵以及用畜力進行農業耕作和運輸的技術。騎兵在後來數千年的戰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並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時立下汗馬功勞。畜力運輸和耕作進一步推動農業技術發展，並增加人口。增加的人口又進一步繼續擴大技術等優勢。
這事實上已經基本上把一個問題解釋清楚了。即為什麼是在新月沃地等地方而不是在美洲、非洲、澳洲出現最早的國家政權與那些先進的生產、作戰技術。以上諸因素在下文中還會提起，因為他們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會給歐亞大陸的人們帶來生存競爭方面的其他優勢。
二、為什麼是歐亞大陸？
為什麼1500年之後，是歐亞大陸的人去美洲、非洲、大洋州擴張和殖民，而不是相反？新月沃地和中國這人類文明的兩個重大源頭都在歐亞大陸，這不假。但是這個源頭出現的文明之泉為什麼是向這裡而不是那裡流淌？新月沃地距離非洲如此之近，它的文明之光為什麼沒有傳播到黑非洲呢？僅僅是撒哈拉沙漠的阻隔嗎？
《全球通史》中說"與世隔絕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文化上是所有主要民族中最易受到遏制的民族；其次是新大陸的美洲印第安人；再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最後是——最少受遏制，進步最大的——歐洲大陸各民族",並以此解釋各地的文化水平差異。《槍》則更進一步，說出了這種"與世隔絕"除了交通不便利之外的另一個因素：經緯度。
從世界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陸比較起來，歐亞大陸跨越的經度首屈一指。美洲、非洲、大洋州均望塵莫及。所以可以說歐亞大陸是一塊東西軸向的大陸。而非洲、美洲跨越的緯度要遠遠超過其跨越的經度。它們可以說是南北軸向的大陸。大洋州情況特殊，暫時按下不表。
同一個緯度下的環境和氣候通常比較接近。而同一個經度則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一般來說，原始人類遷徙的方向更傾向於在同緯度上進行跨經度的橫向遷徙。東西軸向的歐亞大陸的原始居民是幸運的。他們可以東西橫向遷徙很遠而遭遇的氣候變化可能不大。歐亞大陸給他們提供了長途旅行的便利。但是對於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來說就不行了。因為非洲和美洲跨越的經度窄，這些原始人遷徙的範圍就遠不如他們在歐亞大陸的同胞。所以說美洲的印第安人其實人數並不算太少，理論上是可以形成較大範圍的深入交流和學習的。可惜縱向的美洲大陸給他們的交流產生的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如果在美洲只能進行橫向交流的話，交流面就狹窄得多了。
如此一來，歐亞大陸的居民不但有條件產生最早的農業、畜牧業，率先做到了人口數量的激增。又隨着人口數量的激增，發展出了複雜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然後，又能藉助歐亞大陸各地居民的橫向交流把各種文化成果推廣開去，讓整個歐亞大陸的人口都隨之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和牲畜的馴化加上相對方便的交往，又給歐亞大陸的人類帶來一個既是災難又是福音的因素：病菌。
人類歷史上遭遇的眾多傳染病，有極大的一部分來自動物。人類馴化各種動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一些原本只有動物身上才有的病菌和病毒。到了後來我們可以發現，人類歷史上殺傷力最強的那些傳染病幾乎全都是來自人類馴化的動物。黑死病、天花、白喉、梅毒等等。這些病菌病毒在歐亞大陸殺死了不計其數的人類成員，留下一批對它們的免疫力很強的倖存者。這是缺乏動物馴化的美洲和大洋洲人類的致命劣勢。於是當西班牙人到達美洲時，他們帶去了能在短期內大量消滅印第安人的傳染病。這些病菌除了在印第安人之間打開殺戒之外，還從心理上粉碎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意志。因為印第安人發現西班牙人不會染上他們染上的病。沒有比這更讓人沮喪的了。死於來自舊大陸病菌病毒的印第安人要遠遠超過死於刀劍槍炮者。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基因方面）的生存競爭。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因為環境限制，在美洲渾渾噩噩生活了數千年而難有大發展的印第安人一敗塗地。同樣的事情也在大洋洲發生了。至此白人殖民者，這些新月沃地的傳承者就可以自豪地唱道：再過幾千年，我們來相會，光榮屬於我們歐亞大陸的新一輩~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舊大陸死於這些病菌的人口顯然要遠遠超過後來幾百年中新大陸死於相同原因的人數。但是塞翁失馬的舊大陸人類卻在付出重大代價后得到了免疫力，從而在最終的生存競爭中一勞永逸地戰勝了新大陸的人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明年到誰家……
三、為什麼是歐洲？
解決了歐亞大陸的問題，接下來最後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是歐洲人到亞洲殖民，而不是反過來？尤其是對於中國等文明古國，為什麼在後來會被起步晚的歐洲趕上並超越？在這個問題上，主要可以採用我過去的思考結果（對這個問題我思考得比較多），以《槍》中的材料和分析為輔。不過《槍》中的觀點與我原先的結論有很多相合之處。
我認為，近代中國輸在以下幾點：孤立的地位、統一的帝國政權、早期的輝煌。
正如《全球通史》和《槍》中都提到的原因。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促進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地理上的隔絕將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礙，從而導致文明發展的緩慢與落後。中國和歐洲之間間隔了長長的草原和沙漠帶。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只有蒙古帝國在短期內使接連中國與歐洲的陸地通道保持足夠暢通。其餘時候中國成為東亞一個巨大的孤島。這對於中國與歐洲交流是有相當阻礙作用的。但是為什麼缺乏和中國的交流，歐洲卻仍然能趕超中國呢？這就涉及後面幾點。
統一的帝國政權給中國帶來了利弊參半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生統一政權的國家和民族。一方面統一的政權有利於保持這個民族不輕易被外來勢力征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難以形成競爭，而且統治中國的集權統治者如果一個舉措不當，很可能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和相當長的時間內抑制一個民族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創造力。"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決定外，中國的朝廷還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動的決定：放棄開發一種精巧的水力驅動的紡紗機，在14世紀從一場產業革命的邊緣退了回來，在製造機械鐘方面領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毀或幾乎完全破壞了，以及在15世紀晚期以後不再發展機械裝置和一般技術。統一的這些潛在的有害影響在現代中國又死灰復燃，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狂熱，當時一個或幾個領導入的決定就把全國的學校系統關閉了5年之久。"而在歐洲就不一樣，哥倫布向西探索東方的計劃在意大利得不到支持，在葡萄牙被拒絕，在法國被嘲笑，但是他最終可以在西班牙找到了對之感興趣的人。而如果在中國，一旦皇帝沒興趣的話，無論是誰都找不到別人來支持第八次下西洋了。歐洲的分裂也導致小政權之間在經濟和軍事上的不斷競爭，並使得歐洲總體實力在競爭中提升。這又是統一的中國所欠缺的。（順便說一下，談到歐洲的競爭時戴蒙德和我在文化自然選擇一文中一樣引用了日本火器退化的例子，連表述都幾乎一模一樣，真叫人欣慰。該段文字附后，供參閱。）
早期的輝煌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心理負擔。中國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實際上就已經雄霸東亞。上千年來，中華帝國在東亞幾乎始終處於誰與爭鋒的地位。只有蒙古高原若干曇花一現的草原帝國偶爾能對它說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即使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那幾年中，歐洲觀察家仍然發現"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實際苦難和貧窮少於中國的國家。"（[美]墨菲 著，黃磷 譯：《亞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2章第2節"繁榮和人口增長"）。曾經的輝煌讓人迷戀過去的經驗，從而難以適應新的變化。"中國人習慣於領導世界已長達2000年甚至更久，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及如何對外部世界恰如其分做出反應的看法不可能很快改變"（同上書，第15章第1節"衰退中的中國"）。造就曾經輝煌的原因，一部分源於上述原因導致的起步早，一部分則源於剛剛提到的統一的帝國政權。於是又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歐洲的傳統是分裂，而中國的傳統是統一呢？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研究者已經有過很多解釋。其中目前在中國比較走俏的解釋是治水論。即東方的大河環境常常需要建設大型的水利工程才能避免洪水泛濫並同時保護農業生產。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統一的指揮。於是很早就產生了所謂"東方專制".此說在早些年由馬科斯•韋伯、卡爾•馬克思開創，近有魏特夫加上黃仁宇弘揚，故在我國甚囂塵上。但我一直懷疑其中的邏輯。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比較大的，足夠進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實體要形成，需要很長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中，顯然尚不存在必須的大型水利工程，那這段時間我們的祖先是怎麼活過來的？難道他們暴霜露斬荊棘茹毛飲血忍飢挨餓數百年，就為了等待一個大帝國的誕生？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先可能不如我們聰明，但是他們應該也不至於笨到那種程度。後來在錢穆先生的書上從觀點到史料都說明中國的水患出現得很晚，除去大禹治水的神話以外，最早記載黃河水災的記錄是在進入春秋之後上百年了。而西周的政權架構，以歐洲人的標準來看已經算得上是專制集權（在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已經把商朝都算作專制政權了）。也就是說，錢穆先生證明了中國的水患出現在集權之後。通過時間順序在事實上的顛倒駁倒了治水論，使我對治水論的懷疑比猜測高了一個檔次。
《槍》中提到了治水論，用同樣的理由進行了反駁。它用比錢穆先生更加堅定甚至露出一點輕蔑的口氣說："詳盡的考古研究表明，複雜的灌溉系統並不是同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一起出現，而是在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到來的。就是說，先是由於某種原因出現了政治集權，然後才有可能建設複雜的灌溉系統。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在政治集權之前發生的至關重要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同江河流域或複雜的灌溉系統有任何聯繫。"
關於中國統一早的原因，我在本科的畢業論文中提到過自己的設想。大河環境對於尚須遷徙進行刀耕火種的農業民族來說是個不可多得的天然遷徙場。農業技術不發達時，農民為了始終在具備足夠肥力的土地上耕種而不得不進行遷徙。對於居住在大河邊上（而且是東西走向的大河，沿河緯度變化不大，氣候也就相近一些）的農民來說，為了確保耕作所需的水源，最保險的遷徙方向就是沿河而動。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夏商周時期的對外征伐大部分是沿着黃河進行的。這樣一來沿河遷徙的各個農業族群就會有較多的機會進行交流——無論是文的方式還是武的方式。另外，大河還提供了便捷的水運環境，使沿河各地的交流更加便利。這在今天溫州甌江沿岸語言接近程度甚於山區這一現象來看也可以說明。所以一句話，大河環境造造成了沿河原始農業民族頻繁的文化交流與武裝兼并，這使大河沿岸較早出現大規模人類集體的幾率要高於其他環境。而如前所述的原因，大規模人類群體需要更複雜的政治結構進行管理。於是最早的集權國家就容易在那裡出現。而如西方的希臘、羅馬，因為是人口較少的城邦，尚存在實施民主制的可能。但在通訊條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一旦人口劇增到一定程度，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專制帝國的道路。
說句題外話，《槍》以人口多寡為標準將古代社會的人類集體進行了分類，從人口少到人口多依次稱為：族群、部落、酋長管轄地和國家。"族群有幾十個人，部落有幾百個人，酋長管轄地有幾千人到幾萬人，而國家一般都要超過5萬人".人口越多則社會管理結構越複雜。當然複雜的並不一定是更好的。複雜的無法適用於人口少的群體，簡單的則對付不了人口多的群體。這倒是讓我想到為什麼漢族能一次又一次把南下的少數民族給"同化",而不是相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漢族人口多，自然要採取比較複雜的管理模式。少數民族本來因為人口少，採用的就是比較簡單的管理模式。如今少數民族南下到漢族的人口海洋中來，要想統治那麼多的人口，自然不得不改用漢族複雜的管理模式。我想這應該是漢族同化胡人能力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言歸正傳。在中國為什麼那麼早出現統一國家的問題上，《槍》的觀點與我原先的設想基本一致。不過它的看法讓我得到了補充。《槍》中做出的解釋是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地貌天然地將土地劃分開來，形成眾多能夠獨立發展文化的島嶼和半島。這點換成我的說法也就是歐洲的地形不像中國那麼適合古人頻繁地進行或文或武的交流，但是原因解釋得更具體了。《槍》中的這段論述很精彩，附文後，供參閱。
總而言之，為什麼是歐洲？因為歐洲傳統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同時又在距離和緯度上接近新月沃地，使得雖然交通不甚便利卻不至於與世隔絕。歐洲受到了新月沃地文明的影響，又因為分裂而保持了整體的競爭力。所以儘管起步晚卻能後來居上。中國起步早，人口多，帝國強，故周邊鮮有競爭對手，這造成了中國兩千年在東亞的絕對輝煌。絕對的輝煌加上中亞的阻隔，使中國得不到競爭的壓力，還讓中國留下了傲慢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終於被歐洲趕超，並且在被趕超之後又花了很大代價才低下高貴的頭開始猶豫着向西方學習。
以上便是我把《槍》的主體觀點和自己原先的認識結合起來以後，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基本解釋。《槍》的魅力在於把知識連成了串，一下子讓我想通了很多問題。此外很多觀點又與我原先設想的一致，更增添了它給我的親切感。
附：日本的孤立導致火器退化和歐洲的競爭導致火器發達（《槍》中原文）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有兩個葡萄牙人攜帶火繩槍（原始的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很深，於是就開始在本地製造，從而大大地改進了槍支製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擁有更多更好的槍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於日本接受火器。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這個階層的象徵，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的戰爭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間面對面的個人搏鬥，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一套的話，然後以能體面地進行戰鬥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後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後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的特許，再後來把許可證只發給為政府生產的槍支，最後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定貨，直到日本又一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並竭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並未發生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拒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
附：歐洲的分裂和中國的統一及其結果（《槍》中原文）
因此，了解了中國把政治和技術的卓越地位讓給歐洲這方面的真正問題，就是了解了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的問題o答案又一次用地圖表示出來（見下圖）。歐洲海岸線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島，每個半島都近似孤懸海中的海島，在所有這些半島上形成了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府；希臘、意大利、伊比利亞半島、丹麥和挪威/瑞典。中國的海岸線則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鮮半島才獲得了作為單獨島嶼的重要性。歐洲有兩個島（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島），它們的面積都相當大，足以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種族特點，其中的一個島（大不列額島）因為面積大，離歐洲大陸又近，所以成了一個重要的歐洲獨立強國。但即使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島——台灣島和海南島，面積都不到愛爾蘭島的一半，這兩個島都不是重要獨立的政體；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現代以前一直處於與亞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大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政治隔絕狀態。歐洲被一些高山（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分割成一些獨立的語言、種族和政治單位，而中國在西藏高原以東的山脈則不是那樣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東到西被肥沃的沖積河谷中兩條可通航的水系（長江和黃河）連接了起來，從南到北又由於這兩大水系（最後有運河連接）之間比較方便的車船聯運而成為一體。因此，中國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廣闊的兩個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的決定性影響，而這兩個地區本來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後來競合併為一個中心。歐洲的兩條最大的河流——萊茵河與多瑙河則比較小，在歐洲流經的地方也少得多。與中國不同，歐洲有許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區，沒有一個大到足以對其他核心地區產生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而每一個地區又都是歷史上一些獨立國家的中心。
中國一旦於公元前221年最後獲得統一，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國家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並長期存在下去。雖然在公元前221年後有幾個時期出現了分裂局面，但最後總是重新歸於統一。但歐洲的統一就連查理曼、拿破崙和希特勒這些下定決心的征服者都無能為力；甚至羅馬帝國在其鼎盛時期所控制的地區也沒有超過歐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達和非常一般的內部障礙，使中國獲得了一種初始的有利條件。華北、華南、沿海地區和內陸的不同作物、牲畜、技術和文化特點，為中國的最後統一作出了貢獻。例如，黍的栽培、青銅技術和文字出現在華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鑄鐵技術則出現在華南。我用本書的很大篇幅着重討論了在沒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的情況下技術的傳播問題。但中國在地理上的四通八達最後卻成了一個不利條件，某個專制君主的一個決定就能使改革創新半途而廢，而且不止一次地這樣做了。相比之下，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的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的，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於落後地位。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下來。歐洲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夠像在中國那樣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
槍炮病菌與鋼鐵讀後感（三）
郭世超
作為後人，我們總是免不了要對發生過的歷史作些"如果"的想象，特別是當這種歷史對我們是帶有屈辱色彩的歷史。比如中國人就常想"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如何",,同時也會有大量"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的問題，如"為什麼日本能維新成功，而中國不能".
美國學者賈雷德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在他這本廣受讚譽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他用四百多頁的篇幅與讀者一起回顧了13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探討為什麼是歐洲大陸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非相反，決定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麼？即，是環境，更準確的說是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
這不是一部乏味的學術著作，從它獲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獎就可以看出。書中講述的一些歷史故事就讓人看着繞有興緻，比如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帶領一支168人的部隊擊敗一支八萬多人的印加帝國軍隊並俘獲他們的皇帝，進而征服整個印加帝國。這實在讓我初看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即使武裝到牙齒的168個美國大兵，我也無法相信他們就有擊敗八萬多個手裡僅僅拿着長矛的土著的能力。而賈雷德則從這些不可思議中提煉出背後的原因，讓我看后對這些解釋也大為信服，同時讓我也跟隨作者思考，讀到這樣兼具閱讀快感和思想快感的書確實讓人十分興奮。
這本書給我最大印象的還是它思考問題的角度之獨特，我對書中的有些觀點也不能完全認同，但是作者具有新意的一些角度還是讓我看罷擊掌叫好。比如從大陸的地理的延伸方向來探討技術，文明傳播的問題就讓我大開眼界，而在此基礎上作者嚴密的推理和論據列舉又讓我見識了一為嚴謹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再比如它對中國在近代的落後的解釋可能更令人驚訝，我們一直洋洋得意的統一的大國竟是一個重要原因。即中國統一專制的體制使得一項新技術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可能永無出頭之日，而在諸國眾多的歐洲，即使一個地方被排斥的技術另一個地方也可能繼續使用，從而使得一項足夠優良的技術，或者說一項制度有足夠的時間空間顯現出它的優勢。在這個問題上，作者並沒有進一步擴展，而是本着本書強調環境作用的主旨，指出不是中國人決定了這種狀況，而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一切。這樣的角度顯然不夠全面，但是在我們已有的觀察中國的角度上增加一個新的角度，無疑對認識問題是大有好處的。
讀罷此書，還讓我對作者的胸懷產生了敬意。他寫這本書並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深處的環境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本着一個學者科學的態度，他從學術上解釋着他關注的問題。但是他從這個角度駁斥了一些西方人所謂的人種觀點，即認為西方的先進是因為他們的天賦，是一種上帝的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