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后感（一）
毛澤東的期望言猶在耳，隨後一場由他導演的鬧劇在中華大地演變成民族災難。這部影片展示了這場社會混亂，有限度地探討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雖然時光不過流逝了30年，但那段光榮與夢想、混亂與動蕩相交媾的歲月儼然落到了塵埃中，急匆匆奔向富裕生活的人們，來不及停頓腳步，歲月與人生就在紅塵滾滾中趟過。
有時候，就連一點真實都讓人感到難堪，比如面對手上有八條人命的指控，前紅衛兵小將宋要武在片中表白："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電影以展示文革中的一些錄像資料為主，也夾雜着對一些當事人的採訪。然而採訪卻是有明顯缺陷的。比如受訪者均為上層社會的受害者居多，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及其女兒李南央，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女兒劉亭。對施害者的採訪只有在文革中大紅大紫的宋要武。但宋要武卻以為自己比竇娥還冤枉。如果真有司馬遷"究天人之變"的雄心，導演就不能單單隻採訪宋要武，更要讓更多的施害者說說自己的心聲，也更要聽聽那些社會底層被侮辱被損害者的聲音，畢竟被迫害對象的家人甚至本人都還在世。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群人的革命，而是全社會的動蕩，如果要說明白這個革命，就要從全方位的視角去關注，尤其是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畢竟什麼樣的土壤孕育什麼樣的種子，全民癲狂，罪狀不能單單落在"朕躬".
《聖經》說"一代人來了，一代人走了，大地永存；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太陽照常升起。"為了悲劇不在上演，就要究問：悲劇的源頭在哪裡？我想這也是卡瑪導演的本意吧。
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后感（二）
這部長達兩個小時的片子講述的主要是大躍進以及文革時期的國內情況，其中，關於文革的那段記錄讓我頗受震撼。盲目而激進的群眾，手持《毛主席語錄》，在那兒山呼"毛主席萬歲""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人山人海的批鬥大會，人滿為患且又不斷在新建的監獄和勞改所，對所謂"反革命"的抄家……這些都着實令人吃驚。儘管以前就從歷史學習中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因領導人錯誤地判斷黨內形勢、將階級鬥爭嚴峻化而引發的錯誤運動，但是從來不知道原來當時的人們竟是如此的狂熱，甚至狂熱到以毛主席為天。狂熱的群眾相信，因為信奉毛主席，所以那一百多名聾啞兒童終於恢復了聽力，而劉少奇則是人民的敵人，要打倒劉少奇，不要再繼續受劉少奇的迫害，要信奉毛主席，讓毛主席帶領人民繼續革命、繼續造反……這是何其的可悲啊！這場盲目而可怕的運動，吞噬了劉少奇等高層國家領導人，也吞噬了遇羅克等資產階級先進青年；吞噬了一個民族的理智，也吞噬了一個時代的光明。十年呵，有多少個十年可以這樣蹉跎呢！
到1976年的時候，經歷了十年的動蕩，這個國家已經疲憊不堪了，終於，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場運動的錯誤，開始對這場運動產生排斥和抵抗情緒。周恩來總理的逝世為這種情緒找到了一個宣洩口。1975年4月5日清明的時候，人們自發地到天安門廣場為總理獻上花圈，朗誦紀念詩。但是毛主席這時候卻還沒意識到這場運動的錯誤性，他甚至動用武力驅趕廣場上的人們。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毛澤東這位偉大領袖晚年的最大錯誤了吧。朱學勤先生說："當一個人把革命推向了萬歲，他同時也把革命推向了失敗。"這場人們高呼"萬歲"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註定是個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
十年動蕩，十年浩劫，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那些在廣場上、街道上、教室里、甚至是中國共產黨九大的會場上高舉《毛主席語錄》高聲呼喊的人們，他們的理智在哪裡？他們為何是如此的盲目，如此的無知！他們難道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嗎？這讓我不禁想到了前陣子看的一個記錄一位尼泊爾醫生到朝鮮免費治療眼疾的過程的片子，裡面的朝鮮人民也是如此的狂熱，他們聲稱自己失去光明最遺憾的事就是沒能見到他們偉大的領袖，自己如果重獲光明最想做的事是見到偉大的領袖，而他們中最終獲得光明的人，無一例外地都激動而虔誠地拜倒在地上，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高呼"萬歲".這兩個場景是何其的相似啊。失去了外界信息的來源，人們每天所能接觸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帶有明顯灌輸意義的思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樣的人們又怎能不盲目，怎能不狂熱呢。這是人們的悲哀，但卻不是他們的錯誤，他們只是被動地被驅使這樣做吧。也許經過幾十年，曾經的當年那場運動的狂熱者們也已經深深地認識到了自己當年的盲目無知了吧。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做出了錯誤的分析判斷，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健全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來糾正他的錯誤，可怕的是沒有理智的人民來糾正他的錯誤。全民的盲目是何其的可怕，我們的國家禁不起再一次的如此十年。但在民主與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我想我們國家應該不會再來一次這樣的十年了吧。
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后感（三）
對於我這樣的八十年代生人來說，文革是一段顯得或近或遠的歷史，"近"是從時間維度上看，它在我出生的幾年前還進行的如火如荼；"遠"是從思想的維度上看，它是我未曾體驗的歷史因為顯得有些陌生。諸如文革這樣的歷史時段處在一個歷史的尷尬位置，我相信歷史真實的完全顯現需要足夠的時間，而對於文革來說，到今天為止，時間還不夠，所以對於我這樣未曾經歷它的人來說，它仍顯得過於模糊。也正因為如此，任何從各種角度展現那段歷史真實的努力在我看來都是難能可貴的，畢竟，歷史的真實展現需要時間，但是我們不能等，需要很多人去揭示。這部《八九點鐘的太陽》便是這樣一部記錄片，片長近兩個小時，主要展現的文革初期的歷史，而展現的角度對準的是那時的年輕人，那些"八九點鐘的太陽".
那時的年輕人，如今都已步入中年，在鏡頭前他們將過去的經歷娓娓到來，在記錄影像和親歷者的敘述中，講述着他們當年如何參與那試圖"改天換地"豪情事業。"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個容易讓人激動的比喻，而在那種環境的教育和熏陶下，那時無數年輕人無不認為他們將干出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事業來，一步步的他們走入一種極端，他們開始蔑視曾經的師長，甚至拳腳相加；他們與沒有革命精神的父母劃清界限，甚至對落後的親人揮舞着拳頭；他們漸漸將自己視為革命的真正繼承者，從而年輕的人們互相爭鬥，體味着與人斗的"其樂無窮";也有人漸漸被震撼，漸漸懷疑發生的一切，他們迷茫，他們思考，他們中的一些人，如遇羅克，甚至因此現出了生命。過去，我對文革的認識相當簡單，認為那是"四人幫"作惡的結果而已，後來才漸漸發現一場運動下表現出的更紛繁複雜的內容。而這部記錄片的切入點更易吸引我，因為我也正是一個年輕人，也正處於理想主義的年齡，所以那時的青年跟我也是一種或近或遠的感覺，和他們一樣，我也有着理想與激情，但是在那段歷史背景下，那種充滿了暴力的激情離我又太遠，太陌生，但是誰又能說暴力激情的因子沒有在我心中潛伏。
如今，僅僅指責他們昔日的"暴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更應該反思原因，就如這部記錄片試圖展現的一樣。其中一位敘述者講述了她的一位朋友的思想演變，在她心中，朋友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但是朋友卻面對暴力卻由起初的遲疑，到參與，進而"上癮",甚至到了打人打的胳臂腫了才罷休的地步。為什麼一個好人會對他人大打出手，過去我還會對這些人的"殘忍"充滿指責，但是今天我發現自己底氣不足，試想如果我身處那樣的環境，從小受對敵人要"冷酷無情"的教育，而很多人告訴我面前的這個人是個罪大惡極，死不足惜的"敵人"時，我能無動於衷嗎？他們做了，因為受暴者是"敵人",對"敵人"的"冷酷無情"是一種"美德".有些人的參與又顯得身不由己，比如那位給毛主席帶上紅袖章的李彬彬，毛一句"要武嘛"幾乎改變了她一生，第二天就有報紙冒用她的名義發文表達了改名李要武堅決革命的決心，緊接着，李要武的一系列"革命壯舉"又在民間廣為傳頌，她成為了一種符號，而她本人面對此只能默認，不像今天，那時沒有什麼名譽權的概念，只有奉獻，只有為革命奉獻，我想那段歷史給李彬彬帶來的是很大的傷痛，以至於她在受訪時不敢以面示人。
這部記錄片的表現手法上一個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將史實影像與當時的樣板戲交替出現，正如配音所說的，現實中，中國大地上的苦難日漸加深，而舞台上，中國卻日漸光明，這樣的反差很有諷刺效果。也正是懷着對美好中國的憧憬，很多當時的青年踏上了周遊祖國的歷程，他們遊歷了祖國的大江南北，目睹了山川的偉大和人的渺小，使曾經要改變山河的激情變得冷靜；他們目睹了中國百姓仍然貧苦的生活，對歌舞昇平的宣傳產生了懷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革命的狂躁中，曾經打倒他人的人，轉眼間又被打倒，年輕人們在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間不停的轉換着角色，在那動蕩的歷史中，這樣諷刺的事情一再發生。
該片對文革後期的歷史匆匆帶過，因為文革進程和結局不是它的重點，它更多還是在於對那時青年的心路和經歷的刻畫，在年輕的歲月里，他們把青春獻給了曾經以為光輝燦爛的事業，到頭來卻發現做錯了許多。文革結束后，他們又都回歸了平凡的生活，不知他們回憶起昔日的歲月是何滋味。作為未曾經歷那段歷史的人，我要感謝那些通過書籍，受訪，影像等形式反映那段歷史和自身心路歷程的人，他們讓我更多的了解那段歷史，思考那段歲月，這很有必要，不要以為過去的將永不再來，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相似的歷史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這也正是反思歷史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后感（四）
由卡瑪攝製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九月二十四日在華盛頓上映時，我去看了。讀了樓蘭的觀感（見cm0310b∶"我們曾經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想再多說幾句。
那天的觀眾是華洋摻半，對於電影的題目"八九點鐘的太陽",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點費解，不懂為什麼要起這麼個名字。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卻用不着解釋，誰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那是偉大領袖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說的話。確實讓那個時代的青少年，如樓蘭所說的那樣，"豪情滿懷熱血沸騰".
但是這個電影並不是為當年的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的，據筆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裡面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里的幹部子女為中心。他們有的是紅衛兵運動發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紅衛兵。可以說，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幾個月里，是人們心目中最有資格被稱為"八九點鐘的太陽"的人，顯然，他們自己心中對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這世界是他們父輩的，因此也是他們的。江青在當時一次集會上確實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稱為"小太陽".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的標題是起得很合適的。至於卡瑪，雖然是個洋人，卻是長期在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美國人韓丁的女兒，她本人就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同這些電影里的人有着同樣的成長過程和經歷，由她來拍這個電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別的不說，光是請那幾個老紅衛兵在影片中出場，不屬於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就很難做得到。
這件事的難度可以在這樣一個事實中看出來∶出現在電影里的兩個名氣最大的紅衛兵——"紅衛兵"的發起人駱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門城樓給"心中的紅太陽"帶紅衛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銀幕上雖現身卻不露臉，觀眾能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看到他們的姓名，但只能見到他們遮黑了的身影。在映完后的觀眾提問中，這成了一個重要話題，卡瑪的解釋是，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說，名字已經無可挽回地寫進了歷史，但他們不希望今天的人們見到他們時聯想起那一段歷史。
"千呼萬喚始出來",勉上銀幕猶遮臉。這說明當年那一段歷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壓在他們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國觀眾，聽駱小海在影片中說，他們當時成立紅衛兵原因，是對學校的領導不滿，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們又聽宋彬彬說，她在毛澤東接見后改名為宋要武，並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而是報社的記者越俎代庖強加給她的。他們不懂，難道為了這樣的事就要採取這種同歷史一刀兩斷的決絕態度？這些提問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歷史要遠比這複雜得多，豈是電影里的三言兩語說得盡的？紅衛兵一旦得到偉大領袖的稱讚，就不再是你駱小海的教改小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為御賜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萬"革命小將"的尚方寶劍。以此為發端，產生了一連串顯然不是駱、宋能夠預見和控制的事件∶破四舊，大串連，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以及"紅色恐怖"籠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這一連串血淋淋的名字，有點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樣一句話。這一切，構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筆者猜想這才是他們要同那一段歷史劃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們對這一段歷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這一張死者的名單後來竟然把劉少奇、賀龍、陶鑄這樣一些名字也"發展"了進去，這就使"小太陽"們對這一段歷史的回憶不僅沉重，還交織了受騙上當的難堪和憤怒。電影通過"牛虻"來表現這種受騙后的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說里的主人公，一個意大利的革命黨人，卻被最受他敬愛的神父（實際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賣。《八九點鐘的太陽》多次引用了蘇聯電影《牛虻》的鏡頭，並且讓劉少奇的女兒劉亭出場，十分貼切地反映了這些高幹子女經歷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強烈得多的受騙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紹，一九七二年，在劉少奇的子女上書要求見獄中的父母時，那個稱他們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毛伯伯，平日里談笑風生，卻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訴他們："父親已死",這時離劉少奇在開封死去已有三個年頭。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劉亭和她的兄弟姊妹們，同電影中出場的其他幾個幹部子女一樣，都是各自學校里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在工作組撤出學校之後的兩三個月里，他們是各個學校文革運動的主宰，簡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後不過六年，當年還唱着："忠於革命終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如今自己的爹卻早已見了閻王，娘也在鬼門關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親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對當年被斥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學？如何面對那些被送去見閻王的老舍、卞仲耘的親屬？真應了偉大領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間正道是滄桑".
如果說電影把第一批的紅衛兵比作受騙的牛虻，那麼"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給青年們戴上"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桂冠的毛澤東。不過要說他老人家當時就存着欺騙利用之心，恐怕也沒有那麼英明。那時反右運動剛剛大獲全勝，"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云云，無非是江山初定，傳諸萬世的躊躇滿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況就不同了，"三面紅旗"的失敗導致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在當年一月份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月份，劉少奇又當著毛的面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從此下了除劉的決心。用他後來的話說，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藉助鍾馗的。毛澤東的第一個"鍾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力排眾議替他解圍的林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鍾馗。毛曾經試探過羅瑞卿，私下問他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你講不講得出來？"羅回答說："我怎麼講得出來？恐怕永遠也不可能講得出來。"連羅瑞卿這樣的近臣親信都不願意替毛辯護，可想高級幹部中像林彪這樣有自覺性指鹿為馬的人不多——這些人都經歷過剛過去的"三年困難時期",知道災難的原因在哪裡。"鍾馗"失於朝而求諸野，他只有到剛剛進入懂事年齡的人中間去找。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對剛過去的災難沒有太深刻的記憶，有記憶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為真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他們正是最理想的"鍾馗候選人".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封閉社會，記憶只能選擇性地由上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幾年工夫，不利於統治者的記憶就抹得乾乾淨淨。
但是要讓這些候選人為他所用，毛知道還要花一點功夫。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初發表對毛遠新和王海蓉的"春節談話",內容是教育改革，反對"把學生當作敵人",主張在選課、考試等方面給學生更多的開放和自由。同時，他還提出全國的大學生伙食標準提高三元錢。這些意見不能說不對，但是他不通過政府部門去制定方案實施，甚至拋開本應該"領導一切"的黨中央，而是從"二線"走到台前直接把話講給學生聽。一篇家常談話，他便讓全國的大中小學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學生的要求，而且一切關懷和恩典都出自他個人。他不能讓未來的"鍾馗"們去感激那些註定要成"鬼"的人。
而對那些"小太陽"來說，毛還有額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雖說這是他為日後整"走資派"埋下的伏筆，但在當時的學校中，則體現為越來越講出身的"階級路線",其效果是在升學，入團，入黨和提乾等方面替這些幹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競爭對手。這無疑激發了這些"八九點鐘的太陽"對偉大領袖"最最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電影在探索紅衛兵一代人對毛的狂熱崇拜時，花了許多鏡頭重現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片斷，以強調文藝作品對這代人思想的影響，然而對於隱藏在背後的利益因素則幾乎沒有着墨，這不能不說是電影的一項缺失。
畢竟，思想灌輸的影響是敵不過利害得失的。所以當後來文革進行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毛的"階級鬥爭"露出了"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真實面目時，這些"一論","再論","三論"造反精神萬歲的人一個個都成了保爹保媽的"保皇派".他們如"牛虻"大夢初醒，把怨恨發泄到那個稱他們為"小太陽"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戰鬥隊改名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時節，老紅衛兵們絡繹於途，涌到八寶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們訴說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筆者就讀的中國科大當時和八寶山相鄰，有一天校園裡出現了一張"反標"∶"擁護劉少奇立即召開九大，老毛你敢嗎？"——"牛虻"把矛頭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過這時"神父"已經不在乎他們了，他已經有了另外一支真正願意打鬼的"鍾馗"隊伍，那就是所謂"造反派紅衛兵".毛招募這些"鍾馗"的辦法是替他們平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時間裡"加於他們的各種反革命帽子。於是"造反派戰士最愛毛主席"的歌聲響徹雲霄。這批"鍾馗"們——主要是大學生中的造反派紅衛兵——不負所望，一心一意為他實現了打"鬼"的目標。他們後來也遭到貶斥和拋棄，但情況同中學生中的老紅衛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國曆來的老戲"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對"鍾馗""輪"着加以使用的天機。
大學生紅衛兵當中也有覺醒者，儘管為數不多。大學生思想深一些，閱歷廣一些，這些覺醒者，不像中學生中的老紅衛兵那樣是因為自己的老子成了運動的打擊對象，而是看到了毛髮動文革的真正動機。他們中的一個代表就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朱成昭。現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領袖"都是指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其實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早期領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當時的名聲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後朱成昭這個名字便消失了，換上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賓。其中原因，據當時流傳的故事說，是因為當時地院"東方紅"從四川把彭德懷押回北京，紅衛兵的頭頭們在大會批鬥前秘密預審彭德懷，彭將自己同毛在廬山會議上交惡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竟然說服了朱成昭等幾個人，使他們幡然認識到，文革的源頭是批判《海瑞罷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懷，毛髮動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堅持自己的"三面紅旗",掃除一切同情彭德懷的領導人，消滅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還同另一個造反派學生領袖葉向貞（葉劍英的女兒）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派人抓了回來。據知情人說，實際情況是，朱是調干生，對大躍進以來的中國社會現狀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懷的一席談話只不過是印證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懷疑而已。葉向貞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在文革后似乎還出來拍過電影，朱成昭則不知所終。
這是一則很少被人們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澤東從朱成昭事件中警覺到，上一代人的記憶如果傳給下一代將會發生怎樣的事，這正是他最害怕發生的，也許從此看出了大學生的"靠不住","知識越多越反動",決定用更加愚昧和聽話的"工人階級"來領導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內外的文革研究者深入發掘，讓這一段歷史不致因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沒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