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標題：在全區開展樹立正確的地位觀集中教育活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在全區開展樹立正確的地位觀集中教育活動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領導和同志們：
這次樹立正確的地位觀集中教育活動，是去年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集中教育活動的繼續和深化，是進一步推進我區黨風廉政教育的重要舉措。能不能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衡量一個領導幹部黨性強弱、境界高低的試金石，也是檢驗一個領導幹部是否真心堅持和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標準。這不僅關係到個人的成長進步，甚至關係到黨的事業的興衰。下面，我就如何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問題談點看法，供同志們參考。
一、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提高領導幹部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迫切需要
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在社會關係中處於一定的位置。對這個位置的基本態度和看法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地位觀。從本質上講，人與人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這是正確對待地位觀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同時，人與人之間的地位又是有差別的，不同的地位，所掌握的資源不同，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和影響的程度不同，受到其他成員認可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領導幹部的“地位”問題，是整個社會“地位”問題的一部分，其最大特點就是它與所任職務聯繫在一起。有領導職務才有領導地位。職務越高擁有的權力就越大，可支配的資源就越多，掌握的信息就越豐富，號令所及的範圍就越廣，他個人的待遇以及所能使用的辦公條件也就越好，從而在整個社會和人們的評價上地位就越高。我們黨的領導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是人民的公僕，權力、職務和地位都是人民授予我們的，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牢固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明確我們的權力、職務和地位是從哪裡來的，明確應該如何對待它、運用它、規範它，事關一個領導幹部的健康成長，事關我們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事關我們執政黨地位的長久鞏固，意義重大而深遠。
(一)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迫切需要。共產黨人要保持先進性、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重要前提。毛澤東同志說過:“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於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總是警戒着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着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獲得勝利的根據”。周恩來同志曾經說過，要“做人民的奴隸，受人民指揮，做一條牛。”劉少奇同志也要求黨的幹部要“給老百姓當長工、當牛馬”。只有對個人所處的崗位、職位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地位看得清、想得透，才能自覺地在自己的崗位上竭盡所能地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勤奮工作，才能更好地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開創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二）樹立正確地位觀，是適應反腐倡廉新形勢的迫切需要。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腐化墮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位觀出了問題。叢福奎是河北省原副省長，1968年參加工作，從1983年9月到1995年6月，歷任市委副書紀、市長、市委書記、副省長、常務副省長。他有過努力，做出過貢獻。為什麼後來變壞了？轉折點是1997年他想當省長的“政治理想”沒能實現，並且以後實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從福奎就變得心灰意冷、意志消沉，成天滿腹牢騷，說“現在沒好人了，人變成鬼了”，認為“照這樣幹下去，累死也沒用”，於是，工作消沉了，接下來就是索賄受賄，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叢福奎沒有把自己的職位作為為黨和人民努力工作的平台，沒有想到作為一名黨的幹部對人民群眾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是一心只想個人的升官發財，完全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置之腦後，出問題是絲毫不奇怪的。因此，作為領導幹部，一定要清醒地認識自己與黨、與人民的權力授受關係，進一步審視和檢查自己的地位觀，在切實把握好自己的同時，抓好本部門本單位的反腐倡廉工作，以適應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三）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的迫切需要。總的說來，全區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地位觀是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但也確有極少數領導幹部在地位觀上還存有一些不健康的東西，甚至出現了偏差或錯誤。如一些領導幹部，竟然把當“官”看作個人的一種榮耀，看作向上爬的一個台階，甚至看作是謀取個人私利的大好機會，以權謀私；有的為了保“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明哲保身，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為騙取榮譽和提升的機會，弄虛作假，虛報浮誇，跑官、買官、要官等。這些現象與我們黨的宗旨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作為領導幹部，必須堅決清除這些錯誤意識，一定要長存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之心，切不可一時處於高位，就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要牢固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堅持用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塑造
自己，加強思想修養，“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時刻保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質，殫精竭慮地為黨和人民做好工作。
二、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必須堅決破除“官本位”思想，強化以民為本意識
“官本位”，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種陳腐意識。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長期演化中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官僚政治制度。多少年來，官員品級的高低反映了政治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不同品級的官員在服色、禮儀等方面都有相應的規定，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整個社會形成了以官位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形象的一整套“官本位”意識。這種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和意識形態使中國社會長期缺少活力，尤其是缺乏平等意識和民主精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封建社會早已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但是，“官本位”的意識仍然存在，並成為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一些領導幹部，由於放鬆世界觀的改造，在一些人身上以權謀私的現象出來了；明哲保身，不思進取，但求無過，一切為了保官的現象出來了；弄虛作假，虛報浮誇，騙取榮譽和職位的現象出來了；甚至跑官、買官、賣官的現象也出來了。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在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副書記期間，大肆賣官鬻爵，收受他人賄賂達950萬元，結果不僅自身被查處，而且大兒子、二兒子、兩個兒媳及她的妹妹也被牽連了進去，由顯赫的“名門望族”淪為階下囚。在被查處的官員中，絕大多數在被查處時都會流露出這麼一種心理：“官不做了、錢不要了，什麼都不要了，只要能過上平常老百姓的日子就行了”。他們位高權重時看不起老百姓，一旦不行了想當老百姓也很難了。這些教訓非常令人深思。無數事實說明，“官本位”意識，嚴重違背我們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導幹部如果被官本位意識纏身，就會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造成領導工作的種種失誤；就會做官當老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甚至作威作福，欺壓群眾；就會嚴重損害黨的形象和國家機關的形象，破壞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繫，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所以，領導幹部一定要堅決清除“官本位”意識。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自覺做到為民、富民、安民、愛民。
一要強化為民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內在要求，是共產黨人的最高行為準則，也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為什麼人服務，是衡量一個政黨先進性的試金石。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宗旨寫在旗幟上，堅持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眾在我們心裡的分量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裡的分量就有多重。與焦裕祿一樣，谷文昌是縣委書記的好榜樣。1954年，谷文昌任福建省東山縣委書記，從此踏上了制服風沙、戰勝乾旱、救民眾於貧窮落後之中的漫漫征途。一連串的努力、一連串的失敗，沒能摧垮他的信心。在他的帶領下，東山黨政軍民總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風雨無阻，鏖戰數年。全縣四百多座大小山頭，三萬多畝赤白灘，種上樹，造了林，昔日“沙老虎”被制伏了。糧食產量上去了，經濟作物發展了。1981年，谷文昌病逝，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東山密林深處。一心為民的人，人民永遠懷念他。直到如今，東山人民每逢清明、春節等尊老敬宗的傳統節日，仍是“先祭谷公，后祭祖宗”。許多人帶着樸素的感情到碑前緬懷：“谷書記，你領導我們戰勝貧困，送走窮神，我們不會忘記！”“太行公僕”吳金印，當了36年鄉鎮黨委書記，紮根基層，踏踏實實地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改變了山區貧窮落後的面貌，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愛戴。群眾幾次為他立碑，都被他撤了。後來，群眾就把碑文刻在了太行山的峭壁上，“大山作證”。我們每一位黨員幹部，無論職務高低、權力大小，都要像谷文昌、吳金印那樣，堅持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堅持心裡裝着群眾、時刻想着群眾，把實現、維護和發展好群眾的利益當作自己應盡的義務，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落實到關心群眾生產生活的工作中。
二要強化富民意識。加快發展，是全黨的中心工作，是全區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現在人們盼望的就是經濟能快速發展，群眾能儘快富裕起來。各級黨員幹部要牢固樹立宗旨觀念，常思富民之策，常辦富民之事，常興富民之舉，立足於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從實際出發，創造實實在在的政績。牛玉儒同志是新時期湧現出來的領導幹部的楷模。牛玉儒同志有句名言：“為官就是做事”。牛玉儒同志在任包頭市市長的4年時間裡，在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城區建設等方面提出並實踐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思路和措施，為包頭市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又接受組織的挑選，不計較個人得失，由自治區副主席到呼和浩特市任市委書記。不少親戚朋友勸他慎重選擇，但牛玉儒同志卻從不想着給自己留餘地，總是自加壓力，負重前行。他任市委書記493天，上任伊始就帶領全區人民抗擊“非典”，接着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發展的目標和任務，以實幹求實績，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呼和浩特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城區面貌日新月異，城鄉居民收入增加，財政收入節節攀升。廣大黨員幹部都要以牛玉儒同志為榜樣，以發展為最高標準，以富民為最終目的，用發展的思路統一思想，用發展的目標凝聚人心，用發展的成效贏得支持，特別是當前，要突出抓好“四個重中之重”，大力實施“四區建設”，促進全區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發展。
三要強化愛民意識。作為黨員幹部，應該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道理，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頭，為群眾誠心實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真正把人民群眾當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對群眾生產生活中遇到的這樣那樣的困難，一定要帶着深厚的感情去幫助解決，切實把黨和政府為群眾謀利益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山亭區的張普善同志是新時期優秀共產黨員的代表。作為基層領導幹部，在抗擊非“非典”的特殊戰場上，牢記宗旨觀念，心中裝着群眾的安危，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鬥爭的最前沿，連續奮戰，忘我工作，因疲勞過度誘發心臟病，不幸以身殉職，犧牲在抗擊“非典”的戰鬥崗位上，年僅42歲。張普善同志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抗擊非典、愛民親民的英雄讚歌，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和高尚情懷。焦裕祿同志，遇事都是從人民群眾的角度去衡量、去選擇。在蘭考縣當縣委書記，他堅決不同意裝潢縣級領導幹部的辦公室，不同意將桌子、椅子、茶具更換一新，因為他想到“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連想也很危險”。他頂風冒雨下鄉訪貧問苦，考慮到“雨天，群眾缺燒的”，所以經常是不喝群眾一口水，不吃群眾一頓飯，不烤群眾一把火。“群眾”這個概念已經走進他的心窩，真正成為他心中的“父母”。全區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以他們為榜樣，結合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繼續深入開展經濟薄弱村轉化工程、解決農村貧困黨員生產生活問題、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解決農村失學兒童上學問題、解決農村學校課桌凳更新問題和轉變機關幹部作風問題，使人民群眾在經濟增長中不斷得到實惠，讓困難群體切實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
四要強化安民意識。黨是人民的主心骨，讓群眾安居樂業是我們應盡的職責。要注意分析研究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把握人民內部矛盾新的表現形式、突出特點和發展趨勢，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統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任長霞是一位忠於人民、愛崗敬業的優秀基層公安局長，她愛民護民、疾惡如仇、不畏強暴、打惡除黑，在任登封市公安局長期間，她親自接待群眾來信、來訪近3500人次；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分子2784人，摧毀犯罪團伙185個，被當地群眾稱為“任青天”、“女包公”。老百姓感激任長霞，他們刻了功德碑，上面寫着“有為而威邪惡畏，為民得民萬民頌”。任長霞以身殉職后，14萬自發為她送行的老百姓擠滿了十里長街。近幾年來，我們堅持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穩定，深入推進“蘇魯邊界平安區”建設。全區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向任長霞同志學習，以建設“蘇魯邊界平安區”為總抓手，全力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工作。要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切實做好信訪工作，大力推行農村合同監管，搞好各種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或萌芽狀態；時刻繃緊安全生產這根弦，建立健全安全生產的激勵、約束機制，杜絕各類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三、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必須在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上狠下功夫
樹立正確的地位觀，是每一位領導幹部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根據各自的思想狀況和所在崗位、部門、行業的特點，有的放矢地加強自身修養，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質，特別是要正確處理好以下三個關係。
一要正確處理做官與做人的關係，做官先做人。“做官一陣子,做人一輩子”。人品是官品的基礎，官品是人品的延伸。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地位觀，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做官與做人的關係。首先必須切實解決好做人的問題。古人講“德不厚者不可使民”，道理就在這裡。只有有了好的人品,做官才能有長久的生命力。沒有好的人品作底子，缺乏做人的基本品德，一旦權力在手，勢必生邪心、走歪路。在某些人看來，當官要有官樣，出門香車寶馬，說話拿腔作調，下基層前呼後擁，總之都得高人一等，彷彿這才像個“官”，威風八面、一呼百應，有尊嚴有地位。否則，就覺着“等同於普通老百姓”了，就覺着很沒有面子。這樣的官“看上去挺美”，其實是外強中乾，內心虛得很，人民群眾對他們也是深惡痛絕。原因很簡單，這種官高高在上、目中無人、難以接近，嚴重脫離群眾，既無真才實學，也不會為老百姓辦什麼實事、好事、真事。
做官先做人，其實並不難。鄭培民就是新時期領導幹部如何“做官”與“做人”的一面鏡子。鄭培民當官為政數十年，不管職務發生多大的變化，他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心裡時刻惦念着貧困的老百姓，關心着困難的群體，時時處處把黨的溫暖送到群眾心裡，千方百計為群眾辦好事、做善事。看似一件件平凡小事，但卻閃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體現了新時期領導幹部執政愛民的良好官德。“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是他自覺當好人民公僕的座右銘；“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他求真務實的人格；“老百姓比天大”，是他親民愛民的樸實感情；“大浪淘沙，警鐘常鳴，不忘宗旨，永葆本色”，是他堅定理想信念的操守；“慎獨、慎微、慎始、慎終”，“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是他終身踐履的黨性修養方法。鄭培民精神，從本質上講，是黨的宗旨和共產黨人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還有像焦裕祿、孔繁森等，他們淡泊名利、勤儉簡樸，不擺譜、沒“官氣”，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一心一意為民，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也許他們不像官，但卻最受群眾擁護和歡迎。總之，領導幹部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保持平常心境和淡泊情懷；才會廉政勤政，嚴以律己，恪盡操守，實現人品和官品的完美統一。
二要正確處理做官與做事的關係，有位更有為。在做官與做事的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曾說過一段十分感人的話：“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我們一定要像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無論擔任何種職務、不管身居何處，都把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要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惠其民，帶頭講政治，帶頭講團結，帶頭抓發展，帶頭保穩定，帶頭守紀律。絕不能把官職等同於地位，將做官放在第一位，把陞官看得高於一切。否則，一旦得知升遷無望，官位到頂，便很容易墮落到什麼事也不屑做、不願做、不再做，甚至不做好事，轉而做壞事。
貞觀十年，李世民曾對他的幾個皇子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其大意為：人的立身之道，不在榮華富貴，而在本人德行。君子小人從來都不是天生的，一個人做善事就成君子，做惡事則為小人。要避免成為小人，就必須擇賢為師，多行善事。蘇軾一生，任職無數，大至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小到密州太守、杭州通判、黃州團練副使，無論在何處，不管得意失意，陞官丟官，都把做事放在第一，修堤築壩，興醫辦學，易俗除弊，不厭其大，不棄其小，扎紮實實做了許多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好事，所以長期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懷念。由此看來，一個人有無地位或地位高低，人民群眾是最公正的評判家，歷史是最忠實的見證人。共產黨的幹部，作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傑出代表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做官與做事關係的認識，與封建官員相比，頭腦應該更清醒，思想境界應該更高。古代仁人志士尚且能夠“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面對宦海沉浮，表現出寵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風亮節，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更應該不計較名利，不患得患失，做到無論擔任何種職務，不管身居何處，都把為人民做事、做好事放在第一位。吉林省水利廳廳長、黨組書記汪洋湖同志，幾十年來牢記入黨時的誓言，努力實踐黨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不變。他曾多次掏出自己的工資，塞到貧困農民的手中，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他曾在一個因水質不好而使許多人天生弱智的“傻子屯”前後抓了３年，帶領村裡打井、改水田，使窮了幾輩子的農民喝上優質水，吃上白米飯；他還跑前跑後為許多有困難的職工解決下崗家屬的就業問題。一位職工患肺癌，汪洋湖幾次跑到醫院，對醫生說：“用最好的葯，最好的方案，救人第一！”手術那天，手術做了５個小時，他在門外守了５個小時。這位康復的職工逢人就講：“我能活下來，一要感謝共產黨，二要感謝汪洋湖！”汪洋湖曾不止一次地說：“是人民養育了我們，這個本不能忘！我們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個法寶不能丟！”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當領導，如果能夠得到群眾的認可和擁戴，被群眾認為是一個肯做事的人，一個善於做好事的人，就可以叫做有地位。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來說，這既是對我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有地位的最高境界。
三要正確處理知足與不知足的關係，忘我奉獻、開拓進取。《老子》中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共產黨人時時刻刻都應該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對個人的名利地位、生活待遇應該多一些知足，做到役物而不為物役，保持一種高蹈輕揚的人生態度。革命先烈方誌敏，他寫下《清貧》，全文僅983個字，是他在獄中寫的，主要講他被捕后，國民黨士兵認為他是共產黨的一個“大官”，想從他那裡撈點油水，但是在他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搜到。方誌敏同志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周恩來總理在建國以後，在生活上始終保持着戰爭年代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常說：生活上不要那麼講究，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他吃飯很簡單，經常是兩菜一湯，主食吃普通麵粉，不吃富強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頓粗糧。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總理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蛋，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親自排隊買飯。有一次，他買了一碗玉米飯和一碗湯，最後碗里剩下的湯，周總理就用窩窩頭蘸着吃完，一點也不浪費。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江蘇省泰州區信訪局局長張雲泉說過，“信念上要與革命先烈比，工作上要與模範人物比，生活上要與困難群眾比。”因為工作關係，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幾次。在市區住個像樣一點的賓館，每天要花費好幾百元，住幾天就是幾千元，加上吃飯等開支，一趟下來花銷着實不小。“這筆錢花在困難群眾身上才好！”張雲泉總是自帶電飯煲，揀便宜的小旅館住。2001年春，張雲泉住進一家小旅館，房費70元一天，沒有衛生間，沒有電視。自己用電飯煲煮粥，有時也燒個簡單的菜。登記的是地級市政府副秘書長、信訪局長，吃住卻如此寒酸，會不會是騙子啊？憋了兩天，服務員還是悄悄報了警。北京某派出所民警聞訊趕來查了證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張雲泉敬了個禮，佩服地說：“像你這樣的局長，我還真沒見過。”當然也有的領導幹部不是這樣。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1999年擔任國有大型企業老總後，每年收入數十萬元，應該說不算少，但他心裡仍不滿足，總是與那些暴發的個體戶攀比，心裡非常不平衡，他曾多次憤憤不平地說：“一個進過監獄的，一個普通開車的，幾年的時間就掙了幾千萬，發了大財，他們有什麼能耐，還不是靠我。”攀比帶來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導致私慾膨脹，於是開始大肆斂財，結果在罪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因此，我們領導幹部在生活待遇上，一定要多跟普通群眾比，跟下崗職工比，跟農民工比，要有一種滿足感、愧疚感和做好工作的緊迫感。唐太宗曾經對身邊大臣說:“我曾說過貪財的人不懂愛財。就說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員吧，他們的俸祿地位優厚，一年得到的，那數目已經夠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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