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比較研究

　　民主黨得票所佔勞工選票比例

　　（8，000，000X70％） 5，600，000

　　共和黨得票所佔勞工選票的比例

　　（8，000，000X30％） 2，400，000

　　從民主黨得票所佔比例中減去共和黨

　　所佔比例，得到民主黨從勞工集團的凈得票數 3，200，000

　　在德國，最有影響力的集團“德國工業聯合會同基督教民主聯盟DD基督教社會聯盟及保守的政治家們有悠久和密切關係。工商利益給基督教民主黨人提供巨額財政支援，相當數量的聯邦議院議員同工商業有密切聯繫。” 法國和意大利的工會則以政治路線劃分為社會黨工會，共產黨工會和基督教工會。

　　對於日本自民黨來說，最重要的利益集團是財界團體。自民黨與財界有着傳統的聯繫。在二戰前，財閥的解體，使財閥與保守政黨的正式關係終結，但它們之間依然有密切的聯繫。財閥解體后，日本經濟界又很快開始新的組合，並在不久之後形成新的財界四團體。 1955年自民黨的成立可以說就是財界的一大政治傑作，因此，自民黨從開始就以財界四團體為自己執政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利益集團除向政黨提供支持外，各利益集團之間也存在着激烈的競爭。當然，這種競爭並不是以奪取政權為直接目標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主要在於更有力地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影響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充分實現本集團的利益。

　　智囊團在政治競爭中同樣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囊團又稱思想庫，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半官方的和純民間的。其主要職責就在於為政治首腦提供政策諮詢，制定出最受選民歡迎的政策，使其在政治競爭中占居優勢。此外，在美國，還存在一批競選諮詢專家，他們與智囊團的區別在於，不是向候選人提供政策服務，他們也不一定認同候選人的政見，而是為候選人提供最準確的情況，為其塑造最佳的形象，擬定最有效的競選方式。競選諮詢專家都是來自各方面的專業人才，通曉社會學、心理學、領導學、統計學、美學，通曉電腦、電視新聞製作以及廣告設計。他們以此為職業，在競選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西方政治競爭的本質、特色及影響

　　（一）西方政治競爭體現了“寡頭統治”的本質

　　一定的政治制度歸根到底是為一定階級政治經濟利益服務的。西方政治制度亦是如此。西方政治競爭，無論是兩黨競爭或多黨競爭，都是不涉及根本社會制度的變革，實際上僅僅是維持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一種策略而已。從表面上看，西方政治輪流執政的制度安排，使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壟斷政權，總是在在朝與在野之間來回擺動。這種輪流執政，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因為人民至少獲得了對政府的選擇權，有權利選擇他們較為滿意的人和集團上台執政，並把他們不滿意的人和集團趕下台，毫無疑問，輪流執政有助於防止某一集團壟斷政治，從而避免出現“寡頭統治”的情況。但這是從微觀上說的，從宏觀視角看，輪流執政只是資產階級不同集團之間的輪流執政，對於整個統治集團來說，任何集團執政都一樣，都是為了維護整個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本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指出：“寡頭政體並不是把政權經常保持在同樣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採用這樣的辦法，它輪流地使政權從一隻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隻手抓住。”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種典型的“金權政治”、“財閥政治”。從法理上說，資本主義制度允許任何人、任何政黨（哪怕是工人階級政黨）都有同等的權利競爭行政首腦職位，成為執政者。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參與政治競爭的，除了資本主義選舉制度對小党進行限制外，主要還在於西方民主政治是以金錢為基礎的。“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政治競爭是一種金錢的競爭絲毫不為過。“通往白宮的道路需要黃金來鋪築。”“沒有錢什麼希望也沒有，即使你天生就是做總統的材料。” 金錢既可以使一個人奪取政權，也可以使一屆政府垮台。試看美國總統的競選經費：

　　1952年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660萬美元。

　　1972年尼克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6240萬美元。

　　1992年布什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億美元，克林頓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3億美元。

　　2000年布什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8億美元，戈爾競選總統的經費為1.2億美元。

　　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治權力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 對於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由其經濟地位決定，政治生活只不過是一種“天國的生活”和“彼岸的生活”。所以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到現在為止一直是宗教的領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人間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一，有效地將體制外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納入到體制內，給他們一個和平奪取政權的機會，大大地緩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大對立的階級，其矛盾不可調和。由於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還比較尖銳，所以他們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了極端的理解。儘管如此，馬克思恩格斯仍然注意到，在必要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可在議會之內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從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裡，關鍵在於工人階級對普選權的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特彆強調普選權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就指出：“在英國，普遍權的實行和大陸上標有社會主義這一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裡，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還指出：“隨着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 恩格斯認為，在資產階級代議制度日趨完善和軍事機器超常發展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鬥爭條件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他說，“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選舉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在評價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的意義時，恩格斯寫道：“他們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 1892年，恩格斯在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可以十拿九穩地肯定，只要工人們合理地使用普選權，就能夠迫使當權者破壞法制，即是說，使我們處於革命中的最有利地位。” 實踐的發展驗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組織，它們不僅參與全國競選，而且有的進入政府參與執政。如法共從1744年起連續參加5屆聯合政府，8位領導人出任部長副總理，其中1946年大選獲票500多萬張，為法國第一大黨，1997年又有三人進入若斯潘政府。在意大利，共產黨（1992年改名為左翼民主黨）是最大的反對黨。1944年4月到1947年5月，意共先後共參加7屆政府。儘管1947年以來意共被排擠出政府一直處於在野地位，但它在選舉中一直得票第二，僅次於天民黨。不僅如此，意共還掌握了數量可觀的地方政權，掌握了一大批群眾組織和一批企業，成為意大利政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總之，在西方社會，體制外的政黨不是遭到“殘酷打擊”，“無情鎮壓”，而是被有效地納入體制內，與資產階級一起競爭政權，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

　　西方政治競爭特色之二，執政黨與反對黨並非勢不兩立，而是遵循合法反對原則，在憲政體制內和平共處。

　　所謂合法反對，指在不危及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反對黨有合法存在的權利，並有權依靠合法的途徑，正當的法律程序來反對執政黨及其政府，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合法反對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資產階級在執政初期，由於確定不了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政治風險，曾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拒不承認反對派的合法地位，更談不上承認合法反對原則。人們對反對派充滿了厭惡和敵視情緒，擔憂它為製造分裂和混亂，危及國家。1704年，英國政治人物查理·戴維納特認為，“那些被認為接受了法國賄買的人以後組成政治反對派”，在這裡，“反對派”成了“裡通外國者”的同義語。國王喬治二世則把沃爾波政府的政治反對派稱為“流氓”，“無賴”和“自高自大者”，對他們的活動加以限制。 在美國，1798年，聯邦黨人亞當斯政府專門針對共和黨人頒布了號稱美國歷史上針對政治活動的一項最有鎮壓性的法令---懲治叛亂法》，根據這一法令，許多共和黨人身陷囹圄，甚至在連任競選中指責聯邦派政策的國會議員亦未能倖免。總之，在美國建國之初，合法反對原則並沒有得到承認。“共和黨人在野的時候，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執政黨，而在他們執政的時候，也從未承認聯邦黨是一個合法的反對黨。” 反之，聯邦黨人亦然。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經過一、二百年的政治實踐之後，資產階級終於發現，在承認和服從現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情況下，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並參與政治事務，並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政治風險，相反，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如1822年英國一家權威性刊物《季度評論》所說：

　　一個能幹的反對黨存在的必要，……僅次於內閣的存在。儘管這一團體是自封的，難以得到憲法的書面承認。反對黨必須對國家履行極為重要的政治職責。它必須扮演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者和擁護者，大臣們行為的檢查者，大臣們失職和不端行為的告發者的角色，並作為民族的領導者反對大臣的議案，試圖把他們趕出政府。

　　於是，在英國和美國，合法反對原則率先得以確立，隨後，又在法德等西方國家發展開來。

　　在傳統社會，由於不存在合法反對原則，因而反對集團不得不採取宮廷政變、暴動等陰謀手段奪取政權。而統治集團也往往把反對派看作政權的最大威脅，並利用掌握國家政權的優勢，採取種種辦法壓制、打擊和消滅其他的集團。執政集團“隨時要提防着覬覦他的權力的可能的政敵，經常把大量的時間投入維持權位的權力鬥爭中去，甚至國家政治體制的設置也圍繞着有利於執政者保持政治權力，以政治控制為體制配置和變遷的主要依據。” 相形之下，現代社會把反對者從陰謀家變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政見者，把充滿惡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敵對轉化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對抗。這無疑更為經濟、安全得多。

　　西方政治競爭的特色之三，執政黨間接影響國家政權的運作。西方政黨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奪權而不是執政：一旦競爭勝利，上升為執政黨后，其作用反而下降，所謂的執政黨實際上起不到執政的作用。執政黨的意志主要是通過本黨領袖的政務活動滲透到行政機關的職能中去。執政黨無論權勢多大、威望多高，都不直接介入政府的決策程序和政府的實際運作。政黨領袖作為政府首腦，他們獨攬行政大權，自主決定政府的一切大政方針，各部門的事務，不受政府之外的任何機構的指揮，控制和干預。也就是說，政府的運作和政黨的運作是分開的。政黨沒有被納入政府運作的程序之中，它是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不介入政府內部事務。總之，這種黨政分開的體制不僅有利於執政黨的自身建設，而且保證政府發揮獨立行使權力的作用，避免了雙重領導和政出多門的現象,有利於國家機關及官員隊伍更加精練和提高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和便於對它進行監督。

　　（三）西方政治競爭的影響

　　西方政治競爭不僅對非西方社會而且對整個世界政治發展都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近二百年來，世界政治發展的歷史就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斷擴張的歷史。如亨廷頓所說，“古代社會各文明間時斷時續的有限碰撞，讓位於西方文化對其它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單方向的衝擊。” 以西方為中心，不斷向外衍射，是近現代民主發展的特點。西方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對其他文明產生強勁的衝擊波，主要緣於它的個人主義精神。它提倡個人理性的張揚，強調個人優於集體，反對集體對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性進行壓制，這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有利於人的全面發展。儘管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許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競爭體制，但總的說來，它們仍然是以西方政治制度為摹本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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