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叔

　　老汪叔，是我小時候的鄰居。

　　小時候住的地方叫落落(lalao)，意為被人落(丟）下的村落。小地名又叫“砍頭”。地處修河南岸，是一片開闊的高地。雖然耕地眾多；但四周多處是墳地。易旱怕澇，飲用水都是在池塘里採用的。只有七八戶人家。住在這裡的都是新遷戶。目的是遠處的生產隊來這裡耕種，有個方便歇腳的地方。我家是在上世紀的1961年底遷來的。離本隊的村莊，就有五六里。但凡有新來的住戶，彼此不僅很快認識，而且會像親戚一樣的密切起來。老汪叔比我家後來。

　　大約是上世紀的1963年底。初來的老汪叔，高挑的個子，清瘦的臉龐，輪廓分明。身上總有一股特別的精神。說話有時露“啊~啊”的腔調，穿着幹部服，這分明說他不是農村出身。一家三口，沒有女的，好似“一雙筷子夾根骨頭”，都是光棍。初到異地無親無盼。他自稱是幹部出身；父親種地，七十多歲；來的小孩叫汪延真，只有七八歲。小孩沒有乳名，我們覺得新鮮。因為我們孩子之間只互叫乳名。我兄弟三個。延真比我小一歲。很快，汪延真和我們兄弟之間就成為了朋友。生活平靜而愉快。

　　“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災難就降臨在老汪叔一家人的頭上。

　　原來造反派查出了他曾是湖北公安廳工作的。不知什麼原因，他“逃亡”到現在的住地，父親又是地主成分。因此，老汪叔成了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壞分子。 從此，他就關進了公社的豬棚里。因為身份特殊，關在一起的多數是幹部。公社一有什麼運動，他是當然的批鬥對象。批鬥很殘酷，五花大綁，下跪、戴高帽子。老汪叔是全公社的重點對象。因而受的苦難比一般人更多。

　　運動的苦難還常常降臨在汪延真頭上。家裡七十多歲的爺爺，無力照看他。本地又沒有任何親戚。老汪叔離家少則十天半個月，甚至一冬都在外改造，喪失自由。汪延真常被託付給母親照看。

　　特別是 六八年國慶，父親病故后，文革運動更加激烈了。這時母親簡直把汪延真當做我家兄弟的一員。從此我們更密切了。常在一起上學。放學后我們在一起放牛。放牛時，我們在一起遊戲。雖然生活不富裕，但少年不知愁苦味，快樂的時間還是多。

　　“三查對象”老汪叔，每次回到家，空蕩蕩的，家裡沒有女人。母親這時以女人的情分相待他。他常以父輩的情懷回報我們。他教導我們如何對待生活，對待社會。文革時期，老師和家長，絕不會因為讀書而拷打孩子。唯老汪叔對延真是超越時代的父親。汪延真經常因為讀書而挨打，罰跪。我們見了都誠惶誠恐。

　　老汪叔的學問確實是很大。他給我們講延安。他1927年出身於地主家庭，14歲的時候就背叛了家庭，奔赴延安大學去求學。孩子起名為“延真”，就是紀念當年到延安追求真理的含義。文革時期那麼恐怖，我們卻能在他那裡看到“武漢市百萬雄師武鬥的快報”。他還珍藏有《毛主席在七千人會議上的講話》。我們才知道毛主席也會有錯誤，劉少奇也不是那麼壞，林彪除了戰功，可能是奸臣。鑒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他雖然沒敢給我們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之類的國學，但他給我們講解毛主席的《矛盾論》，講辯證法。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事物的兩面性。看問題，要一分為二。要相信群眾，相信黨。人要有意志，有一股精神。當然，為了怕我們孩子說漏嘴，每句話的前面，他都帶有合乎時代的革命名詞。儘管他是“三查對象”，“黑五類”，我寧願相信他是一位英雄。

　　他還真是一位英雄。 老汪叔不懂農業，幹不了農活。但他利用當地的條件，很快學會了伺養蜜蜂。那時農村帶學問搞經營的，的確不多見。老汪叔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桶桶的蜜蜂，在他家的周圍蔓延開來，外行人不知其中的奧妙。蜂蜜卻成了一家人重要的生活來源。每到割蜜時，他就叫上我們這些孩子，去嘗鮮。在這裡，我知道了蜂群里有蜂王、工蜂的分工。“八字舞”是蜜蜂的信息語言。他帶我一道去河背朱家塅，學習別人割蜜的經驗。回來不久，他竟然造出了搖蜜機。因而改善了飼養蜜蜂的生長條件，蜜產量成倍的增長。即使造反派來了，也被這些小精靈給“忽悠”了，一直沒有當做資本主義割掉。他還會種植藥材。生地、白朮、芍藥，就在生產隊的葯地里認識的。生地可以製成熟地。在我們眼裡老汪叔是無所不能。

　　眼下的老汪叔，英雄落難了。他被關在公社的養豬場，身受囫圇。養豬場建在離公社不遠的機耕道旁，路旁有棵大楓樹。低矮的養豬場里，關的“牛鬼蛇神”都是老幹部。母親常常叫我偷偷的去看望他，並暗暗的送菜和換洗衣服。那時政治氣候別樣，如被發現，是要受牽連的。偏西的太陽正好映在他的臉龐，餘暉下，我見到他洋溢出了笑容。接過東西后，他用手在我的頭上摸了摸，肩上拍拍。每次去過，他常很驕傲地把我介紹給他關在一起的同夥。去的次數多了，那些老革命也有誇我幾句的。在這裡，我認識了公社的黎秘書。每次離開時，我們不敢公開告別。養豬場路旁的大楓樹，常默默的替代我們的身影。那個時代，這種交往增加了我們之間的情愫。

　　人生歲月里，儘管與老汪叔有緣；我們兄弟尚小，不懂大人之間的愛意，始終未允許母親接納老汪叔。為了顧及與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柘林水庫遷建時，老汪叔悄悄的搬離了我們。從此，我們兩家也就沒有了往來。但每次不論是見面，還是與人交談，說到老汪叔的稱呼，一輩子並沒有改變。

　　一九七二年春，我被武寧共大推薦上九江教育學校讀書。成為全縣 文革后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大隊幹部見了眼紅，借故我家庭歷史問題，不肯開戶口遷移證明，企圖阻止我上學。老汪叔就直接帶我到公社。當年與老汪叔關在豬棚的黎秘書，認出了我，稱讚我有出息。二話沒說，他就把戶口遷移開給了我。八三年春，我已是船灘鎮的副主任了。因我分管鄉辦企業這一塊，個別人因自身的利益，即將與我發生肢體衝突之際，剛恢復工作的老汪叔，正好碰見。一時性急的他，突然拔出佩戴的手槍，朝天開了兩槍，震懵了在場的每個人。這槍聲是對世人宣布：老牛護犢子。這種關愛深深地熔鑄在我的感動中。

　　2013年4月13日下午5時左右，兒媳聶繼雲，在電話里問我說，老汪公過身了。我一陣恍然。厚重的夕陽，將餘暉鋪撒在街道旁的樟樹上，卻抹不平我心中的缺憾。“老汪叔”，給我的精神財富，影響了我的一輩子。對他的稱呼，足足的叫了半個世紀。可以肯定地說，長輩中，除了父親，就數老汪叔了。雖然你比父親存世更長，但我還是沒來得及送上你的最後一程。“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年近花甲的我，隨着年齡的增大，回過頭來看，完美的情感中，像“蘋果”一樣，永遠的缺那麼一小口。這一口是對今天九十歲老母錐心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