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家，國家的我們

　　前一段時間，由於日本野田佳彥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單方面的一系列的錯誤的行為，致使倆國之間的外交，經貿關係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政府多次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和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伴隨着國內各大城市大規模抵制日貨，抗議遊行浪潮的進一步升級，出現了一些激進的，打砸搶燒的惡性現象，顯現出來了一系列國民素質的問題，人們在看到民眾的強大的愛國主義力量對日本的經濟，文化反制等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看到了盲目的愛國主義所導致的一系列違法犯罪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國民的文化素質的缺失的問題，還有甚至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利用人們的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緒，獲得不正當的利益，擾亂社會的安全秩序。到頭來，愛國熱血者被忽悠的暈頭轉向，甚至由於為此觸犯了法規，愛國情緒受到嚴重打擊，以致可能會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對愛國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設想，若人人都有這樣的懷疑，這樣的結局，無疑，對於國家和自己，都是重大的損失，若這樣的思想和行為伴隨着我們未來即將成為共和國的主導群體的這一代的到來，必將在與世界其他族群國家的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由此可見，探討如何理性愛國是十分必要而急切的。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用這次的愛國熱潮和五四運動做作比較。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上，協約國打敗同盟國，世界勢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作為協約戰勝國希望藉此實現民族獨立而權利卻被忽視踐踏，以及國內，自清朝後期西方的思想衝擊東方文明后，以思想活躍的學生青年為主的新勢力強烈渴望國家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對民族生存命運的擔憂［參看電影《建黨偉業》］。到後來，這群熱血愛國者懷着各自的夢想，為了國家和自身命途的擔憂，在掙扎和相互間的鬥爭之中殘酷的實踐，用了30年的時間，實現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參看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進而為在實現主權獨立的前提下，進行了將60多年的殘酷的探索，榮耀的奮鬥，才使中國在失去大國地位100多年後，重新得到了能在世界格局中搶到主導世界話語權的機會。

　　二戰後，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產生於工業革命時期的老牌帝國逐漸退居了次要地位，新一批的勢力重新上台，出現了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對立陣營，產生於民族存亡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國家政權，在蘇俄對立時期，中國在倆者間徘徊，尋求國家生存的空間。直至上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坍塌（例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出現了美國主導世界話語權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中國的生存發展空間也變得大了起來，改革開放，我們放棄了幾十年內耗的階級鬥爭為主的國家策略，開始面向世界，在世界大環境中尋求發展的機遇。改革開放的30年後，中國的經濟總量在100年後超過了日本，處在傳統農業化國家向現代工業化國家轉型，經濟結構大調整，政府職能體制大轉變，社會思想文化大變革的機遇期，同時也是一個挑戰期，社會各個方面的矛盾逐漸爆發，在十八大后，新一批國家領導上任，顯示出了改革的鋒芒（例如，習近平重走鄧小平南巡之路，軍隊戰略進行調整），對中華民族而言，我們已經錯過了幾次全球工業革命發展大好機會，如果，此次機會錯事過去，可能永遠不會再有了。所以，站在民族復興的十字路口上，尤其是出生在世紀之交的大學生一代，認清國家民族的現狀，以及國家和我們自身的關係變得尤為重要。

　　那麼，如何理性的愛國呢

　　首先，認識到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競爭的殘酷性和無情性，努力的發掘自己對集體和國家的認同感和對世界，國家的發展大體方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盲目隨從，與國家領導者保持基本一致性。其次，認清楚國家民族的現狀，在認清現狀的基礎上，正確的把握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相信黨中央的前瞻性，在適當的時候，通過現實合理的渠道向政府管理機構提出自己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的建議和意見，盡自己的作為社會一份子的義務。再次，努力通過學習甄別體驗不同思想和技術加強自身素質的建設，認識完善自我和幫助他人提升潛能，為扮演一個合格的社會公民角色努力和為民族的發展和有一日重新奪取世界話語權而盡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