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闇公那裡想到的

　　對闇公的感性認識，在多年前就已留下難忘的記憶，對闇公精神的理性認識，卻總沒有止境，每讀一次關於闇公的篇章，每理解一次闇公那久遠而刻骨銘心的戰鬥故事和英雄情結，心裡總會升騰起對他的無限崇敬，總會感到闇公他是一座永恆而永遠也讀不完的豐碑。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許許多多優秀的民族魂寶中閃耀着光芒的一人，他用他那堅貞不屈的意志，視死如歸的氣節和“人生如馬掌鐵，磨滅方休”的千古精神，壯烈而慷慨地大寫了生命的無尚光榮和可歌可泣的獻身主義精神。闇公一生僅僅29個年輪，短暫而偉大的一生走過了傳奇，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戰鬥歷程。在歲月的旋律中，在生命的意義里，他把奉獻的精神描繪得刻骨銘心、深情深沉，他把忠誠的信念譜寫得激昂高亢、熱血沸騰，他把赴死的決心表白得鐵骨錚錚、悲壯落淚，他像一道閃耀的流星，光茫萬丈地劃破歷史的長空，為世人留下永不磨滅的記憶和傳承千古的精神，還有我們對他永遠滿懷深情的崇拜和紀念。

　　闇公雖去，精神卻長存，闇公雖去，財富卻永生。那無私奉獻的精神，那憂國憂民的情懷，那視死如歸的氣節，那英勇慘烈的就義，於歷史是財富，於今時是財富，於將來也是財富。在這個追逐財富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追求某種財富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追求某種財富的權利，這沒有異議，實屬正常，無可厚非。但我們在追逐某種財富的時候，似乎總是忘記去收割那些播種在歷史和歲月的長河裡，被日晒着、被雨淋着，被歲月塵封、被心靈淡忘的財富——精神財富。是的，精神財富非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也比不上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也非許多數人渴望的財富，更確切地說，精神財富只是一種信念或理想，一種精神或價值，只供歷史和世人去瞻仰銘記或發揚傳承，而不能用作交易的貨幣。而物質財富卻可以用作生活與生存，用作我們去完成我們一切想要的東西的購買與交換。兩種財富，各自的用處不一致，一種可用作購買或交換，一種卻只能用作記憶懷念，用作瞻仰銘記。所以，追逐物質和精神兩種財富的人自然地成兩極分化之勢，成為一邊倒的風景。這是客觀的現實。誠然，對物質財富的渴求是十分正常、十分符合人之常情的舉動和心理，更何況這是一切社會向前發展、向前邁進所需。

　　但我以為，物質和精神兩種財富都該渴求，即便那種可以購買的物質財富更實在許多，但我們也不能放棄那不能用作購買的精神財富的追求。在今天這個商業化、物質化日益透明的時代，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日益為追逐所累的社會，芸芸眾生更看重的、追逐更多的是可以用作購買與交換的物質財富。是的，社會前進的步伐，絕對需要物質財富的積累，絕對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引擎。但客觀地說，只注重對物質財富的追逐，這會造成我們這個社會精神財富的缺失，而精神財富缺失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即便無害，但也一定無利。更何況，兩種財富過於懸殊，就好比這個社會的貧富過於懸殊，終久會出問題。

　　我也以為，兩種財富對我們個人，對我們國家、民族都是必不可少的，對個人而言，兩種財富都很富有的人，一定能造就一個人輝煌的成就或光輝的業績，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兩種財富加在一起，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振興和崛起的資本。一個國家的富強，一個民族的振興，不是幾句豪言壯語鋪就而成，不是一腔熱血揮灑能定，而需要實實在在的強大的硬實力，需要真真切切的深厚的軟實力。這兩種實力的結合，才是真正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振興的資源和力量源泉。而兩種實力卻需要兩種財富去創造，一種用作購買或交換的物質財富能夠為我們創造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強大的軍事力量這種硬實力，一種用作瞻仰銘記或發揚傳承的精神財富卻可以為我們創造信念理想，創造主流的民族文化、民族價值、民族素質和民族精神這種軟實力。兩種實力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振興崛起而言，缺一不可，兩種財富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振興崛起而言，缺一不可。

　　我還以為，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幾十年前的腥風血雨，其實就在並不遠的那些時日，不要忘卻，別去淡去，那些激烈慘烈的戰鬥故事，那些悲情深情的英雄主義，那些沉重厚重的英勇犧牲，那些動人感人的奉獻精神，永遠應該記憶，永遠需要珍藏，也永遠值得傳承。因為今天的美好河山來之於他們，今天的幸福與安寧來之於他們，今天的許多東西來之於無數人的浴血堅持，來之於無數人用血肉之軀廝殺拚命的鐵骨錚錚，來之於無數人拋家捨命的奉獻柔情，來之於無數人的無數顆摯誠忠貞的碧血丹心…

　　而今天我們大力倡導的闇公精神，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深厚博大的精神財富寶庫里一朵璀燦奪目的奇葩。所以，我更以為，即便我們不去把那些當作一種追求的財富，卻該以一種感恩的姿態，以一顆感恩的心靈，去真摯懷念，去真誠銘記，去真心傳承…

　　附：闇公（楊闇公），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四川黨團組織主要創建人和大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重慶革命領袖，與第四任國家主席楊尚昆是同父異母兄弟。楊闇公（1898－1927），名尚述、尚達，字闇公，又名琨，重慶潼南人。1917年，東渡日本，求救國救民之道，回國后與吳玉章等在四川從事建黨工作，1924年1月秘密組織“中國青年共產黨”。1925年，自行取消中國青年共產黨，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重慶團地委組織部長、書記。創辦重慶中法學校。1926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首任書記，領導四川國共合作。后兼任軍委書記，與朱德、劉伯承、陳毅共同發動領導了順瀘起義。1927年“三·三一慘案”后不幸被捕。面對軍閥的利誘和嚴刑，堅貞不屈，受盡折磨，壯烈犧牲。他以生命和熱血實踐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如馬掌鐵，磨滅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