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讀後感

　　甲申三百年祭讀後感（一）

　　今年是中國農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史論著作《甲申三百年祭》。這篇名著雖然已經發表60年了，而且當時與現在的國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的今天，重學郭沫若同志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啟發。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過紀念明朝滅亡三百周年、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並敘述李自成領導的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權，成立大順朝政權后，由於首領腐化併發生內部宗派鬥爭，以致陷於失敗的過程和教訓。

　　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滅亡之年。歷史上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的明王朝，由於是反人民的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與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擺脫不了由強盛─衰落─滅亡的社會發展規律。明崇禎帝雖然不是一個完全昏庸無能、而是“很想有為”的執政者，但由於明朝統治至他執政的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已經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當，依賴宦官，聽信奸佞，處理國家事務政令朝三暮四，輕信妄斷，政治已腐敗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災害嚴重，災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濟，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領導的太平軍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內擾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東北的邊患已養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內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禎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滅亡。明朝滅亡的教訓是：政權腐敗，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領的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揭竿起義時，高舉“分田地、均貧富”代表農民利益的旗幟，得到廣大農民和災民的擁護，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統治、成立大順王朝的勝利。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納人善言”，採取“民主式的合議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後來犯了與崇禎同樣的錯誤，用人不當，輕信妄斷。不採納李岩的諫言，以高爵厚祿使吳三桂歸順。在防吳三桂叛變和清兵侵襲戰略上，又調兵遣將不當，導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危及大順朝的政權。同時，政紀軍紀不嚴，政權逐漸腐敗，以牛金星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權貴，忘記了代表農民利益而取得勝利之道，不關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奪，欺壓百姓，過着腐化糜爛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生活，逐漸失去人民的支持，導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最終走向失敗。“闖王”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權腐敗，失去民心。

　　因政權腐敗、失去民心而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在古今中外史上並不少見。在世界現代史上，蘇共的解散（亡黨）和蘇聯的解體（亡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史實。

　　列寧締造的布爾什維克黨（蘇共的前身），代表俄羅斯工農群眾的利益，在廣大人民群眾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參與下，發動舉世聞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時間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逝世后，從斯大林專制時代開始，蘇共歷屆領導集團逐步成了特權階層。在政治上，權力高度集中，實行個人專制和官僚集團統治，嚴重損害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在人事制度上，實行任人惟親、提拔親信、排斥異已的組織路線，導致大批庸人進入各級領導層，領導無能、治國無方，逐漸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蘇共幹部享受的特殊待遇與民眾的差別越來越大，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領導集團越來越脫離群眾，從“人民的公僕”蛻變為損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後期又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並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絲毫利益的不義戰爭，使蘇聯經濟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使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隨着人民群眾積怨和不滿的不斷加深，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解散，亡黨亡國的悲劇。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於蘇共領導集團嚴重脫離群眾，攫取了不受監督的無限權力，以及腐敗嚴重，佔有了巨額財富而失去民心。

　　從新中國成立近55年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政權是牢固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會犯崇禎、李自成和蘇共同樣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上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以來，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深刻吸取國內外的經驗教訓，高度重視密切聯繫群眾問題和反腐敗鬥爭問題。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的群眾路線，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相連的緊密關係。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群眾路線，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克服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挫折，撥亂反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使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歷史得出的結論和經驗教訓。政權腐敗必定會失民心，進而失天下。中國共產黨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黨風問題、黨同群眾聯繫問題是關係黨生死存亡的問題”的真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三代黨中央和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本屆黨中央，都十分重視密切聯繫群眾和反腐敗鬥爭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后，毛澤東同志就號召全黨學習這篇著名史論，並告誡全黨“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村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再次提醒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離開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同志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他老人家這席話真是語重心長，代表黨中央對密切聯繫群眾和反腐敗鬥爭下定了決心和信心。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

　　江澤民同志反覆指出：“我們黨對反腐敗問題，一直是重視的。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腐敗鬥爭，是我們的重要方針。”、“實踐證明，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進行反腐敗鬥爭，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繫，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實踐也證明，中央關於反腐敗鬥爭的決策是正確的。”、“黨只有堅決清除消極腐敗現象，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已作為中國共產黨治黨和治國的重要方略，分別載入黨章和憲法。

　　黨的十六大召開后不久，胡錦濤總書記和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志就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的重要論斷，要求全黨同志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在新形勢下堅持做到“兩個務必”，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並多次告誡全黨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級幹部要自覺接受監督，絕不脫離群眾，絕不貪圖安逸，絕不以權謀私。”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號召全黨要“大力弘揚求真務實之風，繼續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為切實搞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加強黨同群眾的聯繫，黨中央近期先後頒布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使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進一步完善。在查處腐敗大案要案上，黨中央一貫是動真格，對各種腐敗分子決不心慈手軟，嚴肅查處，自建國以來，先後懲辦了劉青山、張子善、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傑等一批貧官污吏，純潔了幹部隊伍，振奮了黨心民心，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依紀依法懲治腐敗、加強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決心。

　　中國共產黨深入、持久、紮實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黨犯上李自成和蘇共同樣的錯誤。但這不等於我黨的黨風問題、黨同群眾聯繫問題已徹底解決、大功告成，中國共產黨已經絕對不會亡黨、亡國了。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於受國內外錯綜複雜形勢的影響，腐敗現象的滋生源廣泛存在，有些腐敗現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領域的腐敗問題還相當嚴重（如金融、建築、交通等領域），反腐敗鬥爭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複雜、艱巨。我們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堅持不懈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每個勞動者尤其是黨員、幹部都應該從我做起，在本職崗位上勤政、廉政，遵紀守法，密切聯繫群眾，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在成績面前要戒驕戒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要牢固樹立“腐敗不除，黨心民心不穩，國無寧日”的觀念，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斷推向前進。我堅信，在高度確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建黨學說和執政理念、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全黨的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原則，堅持不懈地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通過全黨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不繼鞏固和發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成果，不斷鞏固和發展由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的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確保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江山萬萬年。

　　甲申三百年祭讀後感（二）

　　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慶《新華日報》上連載《甲申三百年祭》。歷史背景是抗日戰爭已轉入戰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飽受打擊。郭沫若精心寫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來，目的提醒毛澤東，保護周恩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重視，毛澤東也多次指出從李自成起義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該文在延安各解放區作為中國共產黨整風的文件之一，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時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國歷史的兩個王朝覆滅。朱明王朝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政權大順王朝在取得全面勝利的情況下，剛剛建立就宣告敗亡。這段歷史對每一個政黨和從事政治鬥爭的人，都是需要重視的前車之鑒。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們正確對待權力、名利、地位等問題。引申到公司來說，如何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努力奮鬥的意志，清醒的學習態度，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丟掉當前的成果。

　　感覺目前這些離我們還有些距離。公司還沒有大到臨界的狀態。但是公司快速發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這一定涉及新的人員變動和資源投入。公司的內外部布局；未來的市場狀況，下一步的增長點，市場份額，開發，渠道，營銷，服務等環節的問題在哪裡？領導者要有大數據思想，要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還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開發新的項目。而這需要投入人力和資源去落實。為了實現方向，現有的人誰可以勝任？配套什麼職位和資源？需要什麼樣的人員引進。而現有的項目中需要做評估和調整。哪些是見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擴張。見效慢的，需要長期的項目推進。哪些是在浪費公司資源。那些必須糾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為公司的一員，我們要伴隨着公司的成長而成長。學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在解決一個困難，挑戰，到達一個高度后，能夠不斷突破，繼續創新。學習在上一個階層看問題，在下一階層做事情。能夠看清自己的方向，堅定去摸索創新的路徑。

　　互聯網企業更新換代更符合行業的顛覆的規律。昔日的巨頭如今也在苦苦掙扎。我們抓住事情的本質，嘗試不斷的創新。在趨勢的變革中，只有接近目標的實質的事物才不會被淘汰。而創新的思維和行動力，對每個人又都是公平的。堅信自己也會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懼怕離開那個自己認為的舒適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讀後感（三）

　　1944年的暮春時節，郭沫若在重慶發表了他的歷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選擇這個時間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時節，闖王李自成殺進了北京、崇禎皇帝弔死煤山、立國276年的明朝滅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注意，他將其列為整風文件，並多次號召全黨認真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揚名，但人們也因此形成了這樣一個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總結農民起義軍因為驕傲而失敗的教訓。

　　前段時間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我卻有了一點新的感悟：文章不僅總結了李自成的教訓，實際上更是如作者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是在總結明亡的教訓。

　　明亡的教訓現在看起來，也還讓人不勝唏噓。崇禎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外有努爾哈赤的后金虎視眈眈，內則是連年的旱災、蝗災，鬧到了“人相食，草木俱盡”的程度，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勢。對朝廷來說，要禦侮，要救災、要“剿寇”，提供這些“公共產品”都需要錢。問題是錢從哪兒來

　　郭沫若寫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這位名叫李璉的武生提出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也就是說，讓富人出一點錢。

　　用今天的話說，李武生的觀點顯然是屬於“極左”、“仇富”的，結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強烈反彈。皇帝身邊的大學士錢士升便上書崇禎，說李武生“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總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開槍，不能搞民粹主義，否則的話就會“大亂自此始矣”。

　　皇帝當然是害怕“大亂”的，何況錢士升的資歷和專業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夠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議也就被擱置了。三百年後，郭沫若仍然為崇禎犯下的這一錯誤扼腕嘆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於‘助餉’吧 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亂’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

　　富人的錢不能動，皇帝自己捨不得出錢，“剿寇”又是火燒眉毛的事，不能稍緩。怎麼辦？只能是給政策，讓他們自己去“創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筆記》中說：左良玉（明朝大將）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汙。因為朝廷嚴重拖欠軍餉，士兵還要賣命打仗，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當然，用這樣的兵來“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終於進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給“剿”了。

　　雖然在郭沫若看來，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頭腦”，但他這個建議還是徹底得罪了當時的“士大夫”們。當時崇禎為了故作姿態，一面採納了錢士升的理論，一面也對錢進行了“切責”。但郭沫若發現，“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命’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準確的。崇禎自殺之後，這些士大夫們並不為他“死節”，而是熱衷於當李自成的“大順”朝的新貴。明朝遺民寫的《小史》記載，李自成手下的將軍李岩和軍師宋獻策在北京街頭曾經“見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過”，不解“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實際上，在清兵入關后，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貴。看來，只要能夠保住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則無論國號是“大明”、“大順”還是“大清”，無論皇帝是姓朱、姓李還是姓愛新覺羅，他們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經亡了372年了。無論是李自成因為驕傲而功敗垂成，崇禎因為被人誤導而招致覆滅，都已經是歷史長河中的既成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最重要的我們應該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法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說過這樣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拒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同歷史遺亡症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其實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