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後感（一）
譚楨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結束時，王岐山書記在總結講話中講到反腐"更希望潤物細無聲，不大搞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並推薦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稱"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畢生工作的升華，時至今日仍然被世人所推崇，不僅僅是在於他所開創的歷史研究的方法，更多的在於他以第一視角類似外科手術的方式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進行的全方位的綜合分析及闡述。作者托克維爾針對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稅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三級會議記錄等，通過將"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 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討論，論述了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所在。
讀完這本書，我思考了幾個問題。
首先，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去查閱了該書作者托克維爾的生平及其撰寫本書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本書寫於19世紀中葉，托克維爾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是在政治理念上鍾情自由主義，曾擔任眾議院議員、外交部長等職務，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制定。而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於1851年發動政變，解散議會，並通過公民投票使政變合法化，建立第二帝國專制政府。托克維爾對此悲觀失望並堅決的持反對態度，因此一度入獄，成為托克維爾人生的轉折點。該書就寫於這段政治變革時期，受其人生際遇與政治理念的影響，書中流露着對拿破崙三世專制的忿恨，更強調自由的價值，將其政治理念和對法國命運的思考集中寫於此書中。
其次，這本書的核心內容是什麼？托克維爾敏銳的抓住了現代政治的本質，即自由權利的平等和民主作為唯一的統治合法性來源。他通過反思法國大革命，來思考和認識民主化進程即通往現代政治的道路。大革命前的法國，高度中央集權，平等、自由缺失，社會矛盾激化，而自由、平等的思潮卻日益普及，在現實與渴求的巨大差距下，大革命成為時代的必然產物。然而，大革命並沒有帶來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是建立了平等和專制並存的政治體制，托克維爾試圖尋找建立自由體制的道路。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一針見血的思考，"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也就是說，如果君主實施漸進性的改革，做有益的社會調節，那麼人民就不會被迫通過暴力手段去從事輕率、破壞性的變革，法國大革命也就不會爆發。這種思路對於具有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來說，指出了一條道路，為了避免暴力革命，必須推動漸進改革，在相對穩定的演化過程中從而實現平等和自由。而通過暴力手段建立起來的制度，或者說是民主化進程，往往走向另一個深淵，即專制主義。在闡述舊制度和大革命的關係時，托克維爾指出，舊制度徹底使法國喪失了從貴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時演化出新制度的可能性，使法國社會分崩離析、階層矛盾尖銳，大革命隨之而來，甚至造成在大革命之後，法國只能建立起平等與專制並存的畸形社會形態。
最後，該書對中國當代社會有什麼意義？ 2013年人民日報評論指出，該書能在我國引起廣泛關注，很大原因在於書中內容與我國當下社會的關聯性。財經網發表文章，"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於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從中我們可以窺探該書對於我國社會發展及轉型的意義與價值。
中國目前正處於繁榮發展的時期，但是當前的發展，只是物質方面的發展，精神層面的發展顯然沒有跟上，公眾對政府的不滿逐漸增加，改革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為了防止出現類似法國大革命的事件，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入手解決。
1、居安思危，換位思考，走群眾路線的漸進式創新改革。書中提到，人們一般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時候發生的，而法國的大革命，卻是在路易十六統治的舊君主制最繁榮的事情發生的，當時的情形是"社會陷於一種麻木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環境更舒適健康；個人也不去發起任何重大事業。"在安逸的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想改變現狀，但都不知道怎麼去改變，沒有一個好的指導方向，政府的一系列所謂利民改革也 並沒有從群眾的實際角度出發，加之一些有心人的誘導，導致了大革命的發生。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目前正處於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這種形勢下，黨和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沉浸在發展的喜悅中，而是居安思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打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槍，決定基於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思路，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為人民服務的改革，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完全迥異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那種脫離群眾的專制式改革。
2、遠離專制，多讓群眾參與公共事務。文章中有一段話講得很精闢"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作者在文中一百餘次提到專制，專制的結果，必然導致腐敗，官員濫用權力，加之專制會讓民眾自私自利，兩者互相作用之後，很容易讓民眾走到政府的對立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好途徑，全國人大是根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按照法律程序，由選民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組成地方各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國家權力機關，並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其他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權組織形式。這樣，能夠最大限制地避免專制，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3、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避免某一階層被離棄。作者在文中感嘆道，農民被各個階級離棄了。農民最後成了大革命的主力軍。其實不僅僅是農民階層，各個階層都應該不被拋棄，中國人口基數大，任何一個階層，人數都不少，一旦出現問題，後果難以估量。因此，一些政策、法規的制定，可以多聽聽各個階層的反饋，進行試點之後，再全面推廣。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是團結各階層人士的重要手段。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由中國共產黨、8個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各界人士能通過政協進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各階層人士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就能盡最大可能被團結起來。
4、依法治國，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書中國王說過"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聖的財產；一切有損於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然而，幾個月過後，損害勞動者的行會和勞役制度又重新恢復。這種朝令夕改的政策法規，會讓群眾產生對政府的不信任，日積月累下，會導致之後的政策法規也難以實施，甚至會讓群眾養成蔑視法律的習慣。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要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它將法治建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給群眾以極大的信心。
5、關注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地，謹防有人利用宗教信仰等問題來做文章。法國大革命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開的，"它彷彿致力於人類的新生，而不僅僅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的熱情。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在我們國家，大部分少數民族，他們有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仰，並且很多都是少數名族聚集區，這些信仰，容易被人利用、煽動，導致問題的出現，如東突，就是部分宗教極端分子利用人們的信仰，煽動信奉伊斯蘭教的群眾，企圖建立自己的政權。
6、加強媒體管理，多傳播正能量，嚴處炒作行為。當前，不少媒體在報道消息時，喜歡將事件向"官員"、"二代"等靠攏，從而對事件進行炒作，這無疑會讓點擊率急速上升，但是，正如書中所說的"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入聽聞的種種罪惡",這樣的事情，會讓群眾走到政府的對立面。而媒體的作用，應該是引導群眾多看主流、多看光明、多看本質，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後感（二）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主要代表作，初次拿到此書我以為這是一部講述法國大革命發展過程的歷史作品，但是當讀完全書我才明白這本書更應當被稱為一本歷史詮釋著作。該書並不是注重介紹法國大革命的發展過程，而是以法國大革命的特點為切入點，分析了大革命為什麼首先在法國爆發，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以及大革命留下的影響，這些鞭辟入裡的分析在兩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借鑒的。
18世紀的法國並非是歐洲貧窮落後的國家，相反法國的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在當時的歐洲都處於領先地位，為什麼是在這樣一個繁榮發展的國家而不是在其它更落後的國家，大革命首先爆發了。在這本書里托克維爾認為造成大革命首先在法國爆發的原因主要是高速繁榮發展和不平等的同時並存，舊的政治體制已經不能吸收新興的政治勢力，當臨界點打破，舊的體制必然被拋棄。18世紀的法國在社會中存在三種勢力的博弈，貴族階級、新興資產階級和農民。貴族階級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他們享有免稅權等一系列法律特權，農民階級受舊制度壓迫最深，他們沒有享受到多少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福利，反而要承擔不平等的稅收等負擔。新興資產階級雖然受益於經濟發展而獲得了大量財富，但是其本身在稅收等政策上仍然與貴族處於不平等地位，同時新興資產階級也蔑視靠着制度不平等而生存的貴族階級。在貴族階級內部，國王與其它貴族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演變，在舊體制下，國王依靠貴族來間接統治其它階級，因此在國王和貴族階級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當新興勢力出現之後，農民和新興資產階級想擺脫貴族統治，因而二者繞過貴族階級直接與國王形成了聯繫，舊的貴族共和體制已經不需要存在，大革命因而可以如暴風驟雨一般席捲全國，一個表面上民主共和制實質上封建集權的政體在法國建立起來。
法國大革命並未能在法國建立起穩定的民主共和體制，群眾擺脫了貴族統治的壓迫，取得了表面上的平等權利，但是大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很快被集權帝國所取代，君主集權的統治實際並未改變。但是大革命也使得貴族統治退出了歷史舞台，人生而平等的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民眾得以和君主統治開展對話和博弈，為最終實現真正的民主國家走出了堅實的一步。
大革命對我們啟示：今天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經濟財富的重新分配必然導致新興社會力量的崛起，不同的力量將在現有社會結構中進行再次博弈。如何在現有體制內更大限度地去吸收不同的力量，平衡好各力量之間的關係，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可以平穩運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筆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產生的根源在於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表現於結果的不均等，也表現為競爭機會的不平等。在當時的法國無論是從社會發展中受益的新興資產階級還是依舊貧窮的農民實際上都想要改變這種制度，正因為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法國大革命才能夠迅速席捲全國。一種制度能夠長期存在的關鍵在於，這種制度能夠不斷地吸收新的社會推動力，並能夠在全社會依據價值共識建立競爭和分配機制，從而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形成體制共識，凝聚社會發展動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如此才能夠避免革命推動型社會發展模式，以更連續和穩定的步調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後感（三）
永恆的中央集權制度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作者：張寶霖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我的眼裡，是一本不大嚴謹的理論論述作品。較之於其他經典作品，它顯得十分平實樸素。卻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窺歷史上一些真正大事件的真容。因此，我很慶幸，同時也倍加珍惜與《舊制度與大革命》共處的這段時光。得益於托克維爾平實樸素的耐心講解，我才能夠勉強整理出一些關於大革命的鄙陋見解。
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以大革命精神為先驅，將法國社會已久的積弊以一種突然的方式引爆，而其全過程均繫於本書的主線——法國的中央集權，一切角色在本書中出場的原因（由其引出或被其引出）。而這個一切事件的導火索，其形成有其獨特的原因——法國政體的建立方式。以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為對照，相對而言，其各組成地區依然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其國家組建類似於"部落聯盟",包含着強烈的異質化傾向，國王權力以另一種更為平和的方式被行使。究其根本，地理條件（海島）是其得以長期維持的重要因素[1],而法國的中央集權，是其身處大陸的地理條件所要求的，其政治體制、文化性質的同質化趨向不言而喻。正因為如此，中央集權才成其為中央集權。而作者以中央集權為載體，分析封建制度走向倒塌的必然性。
與所有一鳴驚人的偉大革新一樣，在大革命前夕，大多數人都不能將它察覺，但它作為一個事件就這樣突然地發生了，就這樣以它驚人的力量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永久的印象。但是，我們絕不應該將這場偉大的革命當作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來看待，因為這是對歷史事實的不尊重，更是對人民群眾進步願望的惡意忽視。為了擺脫該誤區的困擾，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大革命是人民群眾（資產階級為主）為奪取政治權力而展開的暴力鬥爭[2],同時也是大革命精神的載體。而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也許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排斥及舊社會對新社會的威脅其會妨礙我們在舊歷史與對新歷史之間展開的求真探索，使我們在迷霧中徘徊不前。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幸而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將新舊兩段歷史連接起來，發現根植在那片古老土壤中當今社會的根系，清晰地看見大革命的精神是如何發展壯大的。但是，由於舊秩序猝死，新生的政治參與主體不完全發育，後者的弱小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穩定突然失去前者支撐的社會，然而這卻導致了後者推動的革命其動機以其實踐結果失去控制為結局。這就是本作所揭示的困局。而本書的目的："每當我在先輩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完全失去一然而又極為必要的剛強品德——真正獨立的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事業的信仰——時，我便把它們突出出來；同樣，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過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折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時，我也特別將它們揭露出來，以便人們能夠看清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他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就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局提供一種思路，讓曾被專制制度凍結成冰的、現在依舊冷漠的人們，能夠敞開胸懷，擁抱自由的陽光。作者始終如一地堅持，以數十年的光陰，不忘本我，不渝終始，即使人們不以為然。托克維爾就是這樣向世間表達他對自由的偏執、向這個冷漠的世界大聲疾呼。
[1] 非農業人口的流動性本質地抗拒中央集權的強化、與強大外敵間天然的阻隔。
[2] 針對一切阻止他們達成目的的群體、個人，所以在鬥爭過程中教會勢力受到打擊和鬥爭后教會復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也是可以接受的——畢竟被反對的，是教會擁有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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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貌
大革命前夕，我們能夠看到這樣一幅圖景：專制君主不斷擴張權力，因為客觀條件已允許這樣的想法成為現實，而其自身屬性也要求這樣的想法被付諸實踐。否則，其專制國家將不能保全，其人民將因強權管控的缺失而陷於各自爭鬥導致的動蕩與不安，只因其專制威嚴不能為他們提供方向和安定。與此同時，新的經濟生產方式主體地位在城市的確立賦予了市民們前所未有的力量——這代表着一股新生政治參與力量[3]即將在歷史舞台上大放異彩，主導歷史洪流的前進方向。但就現在的社會情況而言，讓新興勢力掌權是一個絕對的空想，因為他們的社會治理經驗顯得還不足夠，力量也還不足以支撐起整個社會[4]的穩定，所以他們必須等待時機，同時不斷地強化自己。反觀封建貴族，這個古老的階層在社會飛速發展的新時代，卻沒能找到其容身之所，反而逐漸衰落，慢慢枯萎成空殼。但在大革命來臨之前，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並沒有束手就擒的打算。相反，通過他們中一些不凡者的努力，他們了無生氣的階層有了迴光返照的跡象。然而，他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勞。因為歷史的巨輪將滾滾向前，落後者將被毫不留情地拋棄，淪為歷史銀河的一粒星塵，回力無天。
[3] 作為參政主體，資本主義者與城市中產階層的確是新生的（相對而言），畢竟他們是新經濟生產制度產生的（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經濟生產制度）
[4] 人民的社會——一個由人民主導的社會，在這個情況下 ,"人民" 必須作為一個真正共進退的階層掌控社會主導權而不至於使他們中的小部分人在不改變他們整體階層屬性的情況下脫離他們的階層而"替"他們將社會的"合理"秩序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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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階級內部的矛盾
國王、第一、第二階級都是第三階級的壓迫者，同樣享受着第三階級無償的供養，同時又毫無節制地作威作福，盡其破壞[5]之能事。但在他們內部，卻並非是我們想象中的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有着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同樣是無法調和的。其中最尖銳的一對的矛盾，就是國王與封建領主[6]的矛盾。這同樣是新制度與舊制度之間的矛盾[7],是成熟條件下王權擴張與封地制度之間的矛盾——中央（國王勢力）在首都集中處理全國事務的條件[8]業已具備[9],首都的情況——巴黎[10]已經作為專製法國的代表，將全國其他省份置於依附的地位[11],同時也有利於王權的擴張。有利條件的增長伴隨着不利條件的消褪使王權的夢想顯得愈加真實；命運的天平似乎也在傾斜——舊制度的穩定性驅逐了其自身的流動性，使得守舊者與他們可憐的被統治階級一樣，處於各自分裂的不利境地，任人宰割。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舊制度[12]的消逝只是時間問題。但是時間不等人——風暴，在有效的準備完成之前，突然地出現[13].
[5] 破壞生產，破壞和平。
[6] 屬於貴族。
[7] 現在看來，則是舊制度與更舊的制度之間的矛盾。
[8]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交通及通信手段，這就是為什麼熱帶雨林地區難以形成龐大的帝國。
[9] 甚至出現了"御前會議"（專門替代議會為國王提供決策建議，無國家重大決策決定權，對於一些雜務就另當別論）這樣的專制怪胎，相當於中國古代漢王朝時期的"中朝".
[10] "事情由來已久，自中世紀起，巴黎似乎是王國內最大、手藝最巧的城市。這點到了近代愈為明顯，隨着行政事務全部集中到巴黎，工業也集中到這裡。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成為全國活動的主要起源地，法國的工業活動更加收縮集中於巴黎"——摘自原書116頁（商務出版社）。
[11] 這樣空間上高度的聚合所提供的階層聯動性，也是革命在最初內取得進展的有益條件。
[12] 這裡指的是封建領主制度。
[13] 大革命使平民的躁動打斷了王室集權的過程，體現的是平民充分聯動后的能力遠勝於王室，但從本質上看，王室集權與平民革命的動力是一樣的——階層聯動能力的增強。這真是令人驚嘆：這個神奇的因素能夠使國王變得強大，也能夠驅其邁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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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的掙脫
階層聯動能力[14]的增強，使得群眾的力量變得更加難以掌控。聯動能力流動性來源自日益增加其自身權重的交通、信息技術及使勞動階級日益緊密結合併不斷武裝他們的新生的、高效的生產方式；而聯動烈度則是為當時第三階級受到來自統治階層的壓迫而產生的抗逆傾向、長期積累的社會改革成果及繼續改革的動力所提供。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情況越來越糟。首先，城市因為市民天然的聚集、市民實力的增長和自治意識的增強，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管控。正因如此，城市成為平民百姓們逃離封建勢力剝削的去處。此外，當封建農村的分散性不能再為其統治階級提供持續穩定的控制力時，寄生於封建農村的貴族，不僅失去了原來的政治勢力，也失去了國王對其的信任[15].他們逐漸變得貧窮、落魄，只剩下先祖光榮外殼為其遮羞。然而他們依戀不舍的各種特權卻讓他們引火燒身——他們保持特殊的狀態將不為群眾所容忍[16],於是二者矛盾激化。而站在制高點上的國王，十分希望這三方對立的矛盾體中其他兩方互相較勁，而自己隔岸觀火，韜光養晦。但是就現狀而言，其如意算盤打空的結局是可以預見的。因為農民於鄉村反對封建領主的同時，城市中的市民也在向專制君主展示他們的力量。然而，這兩者卻有天壤之別，前者的存在是西歐封建時代的基本特徵之一，時間跨度極長卻無關痛癢[17];後者的產生及其發展卻在短時間內顛覆了反抗事業的狀態，更新了反抗者的形象，更是取得了令歷史面貌煥然一新的進展；這個過程中，他們不斷卸去緊壓在身的沉重負擔，增強自身的力量並不斷強化反抗的自由意識，直至最後將這些無端的欲加之物摔翻在地。而成就這偉大功績的過程，就是偉大的法國大革命。
[14] 由流動性和強度（烈度）組成，可以理解為流動性？強度（烈度）。
[15] 國王不再依賴他們進行統治（相對而言），他們失去了價值，所以國王不會再繼續對他們施予"信賴".
[16] 這樣情形的導致，是原統治階級的力量不能維持原有的統治秩序的結果，所謂"思想解放",只是其表現形式，因為反抗——只能在現實世界中被實踐，再向精神世界施加其影響——思想是無法被壓迫的，所以其"反抗"也是無從說起，要是非要將這兩個令人喜愛的詞語聯繫到一起的話，我們只能這樣理解："反抗"思想為反抗的具體實踐活動提供方向指導和行動借口的在整體反抗實踐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
[17] 弱聯動能力導致鬥爭成功率的低下及無法更新現有制度的可悲現狀，他們是失敗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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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體，相同的中央集權
只要"友好"的國際環境[18]、平和，分裂的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擴張狀態能夠繼續存在，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就能繼續延續他的生命，因為這些因素為它提供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環繞首都的國家精華區，被中央集權制度供養着，不斷增強其於全國的影響力，又反過來對後者的存在施加持續的增益。與此同時，國王不斷穩固自己的地位，不眠不休地頒布有利於其統治的政策[19],隨意囚禁甚至處死任何膽敢輕視王權的人，只要這些行為不至於過火。但現在，幸福時光即將永別——因為國王選擇為"延長生命"而戰，而他原本有機會不讓自己陷入如此境地。維持平衡的條件因為客觀情況的變化、自身增長瓶頸的到達，發生了可怕的質變——階層聯動能力的增強，使得人民在力量的誘拐下，失去了原本溫良恭順的淳樸性情，走上了"反抗壓迫"的不歸路；而這導致的一系列效應中，十分不幸地包括了統治階級擴張狀態的終結，"內部"戰爭的提前到來。這一切輕鬆地將國王曾經的努力化為泡影而又逼迫他做出決斷：延長生命或以另一種形式生存。不像英國人，法國國王在封建君主的歷史困局中，選擇了前者——體現了他既短視又貪婪的本性。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會因某人的失策而易轍，舊制度必將以新風貌再度臨世，因為"統治",這種社會需要沒有錯——以階層分化為標誌的社會"統治"與人類社會同源同體，錯誤在於軟弱的統治者——只要他們的能力不足以維持其權利（權力），就必然發生一些他們最不想看見的事情，只是其具體形式會因為一些"偶然"而產生符合同一趨勢的不同表現形式。
而後，便是我們熟知的——革命君臨人間，以無窮的力量破而後立，其先導大革命精神如同宗教信仰一般，擺脫了以往思想在對象、空間、時間上的狹隘，在人類內心引起鬥爭的共鳴，進而廣布四海，挑動着世界的神經。其急風驟雨般地橫掃一切，似乎將社會原貌完全地改變，擺脫了舊制度留存的一切陰霾。然而，只要構成中央集權政治的要素依然存在，舊制度就不可能完全被逐出法國。古老深根依舊埋藏在現代人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下，只是不再以封建中央集權的形式展示在眾人面前。這就構成了一個現世的悲劇：高尚的自由並沒有隨着偉大的革命而來到人民群眾中間，相反，壓迫以新的形式重新施加其影響，使自由的理想真真實實地淪為笑談。但我們總要追問這不合理的結果，不斷地提出疑問：（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是革命領導者人的墮落？是歷史的嘲弄？還是當時人的想法？然而這些猜想都不合理，因為歷史自有公道，偶然因素無法妨礙其根本規律不偏不倚地發生作用，而這個不能讓人滿意的結果，其產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支撐因素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狀態的結果。虎視眈眈的外國依然是虎視眈眈的外國；革命熱情平息后的人民依然平和、分裂、不知所為、根本無法支撐一個以"自由"為原則的社會；革命洗牌后，統治階層又因新的軀殼重獲生命活力——中央集權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18] 不能夠大規模調動國家力量的國家必然會被能夠這樣做的國家所取代，這是優勢策略的屬性要求的。
[19] 如路易十一曾經成倍地增加封爵的人數：這是貶抑貴族的一種手段；其後繼者更是為獲取金錢而毫不吝惜地受封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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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意義
就革命理想而言，革命沒有完成它的任務。因為對於"自由"來說，這是一個讓人失望的結果。不過如果將它作為一個口號、一面旗幟來談，不能被切實實踐卻是無可厚非的，畢竟其要求的內容根本不可能在一個大的廣度內充分實現。因對於饑渴於自由的人們來說，革命就像高樹樹上稀疏的果實，需要有人作為梯子才能被摘下。然而，就算果實被摘下，也只能解決一部分人的饑渴問題。因為事實上勝利果實不足的問題是不能通過點燃激情來解決的。這樣的境況永遠也得不到解決，人類社會中永遠就只有少數人免於"饑渴".這就是為什麼 "革命洗牌后，統治階層又因新的軀殼而重獲生命。中央集權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不過，令人慶幸的是，就歷史使命而言，革命的任務是完成了的：大革命后的法國進入了由資產階級長期掌控的歷史時期，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革再沒發生，法國的發展也因此搭上了快班車。
歷史就是這樣，有着永恆的法則，不會因"偶然"而改變軌跡，誰都可以希望、憧憬，即使"被"認清現實，但誰要是膽敢阻止它的前進，誰就要被它的巨大的車輪壓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