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佛教傳播記

　　鄂州乃楚鄂故地，吳都古城。其地襟江抱湖，山青水秀。歷代名僧高道，皆雲集於斯。自佛教在鄂州傳播后，鄂州成為一個著名的宗教文化勝地。

　　（一）

　　佛教之傳入鄂州，始於漢獻帝末年月支僧支謙入吳，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

　　支謙是最早將佛教傳播到東吳武昌（今鄂州）的外國僧人，據梁·慧皎《高僧傳》記載；“支謙，字恭明，名越，本月支人，來游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支謙博覽經藉，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帝末年，天下大亂，北方流民紛紛避難於吳。“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末行。”支謙進入東吳后，“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矅諸人共盡匡益。”支謙見佛教已盛行中原，但佛經多為梵文，傳播不便，便利用自己精通多國文字的優勢，將眾經譯為漢語。他從黃武元年（公元222年）開始，至建興中（公元252-253年），三十餘年共譯佛經傳說有《阿彌陀經》《法句經》《維摩經》等四十九部，所譯經文“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很快便“皆行於世。”黃武元年，即公元222年，孫權於是年將東吳統治中心從湖北公安遷來鄂縣，取“依武而昌”之意，將鄂縣改名武昌（今鄂州）。而支謙譯經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可見支謙入吳后，其佛教傳播當以武昌為發端。其佛教傳播及翻譯佛經的活動，在最初時期是以今鄂州為主要傳播地的。支謙從漢獻帝末年即公元220南下入武昌，至嘉禾元年（232年）前往建業，在武昌從事佛教傳播活動達12年之久。

　　支謙來武昌之後的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天竺僧人維祗難與同伴竺律炎又一同來到武昌，進行傳教譯經活動。最初，他們以翻譯《法句經》為主。據《高僧傳》記：“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炎亦末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樸質。”後來，他們與支謙共同合作翻譯《法句經》，支謙為之作序並校注。

　　孫權遷都建業后，名僧康僧會見“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赤烏十年（公元248年）初達建業，榮立茅茨，設像行道。”孫權召見康僧會後，嘆其法道高深，為之建寺，號建初寺。此為中國南方興建佛寺之始。康僧會在建業譯有《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等，還注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對東吳佛教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東吳孫皓為帝時，欲毀佛寺，康僧會為之亟說正法。孫皓還都武昌，康僧會等一批高僧亦隨之遷徙於武昌，繼續從事譯經說法活動。吳天紀四年（公元280年）四月孫皓降晉，九月康曾會構疾而終。

　　東吳之時，佛教以武昌為發源地。不僅在歷史文獻中有明確記載，在近年的考古發現中也得到了印證。據楊泓先生在《跋鄂州孫吳墓出土陶佛像》一文中介紹：“鄂州孫吳墓中，亦常出土有與佛教造型藝術有關的遺物，諸如以佛像為飾的青瓷器，有熏酒樽以及唾壺，以及飾有佛像的佛像鳳青銅鏡，這些發現，不斷引起學者的注意。”據考古發現，1992年，在鄂州石山鄉塘角頭村南發掘的第4號孫吳墓，墓中放置有一尊佛坐像。1956年在武昌蓮溪寺孫吳永安五年校尉彭盧墓中，出土有鎏銅飾片，其上鏤刻有立姿菩薩裝佛像造像。湖北鄂州五里墩孫吳墓中出土的銅鏡，也飾有坐於蓮花台上的佛像。考古的發現，說明東吳武昌建都后，佛教不僅在官方得以傳播，而且已開始在民間傳播。據光緒《武昌縣誌》載，傳說東吳寺院遺址有四所：其一為昌樂院。“昌樂院在縣南六里，漢建安二十五年孫權作寺。有二浮圖，東有戴淵記，西為謝尚立石。宋初廢。其地為武昌鎮，今鎮亦廢”。其二為惠寶寺。“惠寶寺在縣東，世傳孫亮潘夫人建。梁大同間，邵陵王蕭倫撰碑。久廢。”其三為寶寧院。“寶寧院在縣東一百八十步，世傳孫吳建都時立。”其四為天龍庵。“天龍庵在縣東南十里，土名天井坳。吳孫權憩此，名曰天龍。”《湖北文化史》一書認為：東吳昌樂院和惠寶寺是湖北最早的寺廟。

　　（二）

　　佛教從東吳時傳入鄂州后，至東晉時開始勃興。晉高僧慧遠在寒溪寺創立佛教凈土宗則標誌着佛教在鄂州的興盛。

　　慧遠，本姓賈氏，雁門婁煩人。少為儒生，博覽群書。“博綜六經，尤善庄老。”后因避難南下，從道安法師出家。晉寧康年間（公元374-376年），慧遠從襄陽離開道安，前往荊州等地。晉太元初，慧遠途經武昌（今鄂州），見武昌山清水秀，遂掛單于西山寒溪寺。旋因寒溪寺寺小場窄，又辟吳王避暑宮建西山寺，並在此傳播佛法。他所創立的佛教凈土宗即發源於西山，形成於廬山。慧遠取《阿彌陀》、《觀無量壽》等佛經為準則，專門提倡稱念佛號的“南無阿彌陀佛”，以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凈土佛國，被後世稱為凈土宗的初祖。南懷瑾先生稱：“慧遠大師凈土宗的建立，可以說是形成中國佛教的真正開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明顯的一面。”慧遠於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離開武昌后，前往廬山。結白蓮社于山中，並在廬山正式形成了凈土宗完整的理論體系。慧遠法師在廬山時，還曾回到武昌寒溪寺迎歸文殊師利像。據蘇軾在《菩薩泉銘並序》一文中介紹：“陶侃為廣州刺吏，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跡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慧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慧遠離開西山後，人們為了紀念他，將寒溪一處石橋稱為“遠公橋”。據《道光武昌縣誌藝文志》輯錄《寒溪舊石橋詩》之詩序載：“橋有指跡白書，久而不沒。相傳為晉慧遠公所作，存以記異。”詩曰：“天涯海角寬，無如此地里。石谷帶泉香，溪橋郁蒼樹。葛中生新涼，銀缸流江渚。二難留此酌，功存與名遂”。清代道光年間武昌邑賢周萬清重修遠公橋，並寫有《重修遠公橋記》一文。

　　慧遠講法西山，使西山寺、寒溪寺成為千古名剎。同時，也使鄂州西山成為著名的宗教文化發源地。

　　現保存下來的鄂州西山寺，名古靈泉寺，一名資福寺。慧遠辟此寺后，歷代一直重修重建，得以保存至今。宋時，黃庭堅住西山，曾為該寺題榜。明洪武初，僧慧源又重修。后毀，明萬曆年間，邑賢孟恍為之重建。清康熙年間，邑人捐資公建。清雍正十年，武昌知縣張慄又予以重修。清道光年間，蘄州王恕在寺中繪有百佛圖。道光十六年（1836年）毀於火，惟武聖殿獨存。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建真武殿、大土殿。咸豐初，三殿毀於兵。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廣總督官文捐資重建。寺成之後，邑賢王家璧先後寫有《重修西山武聖殿記》、《西山重修真武殿記》、《西山靈泉寺記》等文。西山寺經官文重建后，屢有修葺。現該寺佔地面積已達四千七百平方米，有一堂（文殊師利堂），一亭（三泉亭），六殿（天王殿、拜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武聖殿等）。殿堂為磚木結構，蓮花斗拱支架，重檐飛閣，紅椽碧瓦，雄偉壯觀。清代嚴廷燦在《西山資福寺記》中讚歎：“翠微之間，蘭若踞焉。金碧交映，梵唄悠揚。諸衲子亦稍解西來大意，偷閑禪話，棋聲幢影，正不減當年五老峰前景象也。”唐代齊已，宋代王十朋，明代袁福征，王一明，清代呂履恆、陳大章、畢沅等遊宦詩人皆在西山寺留下詩作。

　　鄂州最古老的寺廟是寒溪寺，也是鄂州歷史上人文結穴之處。早在東晉年間，寒溪寺便已存在，究竟建於何時，已不得而知。慧遠來西山時，就是掛錫於寒溪寺。晉陶侃得文殊師利像，也是迎送於寒溪寺。釋戒顯在《寒溪寺詩》中寫道：“寒溪始何時，遠公舊法窟。開擘先東林，築橋末蘚沒。”其詩之意表明寒溪寺乃慧遠講經之地，比廬山東林寺，開闢要早得多。慧遠在這裡創立凈土宗后，這裡成為著名的佛經聖地，歷代香火鼎盛，信眾如雲。明洪武初，寒溪寺曾重建。萬曆年間，由邑紳孟習孔，周忠一又出資重修。這次重修得力於寒溪寺僧慧光。據光緒《武昌縣誌》載：“慧光，黃梅黃氏子。幼有出世之志，以親在，不遠遊。萬曆間，親歿。乃祝髮遍參諸山。至安慶，遇法界和尚，隨游親師。忽夜夢金甲神語之曰：‘律師緣在武昌，況汝祖遠公駐錫之地乎？宜速行。’慧光感悟至寒溪。惟佛殿巋然僅存，餘四壁剝落幾盡。遂坐荊棘中，七日不火食。邑人孟習孔，周忠一等感其苦行，捐貲千餘金，重興梵宇。”由於慧光的誠心感動邑民，此次重建寒溪寺共募得千餘金，得以使寒溪寺“更大倡率，剎宇一新。”慧光園寂后，其弟子釋湛水，釋融融，釋徒南等又再一次擴建擴修。明代黃岡人馮雲路時寓居武昌，應釋湛水之請，寫有一篇《武昌寒溪寺記》，在文中詳細介紹了這兩次重修重建寒溪寺的情況。他在文中說，慧光重建寒溪寺后，“兩大弟子（按：指釋湛水，釋融融）任真抱撲，后先充擴為佛殿一；藏經閣一；東為齋堂一；香積廚一；西為舊禪堂一；下長白殿一，再西后蘭若一；前丈室一。西山虎踞溪右，勢甚獰。其山門微向東虎伏。作者大有手眼。競陵譚元春書‘寒溪古寺’四字”。寒溪寺一直保存到清咸豐八年毀於戰火，存世達一千七百多年之久。咸豐八年，太平軍與清軍激戰武昌（今鄂州）后，兵退湖北。清邑賢柯茂枝親歷了這次戰亂。他在《寒溪寺老桂有序》一文中寫道：“兵燹之餘，西山寒溪寺梵宇頹圮，林木殆盡。所巋然存者，獨寒溪寺丹桂一株耳。”由此可見，此次戰火對西山寒溪寺帶來的是一場浩劫。從此千年古剎寒溪寺已蕩然無存。寒溪寺雖不存，但卻是鄂州之人文淵藪，歷代文人墨客皆題詠於斯。僅載有寒溪寺的詩詞和文章達數十篇。歷史上著名詩人元結，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啟之，薛季宣，李東陽，王十朋，譚元春，丁鶴年年等都曾在此留下詠嘆之詩文。可以說，小小寒溪寺，卻彰顯着宗教與文化的大文章。

　　（三）

　　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鄂州的傳播已開始向農村延伸。梁大同年間，邵陵王蕭倫在樊山建有無相寺。光緒《武昌縣誌》載：“無相寺在縣西樊山間，三面阻危峰。……永明四年，樂平王移寺於澗飲寺基上，為樂平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無相。”據傳，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侯景遣任約、於慶等帥眾二萬餘眾攻諸藩。秋八月，邵陵王蕭倫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強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十萬，以逼倫。倫軍潰，遂與子確等輕舟走武昌。澗飲寺僧法馨與倫有舊，藏之於岩石之下。后邵陵王為報答寺僧，修無相寺。

　　梁朝佛教向農村延伸的顯著標志是覺華寺的興建。故覺華寺，今鄂州華容之千年古剎。舊名禪林寺，又名華容寺。據傳，梁昭明太子蕭統英年早逝，其子蕭敕於大同三年（537年）封為武昌郡王。為超度其父，乃於大同六年（540年）修建華容寺。其叔父武陵王蕭紀為之撰有《華容寺碑》。華容寺興建以後，歷代高僧往往振錫於此地，故其名寺古剎，皆遍佈於此。今之“廟嶺”“蒲團”“大廟”“小廟”“神山”“永福”等地名，亦可想見當年佛教之盛。

　　齊朝時，有釋法悟及道濟來武昌傳法。梁·釋惠皎《高僧傳》載：“法悟，齊人。年五十喪妻。父子七人悉出家。至武昌，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棲之處，居於此。武昌太守阮晦聞而奇之，為之造立房屋。悟日一食而已，誦《大品》、《法華》，齊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卒于山中，七十九歲。後有道濟，踵其高業。武昌謂其住為頭陀寺。”

　　（四）

　　隋唐之時，佛教在鄂州大盛。其顯著標志是寺廟數量大增。已知寺廟有吉祥寺、覺華寺、懷思寺、新喜寺、寧國寺、泗洲院、青山寺、清峰寺、法華寺、紹興寺、靈山寺、禪穹院、龍泉寺、斗山寺等14處。

　　隋朝鄂州最著名的寺廟是吉祥寺。據乾隆《武昌縣誌》載：“吉祥寺在縣西五里，……隋文帝末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俱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后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吉祥寺到宋代尚存。據《獨異志》記載：宋張舜民，元豐癸亥秋季，赴官柳嶺艤舟樊口，與潘彥明、范享父以小艇過吉祥寺。是日大風雨雪，乃作詩曰：“江上秋風九日寒，故人尊酒暫相歡。如何塞北無窮雪，卻坐樊山竹萬竿。”吉祥寺后毀於何時，已不得而知。

　　唐朝鄂州最著名的寺廟是華容寺。華容寺原名覺華寺，始建於梁大同六年。唐貞觀年間，有高僧惠光修禪此寺。惠光聞知唐太宗李世民聖體不豫，采百靈藤為之療疾。唐太宗御札建寺，賜名“禪林”。《武昌記》載：“縣西五十里有華容寺，舊名禪林寺。唐貞觀中，庵前有一樹，樹上有藤，每見一病鼠無毛，沿樹而食。半月余，毛生。時文皇聖體不豫，惠光采藤以進，曰“百靈藤”，帝服之，疾愈。惠光求歸，御札建寺以處，名曰“禪林”。開元二十五年（237年）重修，改“禪林”為“華容”。重修時殿中有石刻舊經及梁武陵王《華容寺碑》。”唐肅宗朝，禪宗八代傳人馬祖師亦再次重修，並在此聚徒說法，傳揚禪學，禪宗為之大盛。唐之時，華容寺宮殿雄偉，規模宏大。廟宇達四十幢，僧侶達數百餘人，可見當時香火之盛。華容寺在宋代屢經兵燹，漸行衰落。宋王十朋《宿華容寺》詩曰：“古剎何年有，傳聞貞觀初。葯痊明主疾，鼠福梵王廬。帝賜衷嘉札，神留吉利書，殘僧三四輩，朝暮自鍾魚。”其“殘僧”之語，亦見其衰。元之季，又毀於兵，至明洪武年間由僧普銘重修，始漸具規模。迨至清代，曾屢建屢廢，厥後毀於何時，已無從考證。

　　清峰寺在唐代已成為規模較大的寺廟。光緒《武昌縣誌》載：“清峰寺在縣南一百二十里清峰山下，唐、宋以來，名僧東曉豁然尤著。”清峰寺屬曹洞宗發祥地之一，據傳早在晉代就已修建，毀於1952年。明代武昌縣令聶賢有《清峰寺》詩云：“步上清峰倦眼開，白雲堆里見樓台。枝喧鳥語挽空磬，竹嘎鸞聲落酒杯。世泰不妨游野興，山高常聽下方雷。老僧講罷空門法，花雨紛紛點翠台。”從此詩可以看出，清峰寺歷經宋明兩朝仍然香火鼎盛。此外，還有斗山寺，唐中和年間，由僧智超建。靈山寺，唐光化年間建；寧國寺，唐大曆四年由刺史旦直節建；懷思寺，唐元和年間南嶽讓禪師建；皆唐代之名寺。

　　唐代著名僧人棲一，也是武昌（今鄂州）人。棲一不僅是一名高僧，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詩人。他與唐代著名詩僧釋皎然、貫休等相互酬唱，一時傳為佳話。其《武昌懷古》一詩慷慨悲涼。

　　唐會昌年間，武宗滅法，釋門劫難，至唐末佛教元氣大傷。唐朝詩僧齊已在《亂后經西山寺》一詩寫道：“松燒寺破是刀兵，谷變陵遷事可驚，雲里乍逢新住主，石邊重認舊題名。閑臨菡萏荒池坐，亂踏鴛鴦破竹行，欲伴高僧重結社，此身無計舍前程。”從此詩亦可窺見佛門之災。

　　（五）

　　宋元時期，鄂州佛教的傳播漸行走向衰落。但寺廟在宋代中期開始逐漸增多。宋之際，鄂州主要寺廟有長興寺，崇福寺，永壽院，安福院，尊聖院，報恩院，東山寺，觀音院，妙喜寺，妙勝院等10餘處。而元代見諸史料的，只有龍蟠磯寺1處。

　　宋代鄂州比較著名的寺廟是長興寺，崇福寺，妙喜寺。長興寺，在今梁子湖太和鎮蓮花山。宋咸平時建。寺北石上有穴，相傳為仙人柱杖處。寺西石上有跡，人稱“仙人掌”。宋時長興寺乃規模宏大的佛教禪林，有“九正十三橫”之稱，九幢正殿；即三聖殿、大雄寶殿、金剛殿、釋迦殿、觀音殿、毗盧殿、地藏殿、羅漢殿、大鐘殿等；十三橫殿指配殿及齋房40餘間。當時僧人達百人以上。崇福寺，在武昌靈溪鄉清水潭，宋永國公孟宗政賜葬地。寺內奉祀香火。妙喜寺，南宋五祖演禪師建，其時僧人眾多，禪門興盛。

　　元代修建的龍蟠磯寺頗負盛名。龍蟠磯寺，舊名觀音閣。元監邑鐵山建。明弘治初，僧覺壽又募資重修。明嘉靖六年毀，武昌知縣許穡卿重修。嘉靖十年，武昌知縣李宗暘重葺。明代周儒在《觀音閣記》中介紹：“大江自西徂東，武昌邑據南。治東有黃土坡，坡下有巨石磊落，聯續直峙江心。矯若金龍，因名蟠龍，元監邑鐵山壘石成台……，弘治初，僧覺壽募財重修觀音閣。”觀音閣重修后，周儒在文中大為感慨：“由是台宇巍峨，江山益麗。風晨月夕，則風帆魚鳥上下，天光雲影徘徊。風雨晦螟，則蛟龍出沒，變化不測。晴嵐暖翠，巨浸洪濤，四時之變態不一，而萬象森羅。塵俗洗凈，不必訪安期於方瀛之上矣！”觀音閣獨立江表，峙立江中，乃萬里長江之勝景。也是鄂州旅遊勝地。明代郭子章、王廷陳、李有朋，清代姜暄、陳鑾、宋犖、熊大作等詩人皆為觀音閣留下不少詩文。清同治三年（1864年），湖廣總督官文駐守黃州，慕名遊覽觀音閣，親自書“龍蟠曉渡”刻於石。

　　值得一提的是，宋元之際，佛門雖然比較沉寂，但一批文人墨客熱衷於參禪問佛，倒給鄂州佛門帶來一些生機。著名的宋代詩人蘇東坡居士頻游西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宋元豐三年至元豐七年，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在貶居期間，蘇軾到武昌西山訪禪達14次以上。元豐三年三月，蘇軾與宣州通判杜沂同游西山寒溪寺。元豐四年五月，蘇軾又與杜沂往游寒溪西山寺。六月，又與蘇轍渡樊口，同游寒溪寺、西山寺、九曲亭，寫下《記樊山》一文。他在文中記：“循山而南，至寒溪寺。”“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同年十月，蘇軾與李公擇同游寒溪、西山寺，作《菩薩泉銘》。在該文中詳細記述了陶侃得文殊師利像及送歸寒溪寺一事，還介紹了慧遠迎像歸廬山的經過，是一份十分珍貴的宗教文史資料。元豐六年，蘇軾還陪同杭州僧人蔘寥同游西山，並作《記參寥詩》。蘇軾頻游西山，還寫下了《游武昌寒溪寺》、《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武昌西山詩並引》等詩篇，使西山這個佛教名山一時名聲大振。繼蘇軾之後，著名詩人黃庭堅、張耒、潘大臨、王十朋、薛季宣等也紛紛訪禪於西山，並留下大量詩文，他們的詩文使西山再度名聲遠播。

　　（六）

　　明清之季，佛教在鄂州民間得到進一步傳播。其僧侶人數之多，寺廟遍布之廣，皆超越前朝。明、清曾大興土木，重修重建寒溪寺，西山寺；新建有雷山寺，護國寺，楚興寺，極樂寺，洪山寺，雲普寺，松山寺，清涼寺，寶峰寺，養石泉寺，紫壇廟，普渡庵等大小寺廟100多處，大有山山廟宇處處禪林之勢。

　　明代鄂州佛教寺廟興盛的標誌是重修寒溪寺。明代馮雲路在《武昌寒溪寺記》中寫道：“時值奇荒，海內諸大業林俱削色，獨寒溪金碧如故，香花如故，一時威儀課涌如故。”說明經明朝兩次重建重修，寒溪寺歷經劫難，又大放異彩。重修重建后的寒溪寺由於規模宏大，經常舉行大型的佛事活動。這可以從譚元春《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一文得到印證。他在文中說，“天啟二年四月，春與故人孟登，蔬食於寒溪寺者累日。山雨積林，梵聲低濕……”譚元春在另一篇《孟誕先母六十文》中寫道：“今年浴佛日，春過武昌，與誕先靜住寒溪寺，聽菩薩泉雨響，同山僧七十餘人，經行蔬食。”由此文“山僧七十餘人”可以推斷，寒溪寺在明代佛事規模宏大。

　　清代鄂州佛教寺廟的興盛則見之於西山寺的重建。清邑賢王家璧在《西山靈泉寺記》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前文已述。但王家璧在文中關於儒佛之道殊途同歸的論述，可以窺見當時佛教傳播對鄂州士人的影響之深。王家璧在文中寫道：“璧聞宋儒楊龜山先生之言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佛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儒者不讀佛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蓋自佛法入中國，其所名經，有漢譯，後秦譯，晉譯，唐譯，中土文士又附益之。其說，環瑋連犿，洸洋汗漫，至於不可究詰。而其精者，實不出吾儒之所雅言。其言多陀阿伽陀，秦言如來，猶儒者言復初也。其言多陀阿伽度，秦言如來，亦言如去。猶儒者言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也。其言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菩薩，一一菩薩，多有六萬恆河沙眷屬，能護持涌讀，廣說佛經。猶言人人皆同此性，人人皆能修此道也。其言庵摩羅識，唐言白凈無後垢，即孟子所謂性善也。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是於善惡已萌處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其言一切不取不舍，猶言體道不貳不雜，我固有之，人皆有之也。其言色即是空，與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猶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也。其言不可思議功德，猶儒者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其於西土皆稱聖賢所，與吾儒背而馳者，欲潔其身而廢大倫耳。抑家璧私見者，天地肅殺之氣，凝於西方，其人好殺若天性，佛起而以慈佛化之，能使翕然徙之而不知為之者，儻所謂生於是氣之中而能勝是氣者歟？可不謂能仁者歟？使遇孔子而得所折衷，則與老安少懷之志有會，未必不在大賢之列。遇孟子，則雖非所願學，亦未必不於清任和三聖之外，別置一座也。”王家璧此段論述，充分表達了他對歷史上關於儒佛之爭的獨特見解。

　　明清之際，佛教在鄂州傳播的另一個特點是文人、僧人對佛教經籍的研究和註釋。明代武昌邑賢孟進撰《四經集》、《禪燈集》、《談佛集》、《晨鐘集》皆談佛論禪之作。清代武昌陳虞昭的《羅經指南解》，王家璧《南華經注》皆佛學經籍之註釋。特別是釋本開撰《樂叢禪師語錄》，乃鄂州佛門之作，體現了佛門弟子對佛教的研究成果。據黃岡王澤宏在《樂叢禪師語錄序》一文中介紹：“樂叢禪師得黃梅心印來居壽昌（指今鄂州）之西竺，與一邑人士無不深相得也。而獨密契於余。其門弟子每刻師所撰述，必欲得余序而後已”。釋本開居西山寺，“重開法宇，闡暢宗風，大江南北，翕然讚歎。”釋本開“說偈而逝”后，王澤宏還為他刻有《開禪師行傳》塔銘。

　　明清之際香火比較旺盛的還有雷山寺，養石泉寺。雷山寺是康熙二年，雷都書捐本山香火二十五塊所建。康熙四十二年僧別傳又墾田六石五斗。建寺后，孟紹軍，王禮鼎，吳翼聖等人曾訪禪於此，並寫下不少詩文。養石泉寺建於清順治三年。賀樹隼在《養石泉寺記》一文中介紹：“寺居山腹，前臨絕壁，基圓而坦，廣可數十畝。望之若舒菡萏，琳宮高下相承，頗壯觀。”武昌知縣林芳曾訪禪於此，並寫有《宿養石泉觀瀑》一詩。此外，清涼寺於清順治十一年由僧傅心建，香佛寺由邑賢孟進等建，兩寺廟在清代都頗有名氣。

　　明清時期，佛教信仰已深入民間。鄂州以其寺廟遍布，信眾雲集而成為江南著名的佛教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