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說的“西方”，是一個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僅包括西歐各國，而且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及日本等國。限於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國為對象，考察政治競爭的有關問題。
一、西方政治競爭產生的歷史條件
政治競爭起源於西方絕非歷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經濟、政治及文化全面轉型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指出：“任何一種制度的建構都是當時各種社會背景的綜合產物，不管這種背景是屬於人文的，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發的或外化的。” 政治競爭深深地植根於社會多元主義、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仰、親歷代議制的經驗、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堅持，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歐開始出現的。這些條件不僅是政治競爭產生的條件，也是非西方社會移植政治競爭應當具備的條件。
（一）經濟因素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必須從經濟中去發掘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真理的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後西方國家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或曰發展政治學及其代表人物諸如亨廷頓、阿爾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他們運用實證方法通過統計資料對歐美國家政治發展研究后揭示出一個歷史事實並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用達爾的話說，就是“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水平與一般的競爭政治，尤其是多頭政制中的競爭政治的出現率有密切的關聯”， 也就是說，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則產生競爭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經濟發展未達到一定水平時，則這種概率就越小。
從根本上說，近代西方政治競爭的產生正是緣自經濟發展的推動，確切地說，它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1）西方國家是內生型的第一批現代化國家，工業革命促進了這些國家迅速地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海外殖民擴張不僅增長了物質財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社會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狀態，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成為現實。市民社會逐漸發育成熟，逐步脫離了國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國家不再無限制地干預經濟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不允許干預他們的私人利益，資產者賦予國家權力的多少只限於為保證他們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競爭所必須的範圍內。” 一個發育成熟的市民社會，正是政治競爭產生的基礎性條件。（2）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具有不同的利益，從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必然存在不同的競爭，這種競爭必然會在政治領域表現出來，集中體現為各個集團爭奪國家政權的鬥爭。所以，政治競爭是與市場競爭相適應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代替封建所有制關係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3）市場經濟內含自由和平等。市場經濟的獨立發展完全是以等價交價為原則的，它從根本上否定了血緣、門第、權利、民族、國家、宗教之間的差別，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的惟一盡度。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無論是畫家的勞動還是樵夫的勞動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 經濟領域的自由和平等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個階層和集團都有競爭國家政權、參與國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所以，“政治競爭從原則上說來，是經濟自由和政治平等權利的邏輯結果，是從人們享有自由權利和平等權利中引申出來的。”
（二）政治因素
從政治因素看，政治競爭的產生與代議制、政黨制、選舉制有着密切的聯繫。
近代資產階級原本是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受壓迫階級，他們對專制、暴政有着強烈的恐懼。在用暴力摧毀封建政治結構之後，資產階級不是用更為落後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資產階級深知，統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義，才能夠長久存在下去。因此，資產階級在建立新的政治結構時，始終堅持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是防止專制和暴政，二是發展民主。就前者來說，西方國家建立了權力分立與制約的機制，對防止權力專橫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後者而言，鑒於現代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實行古希臘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資產階級建立了代議民主政體。歷史地看，代議制起源於英國中世紀的等級君主制，最初，議會只是一個供國王諮詢的機構，只有一個等級：貴族。隨着資產階級反封建鬥爭的深入，議會的成分不斷擴大，擴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權力也不斷下移。正如顧准所說：“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斷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 一方面，議會將直接民主體制下人民的無限權力縮小到不充分的權力，人民不再擁有直接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極少數公共事務除外），而是將其權力委託給其代錶行使。另一方面，議會又成為各階級、各階層和平鬥爭的舞台。議會以多樣性和不同政見為基礎，在議會中，代表同一階層或利益集團的議員自然結成政治派別，最初，這些派別主要力爭成為議會多數，以使他們的政治主張成為多數人的意見；後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僅僅做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執政者趕下台。於是，這些政治派別最終走出議會發展成為政黨。政黨是自由結社的產物，它是“在政治空間展開‘共同競爭’的組織（在‘競爭’與‘對抗’中表現存在的根據和生命源泉）”，“他們吸收和動員遊盪於政治領域的各種利益及思想，並試圖以這種力量為依託去奪取政治過程的持續支配權。” 政黨始終以控制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爭奪國家權力為目標，離開了國家權力，政黨幾乎不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當然，政黨並不是以武力奪權，而是在選舉中奪權。所以，政治競爭與選舉活動密不可分，“甚至說，選舉製造成了競爭性政黨制度也許不算過分。圍繞着議會或總統的選舉，各政黨才有競爭的目的、競爭的理由和競爭的內容。”
（三）文化因素
從文化因素看，政治競爭與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聯繫。關於世俗化，美國政治學者薩托利曾作了一個說明，他說：“當神的王國和愷撒的王國----宗教領袖和政治領域相分離時，世俗化就出現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於宗教的僵化教條主義，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強度。” 簡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為某一特權階級所壟斷而成為全民和全社會的共同事務，政治也不受神權的控制而獲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以及形成的與此相適應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是歐洲史上最專制最黑暗的時期。中世紀的政治文化是融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於一體的神權政治，與這種神權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是以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為代表的神權政治論，整個社會都拘伏於神學政治的囚籠中。如恩格斯所說：“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 在這種極其獨裁與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廣大民眾不僅被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而且被馴服為一種政治動物。在中世紀後期，隨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形成與發展，神權政治越來越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桎梏。在這種情況下，進步的思想家們在意識形態中開始向神權政治發出挑戰，從而啟動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進程。先是發端於意大利並進而波及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繼之而起的思想啟蒙運動都形成了對神權政治的強烈的衝擊波。荷蘭的格老秀斯、斯賓諾莎，英國的洛克，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美國的傑斐遜、潘恩等啟蒙思想家運用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不僅抨擊了神權政治，抹掉了籠罩在封建專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義，而且論述了國家、政治社會、政府和法的起源與形式，使國家、政治、法律等問題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決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較高的世俗化時代。在資產階級所制定的憲法及憲法性文件中都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人民擁有言論、結社、集會和選舉的權利；在政治結構方面，經由普選產生的議會擁有較高的權威，包括總統在內的各種重要官職均需其選舉或認可方能產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互相制約。所有這些，都標誌着政治的平民主義時代的到來，人民不再是專制體制下的被奴役對象，而是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總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新興階級的崛起，代議民主制的建立及政黨的成熟，以個人權利、法治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競爭產生的根本條件。可以說，離開了任何一個條件，政治競爭都不可能產生。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表現形式
西方政治競爭主要體現為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及政黨內部的競爭，這與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爾蒂認為：“民主本身便意味着一種雙重的競爭過程：其一是普選中黨派之間的競爭，其二是這些黨派內部政治家們爭取黨內領導權的競爭。” 此外，利益集團、智囊團等政治組織作為政黨的後援力量，對政黨競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之間的競爭是政黨競爭的必要補充。
（一） 政黨之間的競爭
現代西方國家都存在數個政黨，但由於各國的政體、政黨的力量對比、具體政治經濟形態發展變化等因素，政治競爭在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容各不相同。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的特點是：典型的兩黨競爭。在英美，雖有多個政黨存在，但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始終由兩個最大的政黨（目前在英國是保守黨和工黨，而美國兩個最大的黨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通過競爭交替組織政府，輪流執政。其他政黨無法與兩大黨抗衡；同時，兩黨執政也勿需它們的支持；因而，其他政黨基本上無緣進入政府，即使執政黨出於某種目的或發於善心起用其他政黨人士入閣，也不能稱之為聯合政府。
英美兩黨競爭均發源於議會中的黨派分野。自政黨形成以來，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自然會發生政黨間的分化組合，但總的情況是大黨分裂為小黨后又由眾多的小黨組合成大黨或者一個政黨崛起而取代另一個政黨，因此政治舞台上見到的始終是兩個大的政黨。它們時而在台上，時而在台下，玩着翹翹板遊戲。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時有發生， 多黨執政卻極為罕見。在英國，曾一度出現第三黨衝擊兩大黨的情況，但兩大黨輪流執政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而在美國，兩大黨以外的其他黨基本上不構成對兩黨地位的威脅，兩黨執政可謂穩如泰山。之所以形成如此穩定的兩黨競爭體制，據西方政治學者分析，主要緣自下列因素：（1）制度的因素。英美兩黨制均產生於相對多數選舉制，這種選舉制度有利於兩大黨而不利於第三黨的建立和生存。此外，美國的單一行政長官制也有利於兩黨的形成和發展。總統職位通過總統選舉產生，而不受各政黨在國會佔有席位多少的影響，總統選舉人團的產生是“勝者全得”，要麼獲勝，要麼失敗，因而引起政黨的兩極化。在美國，由於聯邦制的特點，各州州長、各州議會的選舉均採用相對多數制，這也有利於鞏固兩黨制。（2）歷史二元因素。兩黨制是美國社會結構利益雙元性的產物，美國建國初期以來每次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衝突幾乎都是二元、兩面的。圍繞憲法的批准出現的東部商業利益和西部農業利益之爭導致了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產生。經濟利益之爭也導致南北方圍繞奴隸制及其種植園經濟而產生分裂，由此形成兩大陣營。20世紀城鄉利益的衝突又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交鋒的重要因素，等等。（3）政治文化因素，英美兩國選民觀點中庸、適度、不走偏激，善於妥協，視政治為妥協的藝術。兩國的政治文化接受了妥協的必要性、短期實用主義的明知性以及避免僵硬教條主義的務實性。另一方面，在兩國社會的根本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方式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識。大多數國民認可洛克和麥迪遜關於個人自我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擁有私有財產權利的觀點，很少有人主張生產資料公有制。因此，政黨之爭不在於選擇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於怎樣分配資源和財富問題。
可以肯定地說，只要英美保持兩黨制的基本因素不變，即國家制度、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不變，英美兩黨競爭，輪流執政的局面還將長期存在下去。這是英美長期以來政局一直比較穩定，經濟穩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法國模式
法國模式的特點是：多黨兩極競爭。所謂多黨兩極，“即在多黨制的前提下，各個政黨依其觀點、政策的不同而形成兩大對立的派系，每一派系都有一個中心黨”。 目前，在法國，主要是以四大黨為主構成左右兩大陣營、右翼以保衛共和聯盟、民主聯盟為主（保衛共和聯盟是中心黨）；左翼以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主（社會黨是中心黨）。活躍在法國政壇上的主要是這四大黨。
法國政黨兩極化形成於第五共和國時期。這種格局的形成，大致經歷了十多年時間，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工農業結構的變化，導致法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變化，為政黨兩極化提供了社會基礎。其次是憲法確定的政治制度對這種政黨制度的形成起了決定作用。新的選舉制度促使了政黨的分化組合和新的政黨聯盟的形成。此外，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影響，政黨領袖個人的人格魅力也起了促進作用。儘管兩大政黨聯盟內部各政黨力量的分化組合時有變化，但總體格局一直在議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穩定性作用：兩大派左、右觀點鮮明，彼此對峙，相互制約；四大黨則通過組成兩大派的政黨聯盟方式，左右法國政治生活，其他一些小中政黨聯盟均無力與之抗衡，由此避免了第四共和國多黨競爭帶來的政局不穩的弊端，有助於第五共和國政局相對穩定。從8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數次出現左右翼“共治”局面。1984年共產黨和社會黨分裂，導致社會黨在1986年議會選舉中喪失多數，當時的左翼總統密特朗被迫任命右翼的希拉克為總理，這種共治局面在1993年再次出現。1996年，希拉克總統為了改變右翼政黨在國民議會中微弱多數的局面，決定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結果保衛共和聯盟慘敗，社會黨大獲全勝，在1995年總統選舉中敗給希拉克的若斯潘坐上了總理交椅，實現了第五共和國以來的第三次左右翼共治，直到現在。按照戴高樂創立的第五共和國執政傳統，由同一政黨派別或政黨聯盟控制總統、議會和政府，建立總統的多數派，是保證總統充分行使權力和維護政府穩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左右翼政黨聯盟共治是法國政治體制中的特殊現象，是法國多黨制下各種力量互相鬥爭和妥協的特殊產物。80年代以來，在法國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因素的作用下，傳統的兩大派四大黨政黨格局中出現了以黨派林立和相互制約為特徵的黨派多元化現象。一方面，以綠黨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和代表現代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以及中間黨派紛紛崛起，極右翼、綠黨和中間黨派勢力得到加強，傳統兩大派的地位有所削弱，兩大派在選舉中都開始積極向中間思想和路線靠攏，極力拉攏這些政黨的選民。另一方面，新的黨派多元化現象並未改變法國議會多黨中無一政黨占絕對多數的基本特徵，在競選和組閣中，仍然是利害相關的政黨組成左、右翼兩大政黨聯盟進行角逐。
3.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的特點是，三角均勢、兩極競爭。這種政黨競爭模式是聯邦德國政黨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在1947年聯邦德國首屆議會選舉中，總共有基民盟--基社盟（即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德國共產黨等11個政党進入議會。其中所獲選票的比例是：基民盟--基社盟獲31％，社會民主黨獲29.2％，自由民主黨獲11.9％，德共獲5.7％，其他各黨得票均不超過5％。這個情況表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幾乎勢均力敵，誰都不佔絕對優勢，無法單獨組閣執政。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民主黨支持誰，誰就可以組閣。結果，基民盟--基社盟聯合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1969年第6屆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但也未獲絕對多數，於是，便與第三大黨即自由民主黨聯合組閣並成了主要執政黨，而第二大黨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好充當在野反對黨的角色。由此開始了基民盟一基社盟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第一次輪流執政。在以後歷屆政府（包括1990年德國統一后組成的新聯邦政府）中，儘管仍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兩大政黨輪流執政，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和選舉制度等的具體規定，決定了兩大黨中誰也不能強大到占絕對優勢的地位。自由民主黨是小黨，一般佔有不到10％選票，但卻在兩黨競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任何一方一般只有得到它的合作，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1948年以來，除1966－1969年，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外，自由民主黨一直與其中的一個大黨聯合組成政府，其地位也較為穩定。這種近似等腰三角形的多黨聯合執政模式，可以說是聯邦德國及統一后的德國政局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綠黨作為一支新秀出現在德國的政治舞台上。在1983年聯邦議院選舉中，綠黨獲得了5.7％的選票，28個議席，首次進入聯邦議院，成為聯邦議院中第四大黨，從而打破了聯邦議院長期存在的由聯盟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三黨主宰的局面。綠黨的崛起使自由民主黨的長期執政夥伴地位發生動搖。在1998年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首次聯合綠黨組成了所謂的“紅綠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領袖施羅德出任總理，開始了兩極對壘的新階段。
4.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點是，一黨獨大，多黨競爭。這種模式形成於1955年第二屆鴆山內閣時期，在同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佔有眾議院511個席位中的299席，不僅是第一大黨，而且擁有了超過半數的優勢，可單獨執政；社會黨佔有156席，是第二黨，此後的歷屆眾議院選舉中情況也大致如此。其中自民黨總以穩超半數議席而長期執政，社會黨始終佔1／3議席而位居第二大黨地位，充當反對黨角色。這種既不同於歐美式的多黨制，也不同於一般一黨制的制度，被人們稱為“五五體制”。這種體制持續了長達38年之久，在此期間，日本其他政黨如社會黨、日共等革新勢力和公明黨等中間勢力始終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無一政黨可單獨與自民黨爭雄。
自民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它得到財界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扶植，並與政府官僚密切結合，形成了一個以財界意志為基礎，並以自民黨為政治代表，通過立法、行政等措施，經由官僚機構付諸實施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權錢統治體系。二是，自民黨執政期間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在保障壟斷財團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滿足了國民的願望和要求，因而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其統治的相對穩定。三是，在野各黨普遍力量弱小、基礎薄弱，常常因為意見分歧而彼此勾心鬥角，無法實現步調的統一與共同合作，從而有利於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如果長期壟斷政治都必然會積累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端，日本自民黨也是這樣。這突出表現在日本“金權政治”腐敗沉痾久治不愈，政治醜聞接連不斷。日本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錢權政治；日本政治的腐敗，首先表現為執政黨的腐敗。自民黨一直信奉“金錢就是權力”、“權力就是金錢”的方針，因此，圍繞錢、權問題，自民黨內貪污、受賄屢見不鮮。 應該說，這與日本的選舉制度有直接的關係，日本實行中選區制，根據選舉法的規定，全國分為200多個中等大小的選區，每區設有幾個議席。同一政黨可以有數名候選人競爭，相互間不是靠政見取勝，而是憑經濟實力較量，政治與金錢結下了不解之緣。日本自民黨的腐敗嚴重損害了它的執政形象，削弱了自民黨的整體實力。終於在1993年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只獲233席，不足半數而下台，由社會黨聯合其他在野黨及新成立的政黨組閣執政。至此，日本自民黨一黨執政成為歷史。近十年來，自民黨雖然也曾獲得了單獨執政的機會， 但現今的自民黨已不是從前的自民黨：日本向多黨聯合輪流執政方向發展的趨勢，似是很難扭轉了。
（二）政黨內部的競爭
前文分析了西方國家政黨競爭的概況，其實，各政黨內部也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乃是一種必然現象。政黨內部的競爭既是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又是整個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政黨內部派別競爭的原因
西方政黨內部出現派別競爭和派別政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從根本上說，這是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結果，誠如麥迪遜所說的，造成政黨內部派別競爭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財產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體制內的政黨都是整個統治集團的利益代表，但實際上他們往往只代表某些大壟斷集團的利益，很難具體滿足各個利益集團的要求。於是，這些集團便千方百計地在政黨內部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實現。“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要求，但往往是粗線條的，不可能反映得很細。所以，資產階級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需要通過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進行粗線條的宏觀調整，而且還需要各政黨內部的派系活動和派別組織進行細線條的微觀調整。”
2．政黨內部競爭的表現
西方政黨內部的競爭，主要體現在：
第一，爭奪黨內最高權力。欲登上總統或首相（總理）寶座，必先成為黨內的最高領袖。“在黨內出不了頭的政治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登上國家權力頂峰的。” 在美國，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是該黨的當然領袖，要成為總統候選人，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苦的預選。如1860年，民主黨在南卡羅的查爾斯頓舉行代表大會，經過57輪投票，也未能產生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爾後又在巴爾的摩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兩次投票，才決定提名道格拉斯為候選人。1924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更是進行了103次投票，才決出候選人。在英國、日本等議會制國家，首相或總理是由議會內的多數黨領袖擔任的，誰成為多數黨領袖，誰就可以上台執政。因此，多數黨內部的競爭十分激烈。如1976年，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引退，6位內閣大臣競選工黨領袖，經過三輪投票，詹姆斯·卡拉漢才當選並繼任英國首相。日本自民黨內部各派系，圍繞自民黨總裁人選的競爭也是異常激烈的。各派系之間既有正面交手，又有幕後交易，它們甚至採取造謠誹謗，惡意中傷的辦法打擊對手，抬高自己；通過封官許願、金錢賄賂、挑撥離間，暗挖牆腳的手段削弱對手，壯大自己。
第二，政策的競爭。政治競爭包含政策的競爭，誰能夠提出最受選民歡迎的政策，誰就有希望上台執政。在政黨內部，政策的競爭也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政黨由於對政策的取向而分為不同的派別，如美國兩黨內部都有自由派和保守派、鴿派和鷹派。在英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保守黨內部就開始出現一些派別組織如星期一俱樂部、塞爾斯頓集團等。這些集團往往各執一種政策主張。從一定意義上說，英國的政策就是各政黨、各政黨內部各派別討價還價、反覆競爭的結果。如阿爾蒙德所說，“英國的政黨是許多具有各種政策偏愛的集團的聯合。一個政黨在採取堅強立場之前黨內的各個集團相互競爭以決定全黨必須據以合作的政策。”
第三，爭奪黨內的其他重要職位。這在日本體現得特別明顯。在英美，黨內的職務並不十分重要，除政黨領袖出任首相總統外，其他職務幾乎不為人關注。黨內的“精英”紛紛在政府謀取高位，誰也不把黨內的職務放在眼裡。日本則不同，日本自民黨內部的高級領導職務十分顯赫，不亞於內閣大臣，除自民黨總裁兼任內閣總理大臣外，其他人員一般都不兼任黨政要職，但他們的政治地位相當高。自民黨的幹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被稱作黨內三巨頭。總裁就經常從黨內三巨頭中特別是幹事長中遴選，而沒有擔任黨內高級職務的人很難擔任總裁和首相，所以，黨內高位對一切有心問鼎首相寶座的人都有吸引力。爭奪黨內重要職務成為日本政治的一個獨特現象。
3．政黨內部派系競爭的後果
西方政黨內部的競爭無論對政黨本身，還是對國家的政治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首先，政黨內部的競爭是現代民主的重要體現。如前文所述，現代民主政治是寬容的，富有韌性的政治，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1931年，英國麥克唐納背叛和分裂工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專制政治下，這是無法容忍和難以想象的。“在古代政治和專制政治下，麥克唐納不要說當上首相，而是被扣上分裂黨，分裂國家和罪該萬死、遺臭萬年的罪名。” 其次，政黨內部的競爭在統治集團內部起到了某種必不可少的制約和協調作用，可以避免黨的大權落入某個集團之手，可以避免領袖個人獨斷專行（如指定接班人，實行變相的世襲制）和思想僵化，從而使政黨能照顧到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最後，政黨內部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黨競爭之不足。就日本而言，自民黨內部派別的合法性與獨立性使每個派別看上去都像一個小黨，而自民黨更像是這些小黨的聯盟。所以，儘管日本由於歷史原因並沒有形成兩大黨輪流執政的局面，但政黨內部的競爭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調解和相互監督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體現了某種多黨政治的特點。當然，政黨內部的競爭也可能導致政黨組織渙散，權威缺失、助長政府不穩定等後果，解決的辦法不是壓制內部競爭，取消內部競爭，那樣只能使一個政黨褪變為專制主義政黨，而是要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揚長避短。正如麥迪所說“既然派別的潛在根源植根於人類的本性”，那麼，對“派別危害”的可能存在的療劑要比疫病本身危害更大，最好的出路是承認它們的存在並努力控制它們帶來的後果。
（三）利益集團、智囊團和政治競爭
一般說來，一個政黨要在政治競爭中取得執政權，必須擁有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戰勝其他政黨的實力和基礎，這種實力和基礎，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構成：一是政黨牢固而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二是政黨積極而有效的政治綱領和政策主張。就前者而言，現代社會廣泛存在的利益集團越來越成為政黨的“後援力量”，成為政黨生存和發展的靠山。與政黨一樣，利益集團也是利益多元化的產物。它與政黨的區別在於，政黨的目標是通過選舉獲得權力，而利益集團通常“尋求獲得具體的、相對較窄的政策優惠，只是有選擇性地影響政策，其目標並不是贏得政治大權。” 利益集團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多種多樣，但主要還是通過支持政黨，並向執政黨及其政府施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西方政黨一般都有自己較為固定的利益集團和勢力範圍。英國工黨和工會就一直保持着一種特殊的合作關係，如理查德·羅斯所說：“英國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工會，是與政黨政治高度結合的。在工黨內，工會提供將近90％的黨員，黨代表大會85％以上的選票以及85％的收入。工會佔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28個席位中的18個，並包辦1／3以上的工黨議員。” 與之相對照的是，英國的保守黨與工商業集團有着密切的聯繫，在保守黨與工黨的政治競爭中，工商業集團始終站在保守黨一邊，“工商集團與保守黨之間沒有正式的機構聯繫；支持主要是採取捐款的形式。”在美國，民主黨與“勞聯---產聯”的關係儘管不及英國工黨與工會的關係那樣緊密，但民主黨仍然在“勞聯---產聯”中獲得了大大高於共和黨所獲得的選票。
有組織勞工與總統選舉
勞聯---產聯的成員總數 16，000，000
因為只有大約半數的成員參加總統選舉，減去 8，000，000
勞聯---產聯的實際投票數 8，000，000
民主黨得票所佔勞工選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黨得票所佔勞工選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從民主黨得票所佔比例中減去共和黨
所佔比例，得到民主黨從勞工集團的凈得票數 3，200，000
在德國，最有影響力的集團“德國工業聯合會同基督教民主聯盟DD基督教社會聯盟及保守的政治家們有悠久和密切關係。工商利益給基督教民主黨人提供巨額財政支援，相當數量的聯邦議院議員同工商業有密切聯繫。” 法國和意大利的工會則以政治路線劃分為社會黨工會，共產黨工會和基督教工會。
對於日本自民黨來說，最重要的利益集團是財界團體。自民黨與財界有着傳統的聯繫。在二戰前，財閥的解體，使財閥與保守政黨的正式關係終結，但它們之間依然有密切的聯繫。財閥解體后，日本經濟界又很快開始新的組合，並在不久之後形成新的財界四團體。 1955年自民黨的成立可以說就是財界的一大政治傑作，因此，自民黨從開始就以財界四團體為自己執政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利益集團除向政黨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團之間也存在着激烈的競爭。當然，這種競爭並不是以奪取政權為直接目標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主要在於更有力地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影響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充分實現本集團的利益。
智囊團在政治競爭中同樣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團又稱思想庫，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半官方的和純民間的。其主要職責就在於為政治首腦提供政策諮詢，制定出最受選民歡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競爭中占居優勢。此外，在美國，還存在一批競選諮詢專家，他們與智囊團的區別在於，不是向候選人提供政策服務，他們也不一定認同候選人的政見，而是為候選人提供最準確的情況，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擬定最有效的競選方式。競選諮詢專家都是來自各方面的專業人才，通曉社會學、心理學、領導學、統計學、美學，通曉電腦、電視新聞製作以及廣告設計。他們以此為職業，在競選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競爭的本質、特色及影響
（一）西方政治競爭體現了“寡頭統治”的本質
一定的政治制度歸根到底是為一定階級政治經濟利益服務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競爭，無論是兩黨競爭或多黨競爭，都是不涉及根本社會制度的變革，實際上僅僅是維持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一種策略而已。從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輪流執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壟斷政權，總是在在朝與在野之間來回擺動。這種輪流執政，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因為人民至少獲得了對政府的選擇權，有權利選擇他們較為滿意的人和集團上台執政，並把他們不滿意的人和集團趕下台，毫無疑問，輪流執政有助於防止某一集團壟斷政治，從而避免出現“寡頭統治”的情況。但這是從微觀上說的，從宏觀視角看，輪流執政只是資產階級不同集團之間的輪流執政，對於整個統治集團來說，任何集團執政都一樣，都是為了維護整個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本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指出：“寡頭政體並不是把政權經常保持在同樣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採用這樣的辦法，它輪流地使政權從一隻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隻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種典型的“金權政治”、“財閥政治”。從法理上說，資本主義制度允許任何人、任何政黨（哪怕是工人階級政黨）都有同等的權利競爭行政首腦職位，成為執政者。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政治競爭的，除了資本主義選舉制度對小党進行限制外，主要還在於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錢為基礎的。“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政治競爭是一種金錢的競爭絲毫不為過。“通往白宮的道路需要黃金來鋪築。”“沒有錢什麼希望也沒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總統的材料。” 金錢既可以使一個人奪取政權，也可以使一屆政府垮台。試看美國總統的競選經費：
1952年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660萬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6240萬美元。
1992年布什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億美元，克林頓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3億美元。
2000年布什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8億美元，戈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2億美元。
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治權力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 對於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由其經濟地位決定，政治生活只不過是一種“天國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到現在為止一直是宗教的領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人間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一，有效地將體制外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納入到體制內，給他們一個和平奪取政權的機會，大大地緩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大對立的階級，其矛盾不可調和。由於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還比較尖銳，所以他們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了極端的理解。儘管如此，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可在議會之內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從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裡，關鍵在於工人階級對普選權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特彆強調普選權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就指出：“在英國，普遍權的實行和大陸上標有社會主義這一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裡，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還指出：“隨着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 恩格斯認為，在資產階級代議制度日趨完善和軍事機器超常發展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鬥爭條件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說，“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選舉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在評價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的意義時，恩格斯寫道：“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穩地肯定，只要工人們合理地使用普選權，就能夠迫使當權者破壞法制，即是說，使我們處於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實踐的發展驗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組織，它們不僅參與全國競選，而且有的進入政府參與執政。如法共從1744年起連續參加5屆聯合政府，8位領導人出任部長副總理，其中1946年大選獲票500多萬張，為法國第一大黨，1997年又有三人進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產黨（1992年改名為左翼民主黨）是最大的反對黨。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後共參加7屆政府。儘管1947年以來意共被排擠出政府一直處於在野地位，但它在選舉中一直得票第二，僅次於天民黨。不僅如此，意共還掌握了數量可觀的地方政權，掌握了一大批群眾組織和一批企業，成為意大利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總之，在西方社會，體制外的政黨不是遭到“殘酷打擊”，“無情鎮壓”，而是被有效地納入體制內，與資產階級一起競爭政權，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二，執政黨與反對黨並非勢不兩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對原則，在憲政體制內和平共處。
所謂合法反對，指在不危及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對黨有合法存在的權利，並有權依靠合法的途徑，正當的法律程序來反對執政黨及其政府，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對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資產階級在執政初期，由於確定不了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政治風險，曾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拒不承認反對派的合法地位，更談不上承認合法反對原則。人們對反對派充滿了厭惡和敵視情緒，擔憂它為製造分裂和混亂，危及國家。1704年，英國政治人物查理·戴維納特認為，“那些被認為接受了法國賄買的人以後組成政治反對派”，在這裡，“反對派”成了“裡通外國者”的同義語。國王喬治二世則把沃爾波政府的政治反對派稱為“流氓”，“無賴”和“自高自大者”，對他們的活動加以限制。 在美國，1798年，聯邦黨人亞當斯政府專門針對共和黨人頒布了號稱美國歷史上針對政治活動的一項最有鎮壓性的法令---懲治叛亂法》，根據這一法令，許多共和黨人身陷囹圄，甚至在連任競選中指責聯邦派政策的國會議員亦未能倖免。總之，在美國建國之初，合法反對原則並沒有得到承認。“共和黨人在野的時候，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而在他們執政的時候，也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反對黨。” 反之，聯邦黨人亦然。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經過一、二百年的政治實踐之後，資產階級終於發現，在承認和服從現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況下，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並參與政治事務，並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政治風險，相反，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如1822年英國一家權威性刊物《季度評論》所說：
一個能幹的反對黨存在的必要，……僅次於內閣的存在。儘管這一團體是自封的，難以得到憲法的書面承認。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它必須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們行為的檢查者，大臣們失職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的角色，並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
於是，在英國和美國，合法反對原則率先得以確立，隨後，又在法德等西方國家發展開來。
在傳統社會，由於不存在合法反對原則，因而反對集團不得不採取宮廷政變、暴動等陰謀手段奪取政權。而統治集團也往往把反對派看作政權的最大威脅，並利用掌握國家政權的優勢，採取種種辦法壓制、打擊和消滅其他的集團。執政集團“隨時要提防着覬覦他的權力的可能的政敵，經常把大量的時間投入維持權位的權力鬥爭中去，甚至國家政治體制的設置也圍繞着有利於執政者保持政治權力，以政治控制為體制配置和變遷的主要依據。” 相形之下，現代社會把反對者從陰謀家變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見者，把充滿惡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敵對轉化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對抗。這無疑更為經濟、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之三，執政黨間接影響國家政權的運作。西方政黨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奪權而不是執政：一旦競爭勝利，上升為執政黨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謂的執政黨實際上起不到執政的作用。執政黨的意志主要是通過本黨領袖的政務活動滲透到行政機關的職能中去。執政黨無論權勢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決策程序和政府的實際運作。政黨領袖作為政府首腦，他們獨攬行政大權，自主決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針，各部門的事務，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機構的指揮，控制和干預。也就是說，政府的運作和政黨的運作是分開的。政黨沒有被納入政府運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內部事務。總之，這種黨政分開的體制不僅有利於執政黨的自身建設，而且保證政府發揮獨立行使權力的作用，避免了雙重領導和政出多門的現象,有利於國家機關及官員隊伍更加精練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於對它進行監督。
（三）西方政治競爭的影響
西方政治競爭不僅對非西方社會而且對整個世界政治發展都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近二百年來，世界政治發展的歷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斷擴張的歷史。如亨廷頓所說，“古代社會各文明間時斷時續的有限碰撞，讓位於西方文化對其它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單方向的衝擊。” 以西方為中心，不斷向外衍射，是近現代民主發展的特點。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對其他文明產生強勁的衝擊波，主要緣於它的個人主義精神。它提倡個人理性的張揚，強調個人優於集體，反對集體對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性進行壓制，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於人的全面發展。儘管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許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競爭體制，但總的說來，它們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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