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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論”功過是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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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句四川民間諺語,因一位偉人的引述,竟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聖經”,也有了一個很好聽的簡稱:“貓論”。

  “貓論”最早出現於1962年,在大飢荒之後一些農村自發產生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新的生產形式,引起黨內爭論。 7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認為,哪種生產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他引用劉伯承經常說起的四川諺語:“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內部會議講話,“貓論”並沒有傳播。

  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點名批評說:“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貓論”由此成名,成為鄧公的招牌。1978年,當鄧小平再次復出,主導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他認為,搞理論爭論,就會貽誤時機,錯過發展機遇。空洞的爭論無濟於事,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應該大膽地實踐,大膽地試,先不要下結論,幹了再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從此,“貓論”主導了從鄉鎮企業、私營經濟,到特區、證券、股票等改革開放的各個階段。可以說,是“貓論”打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全新時期。

  1985年,鄧小平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貓論”的影響擴大到世界。

  但是,就在“貓論”為我們的經濟改革帶來利益的同時,“貓論”也在不斷地被濫用。有人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有人以此來掩飾利益衝動下道德、責任的缺失;還有人試圖以“不爭論”的名義來阻擋他人的自由思考。可以說,在一些人的謀劃下,“貓論”這個打破教條的“理論”,正日益成為新的教條。“貓論”的普遍真理化正在毒化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正在將社會的價值判斷觀迅速庸俗化,正在將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引向“庸俗實用主義”,似乎只要行動能給個人或集團帶來實際的利益和報酬,就是好的、正當的,而不用關心行動本身的後果與合理性、正當性。

  “有用即是真理,無用即為謬誤。”這顯然就是“貓論”的危害。其實,即便是鄧公本人,也不認為“貓論”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據報道,80年代初,薄一波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什麼是當時的情況呢?不論是62年,還是80年代初、90年代初,鄧小平所面臨的情況,基本上是一樣的,僅有程度的不同,即:新生事物在萌生,這一新生事物雖然具有生命力,但與官方傳統理論不合,以官方傳統理論來看,這一新事物是罪惡的。理論與實踐發生了矛盾。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從理論上進行突破,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同時也沒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新的理論產生,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實踐先行,就成為不錯的選擇。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在這種實踐先行下,一步步深入的。可見,這僅僅是一種戰術選擇,而不是戰略選擇。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實踐先行的負面,就是要在不斷打破現有體制、制度、法律的條件下進行經濟發展。不斷地重複,媒體的宣傳,會造成強烈的示範效應,使社會普遍形成尋找體制漏洞、突破制度限制、逃避法律規範的心理。如果這種心理僅存在於經濟行為中,毒害的是社會發展的經濟秩序,但經濟是人的經濟,當人將這種心理運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時,毒害的就是整個社會了。在這種心理面前,一切道德、制度、法律都會顯得軟弱無力,失去其應有的作用。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面貌。

  任何事物都具有歷史性,“貓論”的提出,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權宜之計,是對意識形態的妥協,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過失,甚至是巨大的危害。今天,時移勢易,如果我們還抱着“貓論”不放,視“貓論”造成的危害而不見,繼續搞權宜,搞妥協,不搞爭論,不明是非,則既無與時俱進之明,更無實事求是之智。

  “貓論”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還是把它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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