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態的靈魂和畸形的革命——讀魯迅的《阿ｑ正傳》_3000字

　　中篇小說《阿Ｑ正傳》是魯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評論得最多的一部小說。在國外，它被翻譯成許多種文字出版；在國內，一代一代的讀者都歡迎它，阿Ｑ的名字家喻戶曉，幾乎無人不知。它為什麼能獲得這樣大的成功？

　　首先當然是阿Ｑ這個人物。魯迅曾經說過，在寫《阿Ｑ正傳》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經在他心中醞釀了好多年了。他所以從事文學，就是要喚醒昏睡的大眾，因此，向讀者描畫出我們“沉默的國人的魂靈”，以此來促使人們反省自身，掃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會成為他的夙願。在《阿Ｑ正傳》之前魯迅寫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都像是在給《阿Ｑ正傳》作準備。譬如《葯》，就是用一種極為尖銳的方式，揭露了農村中一般民眾的麻木相，而這正是《阿Ｑ正傳》中未庄和縣城裡居民的普遍特徵。至於《風波》中的那位趙七爺，更活脫脫就是一個未莊裡的趙太爺。所以，阿Ｑ這個人物是和魯迅筆下的其他農民形象，譬如《風波》里的七斤和《故鄉》中的閏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產生於那種想要描繪某個具體人物的衝動，也不是作者為了製造某種氛圍而虛設出來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說，它其實是魯迅對病態國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結晶，魯迅是要用它來顯示“愚民的專制”的真相，在魯迅心目中，阿Ｑ正是無數麻木愚昧的中國人的代表。

　　阿Ｑ非常窮，窮得只剩一條褲，甚至連姓名都沒有。但是，他的可悲卻主要還不在物質生活條件的被剝奪，而在於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壓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層，什麼人都能欺負他，可他卻並不在乎，常常好像還很得意——這裡的關鍵，是他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勝利法，分明挨了別人的打，他卻想：這是兒子打老子；分明是別人借亂搶走了他賭贏的錢，他卻在憤怒之中掄起巴掌打自己一個耳光，彷彿是在打別人一樣。就是受了再厲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類似這樣的方法轉敗為勝，最後就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都是精神勝利法，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徵。

　　仔細分析起來，阿Ｑ這精神勝利法是包含了好幾個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壓，不敢真刀真槍地反抗；其次是惱恨，雖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壓產生的惱恨卻依然存在，必須要用某種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為不敢向外界報復，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這辟解的唯一辦法，就是對現實閉上眼睛，用想象的勝利來安慰自己；最後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維持，只有藉著自欺迅速忘卻惱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復平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興起來。這就可以看出，貫穿阿Ｑ這精神勝利法的全過程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種遭受壓迫之後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視這壓迫的奴性。在阿Ｑ的惱恨中，本來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這萌芽要長大，卻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惱恨必須進一步發展成為憎恨和報復的衝動。可現在阿Ｑ卻把這惱恨改變成為自我欺騙的動力，這就泯滅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說，阿Ｑ的精神勝利法是被壓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藥的一種精神病態。

　　在阿Ｑ身上，除這精神勝利法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現。譬如他對女人的那種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蔑視，譬如他那種到更弱者身上去發泄惱恨的劣習，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卻去調戲小尼姑，等等。如果說小說對阿Ｑ精神勝利法的集中刻畫，已經證明了魯迅是要借阿Ｑ來刻畫國人的靈魂，那麼阿Ｑ身上的其他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態，就更進一步證明，魯迅的確是完成了他的創作意圖，把阿Ｑ寫成了整個民族精神病態的典型。他的精神狀態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國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種種奴隸意識，近代以來隨着社會半殖民地化而產生的許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動而又透徹的表現。難怪《阿Ｑ正傳》一出版，社會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為魯迅是在專門諷刺他。這種強烈的反應正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小說成功的原因。正因為魯迅把我們國人的病態靈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來，只要這病態尚未根除，《阿Ｑ正傳》就仍然能強有力地震撼讀者。

　　魯迅寫阿Ｑ，當然是為了刻畫民族的精神病態。但是，他把阿Ｑ和整個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後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來描寫，就使未庄的變遷和阿Ｑ的遭遇同時還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義，那就是以一種概括的方式表現出辛亥革命的實際情形。這雖然不是小說的主要價值所在，但由於在當時的文壇上，還沒有人能以這樣透徹的筆力描繪出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因此，《阿Ｑ正傳》的這一部分也就還是具有了相當重要的價值。

　　小說的第七章，一開頭就講到辛亥革命，講到半夜裡一隻大船，載着城裡舉人老爺的財物靠上了趙太爺家的河埠頭。這個細節意味深長，它是一個暗示：革命一起，城裡的老爺們便要到鄉下的趙太爺們那裡去找依靠，這就說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構成了中國各級專制的統治基礎，倘若趙太爺們在未庄的權威依然如舊，那城裡形形色色的舉人老爺也就不會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樣呢？當革命的消息剛剛傳到時，趙太爺們着實驚慌過一陣子。當阿Ｑ大聲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時候，趙太爺竟怯怯地迎着低聲叫他“老Ｑ”，趙白眼們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風，就彷彿真的乾坤倒轉，轉到阿Ｑ來執掌生殺大權了一樣。但是，這實際上卻是一種錯覺，就像阿Ｑ當天晚上在土谷詞里所做的那個美妙的夢一樣，都不過是一種幻覺。真實的情況是，趙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結起來，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龍牌，順便發一筆革命財，偷去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一面又由假洋鬼子進城去，花四塊洋錢買來一個自由黨的徽章，搖身一變成為革命黨了。而那昨天還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罵，不準革命，依舊像從前一樣被趙太爺們踩在腳底下。

　　既然未庄是這樣，城裡也就可想而知。從小說的第八章開始，作者就寫到城裡傳來的消息，說是知縣大老爺，舉人老爺和老把總全部換了名目，維持原狀，依然是他們在執掌政權。而到第九章里，更寫到阿Ｑ被抓進城去，當作強盜槍斃了。這就是辛亥革命的嚴酷的真實，除了剪辮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還是老樣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Ｑ的殺頭自然是一例，而那與阿Ｑ同牢房的農民的訴說（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就更是一個有力的暗示，說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後，專制勢力是如何變本加厲地盤剝人民。

　　這是魯迅的又一個成功之處。他把未庄寫成了全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阿Ｑ的遭遇更成為了無數貧苦農民苦難命運的象徵。辛亥革命似乎給他們帶來了希望，但這希望很快就歸於破滅，隨着舉人老爺的重新上台，阿Q們的苦難反而愈益加重。這並不是魯迅看問題過於陰暗，而是因為在未庄，沒有人能對趙太爺構成真正的威脅。在這方面，作者對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畫是極為深刻的，當農民尚處在種種精神愚昧的重壓下面的時候，突如其來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變他們，並進而從他們那裡獲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魯迅在寫完《阿Ｑ正傳》之後說過，今後倘有革命，就還會有阿Ｑ式的革命黨。而他在《阿Ｑ正傳》里已經寫得很清楚，只要廣大農村還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黨，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阿Ｑ支撐着趙大爺的專制，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當革命爆發之後依然是如此。在《阿Ｑ正傳》中，對阿Ｑ的精神病態的刻畫是和對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的揭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惟其對前一方面的刻畫非常深刻，對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樣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達什麼思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將要採取怎樣的表達方式。既然魯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畫出整個民族的精神病態，他實際上就是把阿Ｑ當作了一個象徵。因此，象徵的形式就勢必會成為貫穿整部《阿Ｑ正傳》的一個基本的因素。事實上，不但阿Ｑ這個人物是象徵，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趙太爺，尤其是那個小Ｄ，以及小說結尾那些嘆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帶有很大的象徵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國農村的一個極其真實的縮影嗎？

　　既然魯迅要借用一個人物來表現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態，就勢必得運用誇張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許多遠非他個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負，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現他身上的那種具有極大概括性的心理特點。這在小說對阿Ｑ那種種精神勝利法的表現的刻畫當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是“兒子打老子”，還是自己打自己嘴巴，這樣的行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實，顯然是經過了作者誇張的處理的。倘說它們真實地表現了中國人的精神病態，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徵的意義上，而不是就這細節本身來說的。再譬如假洋鬼子這個人物，他的言行也明顯是用了漫畫化的筆法描繪出來的，因為魯迅也同時是把他當作一個象徵，要用他來暴露當時的許多投機的革命黨。可以說，象徵意味越是濃厚的人物和情節，小說在描寫的時候，就越是頻繁地使用誇張的手法，阿Ｑ和假洋鬼子是這樣，小Ｄ和阿Ｑ的那一場“龍虎鬥”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後的許多作品中，魯迅都是用寫實的白描的手法來刻畫人物，可在《阿Ｑ正傳》中，他卻大量使用了這種大幅度的誇張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是把阿Ｑ和未庄當作愚昧的中國人和封建農村的象徵來描寫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

　　（此文原載於王曉明隨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