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處是一種特殊的預防形式。對職務犯罪分子，只有嚴厲查處，才能懲治犯罪，警示他人，才能進一步強化法律的威懾作用，取得更好的預防效果。但是，有的人對法律威懾力的構成和充分發揮作用的認識卻存在偏差，認為法律的威懾力尤其是刑法的威懾力主要依靠懲罰的嚴厲性，把威懾力簡單等同於嚴厲的刑罰。 　　事實上，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的威懾力，是源於責任的嚴格性、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責任的嚴格要求性尤其是刑罰的嚴厲性，對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固然重要，如有時對故意犯罪分子適用死刑，能夠起到“殺雞嚇猴”的效果。但同時應當看到，就一些貪利性、謀利性職務犯罪而言，儘管犯罪分子對刑罰的嚴厲性會有所顧忌，迫使其計算犯罪利害得失，但他們往往自恃具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反偵查能力，存在僥倖心理。當這種心理主導行為走向時，單純依靠刑罰的嚴厲性的威懾效應就難以發揮，尤其是在對其法律適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就更難收到實效，也就是說，單純依靠刑罰的嚴格性的法律威懾對於遏制犯罪是有局限性的，對單純依靠刑罰的嚴厲性的威懾效果，必須有一個清醒的估價，寄予過高的期望只能導致更大的失望。 　　實踐證明，法律上存在盲區、漏洞和模糊，司法中查案不及時或有案不查，存在一定的犯罪“黑數”等，都嚴重削弱了刑法的威懾效能,影響了遏制和預防職務犯罪的效果. 　　目前司法實務中,影響法律尤其是刑法威懾力的發揮,主要有如下因素:(1)犯罪日趨隱蔽和智能化,有的打着合法旗號實施犯罪行為,給及時發現犯罪造成困難;(2)犯罪雖被發現,案件及時告破,但由於司法控制能力不足,犯罪分子得以逃脫,未能及時歸案;(3)犯罪分子雖已歸案落網,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存在重罪輕判；或者雖被判處應有的刑法，但未得到嚴格執行，所謂“前門進，後門出”；（4）法律規定不夠科學嚴密，還存在一些盲區，漏洞和模糊之處，不盡科學、合理和完備，使一些該受懲罰的危害行為難已及時追究。 　　因此，要從整體上增強和充分法律的威懾力，以更有效的遏制和預防職務犯罪，關鍵是要提高立法質量和司法效能。具體來說，要堅持以下四條要求：一是必罰；二是及時；三是公開；四是平等。 　　“必罰”要求在立法上，要嚴密法網特別是刑事法網，對公民的權力，義務明確規定，對禁止行為明確規定，對違反法律的責任明確規定，對於應當規定為犯罪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更要完整、明確、科學地作出立法上的規定，同時科學設置法律責任的及時追究程序和措施，防止立法上存在盲區、漏洞和模糊，導致司法中無法可依，有法難依，影響對有關犯罪行為的及時有效的打擊，從而降低了法律的威懾力。在司法上，對於構成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做到發現一起查辦一起。 　　“及時”強調的是司法效能，犯罪實施與破案、懲罰在時間上聯繫越緊密，刑罰的威懾效果越好，越能教育人，越能警戒潛在犯罪人員。 　　“公開”的意義在於使社會上的人知法、守法、護法，及時掌握同犯罪鬥爭的措施和途徑，了解犯罪分子弄權瀆職的必然下場。法律威懾有賴媒體張揚。要充分利用報刊、網絡、電視等媒體的作用，形成一個包括無數公眾在內的龐大的“關注群體”，才能使犯罪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使“伸手必被捉”，增強法律的威懾效應。 　　“平等”是對法律適應上的要求，任何人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一切犯罪分子，不論身份、地位、職務高低，都要依法一體追究，不能有任何例外，防止以權壓法，以言廢法，以錢買法，以情亂法，以功抵法，樹立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維護法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