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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讀感隨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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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儘管近於紀實,對社會的揭露全面而深刻,超過《水滸傳》,也超過《紅樓夢》,然而在推斷世事人生方面並未走出傳統的因果報應鐵囿一步。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相反,對於那個時代的說書人和著書人來說,如果不相信因果報應並以之解說人世,那我們倒還感到不可理解了

  今秋我終於捧讀了《金瓶梅》,始於讀了寧宗一先生的《說不盡的金瓶梅》之啟發。現在當我讀完《金》而還想再讀一遍時,陡然想到還是先放下《金》,先再讀寧的此著,這對於我再讀再評《金》是大有裨益的。

  寧教授在是書的扉頁上寫道:“我深信:“《金瓶梅》是說不盡的!”此說誠然有理。

  寧在《一個順向的考察》中說“《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湊、場面開闊、布局繁雜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對此評我頗有同感。其“寫真”是借說宋朝實是刺作者所生活的明代。也誠如《金瓶梅》“本書說明”之五所言:“他寫蔡京父子,即指嚴嵩與其子世蕃”,是寫實小說,“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剌時事”。

  作者“把現實的醜惡引進到了小說世界,從而引發了小說觀念的一次變革”。誠如羅丹說的“丑的也須創造”,《金瓶梅》創造的是群醜表演。

  蘭陵笑笑生生活在一個沒有美,吞噬美的腐朽社會,他的筆也沒有虛幻理想中的美,他是“小說界的一條耿直漢子”,他再現了現實的“陰森、畸型、血腥、混亂、嘈雜、變態、骯髒、扭曲和無聊”。

  掩卷略思,對以上每一個貶詞都可以從《金瓶梅》中拉出大把大把的例子。

  西門慶是一切醜惡的混血兒,然而他絕不僅僅只是個色鬼,他首先是封建社會市儈,是奸商加權貴、官僚的代表,他有無止境的對金錢美色權勢的佔有慾,且通過“性”手段達到攫取更大更多權勢美色的目的。但他也是“雜色”的。

  寧稱《金瓶梅》有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半。它誠然是有別於另幾部而別具一色的“第一奇書”。寧教授錄歌德言曰:“一件藝術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精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應該儘可能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

  據寧文引述,對《金瓶梅》批評最嚴厲要求最苛刻的當屬夏志清先生。可惜,夏先生的著述出版於89年,時隔多年,未能找到拜讀。現今觀點變否也不知,當今評論界對《金》持何新說,我孤陋,均不知。我只是持我的讀感而已。

  寧以《小說家的小說》一章駁了夏先生們的種種指責。其中寧把《金》界定在“小說”之中,說“作為小說家的小說《金》,確實同說話伎藝中的小說家的創作精神一脈相通。"他們的都屬“市民小說”,有而且必須有為大眾解悶消遣娛樂的功能,“與純藝術與文學正好相反”。

  我覺得這個界定很重要,很切實情。

  寧先生高度評贊了笑笑生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題材更開闊和多姿,人物形象更多彩更切近現實生活。《金瓶梅》是世情小說,它不同於以往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也不同於之後出現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之類。

  《金瓶梅》描寫了醜類,卻創造了藝術美,然而他在揭露醜類時特別是涉及性的描寫時缺乏節制,這是《金瓶梅》的敗筆、失誤和糟粕,也是使它遭受詬罵並被打入禁囿的表面原因。不幸的是這些恰恰被後繼者所發揮,出現了不少真正的穢書。

  寧先生多次強調,《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及時眾多人物既是黑色的,但並非是純黑的,人是雜色的,人物性格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誠如是說。龐春梅是如此,李瓶兒也如此,連西門慶也是如此。

  寧先生稱“《金瓶梅》顯示了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但不是純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帶着許多非現實主義的成分”,《金》中有濃厚的因果報應宿命論陰雲。

  “《金瓶梅》在小說史上的地位歸結為一名話,就是它突破了過去小說的一般寫作風格,綻露出了近代小說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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