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底木命

　　船底木命

　　老婆說，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我問好嗎？她說在船底，從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見不着天日。我雖沒想要什麼桅杆那樣風光的命，就是船槳命船梆命也會讓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緒有些低落，就說船底木經水浸過，抗爛；再說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頭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憐的感覺。

　　也許是潛意識之中就不甘心做什麼船底木吧，為了能掌握自己的運命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生活曾在我的中學時代安排我學過木工。沒想到，安排我學木工的學校竟叫木頭中學，那意味着在這可勁練吧，沒準能成為一個令人羨慕的八級木匠。現在想一想，這安排多麼巧合，多麼有意思。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新學期開學沒幾天，我不願在達里巴中學開辦的財會和獸醫兩個專業班學習，就轉學來到了離達里巴屯十二里遠的木頭中學。木頭中學高中部沒有開辦專業班，只設一個木工組，每個班級僅抽幾個學生前去學習。我來到木頭中學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課，下午到學校的木工組學木工；其他學員都是“全脫學”的，只有我是“半脫學”。

　　木頭站公社所在地是長春至白城鐵路的中間站，那裡到白城與到長春的票價相同。現在那裡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鎮了。聽作家蘇赫巴魯先生說，在木頭站北面有個小屯叫木頭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漢譯為木頭圍欄），立屯時家家小院都用木樁圍成，由此得名。後來修鐵路在這一帶建個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頭站。可見過去這一帶一定是個樹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工組就學拉大鋸。那時正是天要煞冷學生要住宿的時候，我們十來個學員全力以赴“破木板。記得我們兩個人一組在屋內的一個柱腳上把木頭方子“貼”着立住，再上下卡“穩”，便開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鬥打成的黑線鋸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鋸，上鋸要由有經驗的學員把握着“方向”別拉偏了，常常是大鋸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見住下“走道”。屋外門口堆成小山似的木頭垛上，都是些硬雜木方子。就是在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樣，任由鋸沫子“呲”着；一般情況下總要來回拉上十來分鐘，才能鋸下一塊兩公分厚一米多長的板子。那時累了就唱，連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詞，師兄弟問咋聽不懂呢？我說是朝鮮語，他們都信以為真。那時是唱忘記了累，直到一個多月才順過架來。

　　沒想到，我還沒能用錛刨斧鋸徹底改變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端起筆杆子，隨着全國揭竿而起的高考大軍沖向了高考的戰場。後來就再沒有機會親自改變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現在想一想無論是做教師，還是當編輯，都是在為別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後工作，這和船底木有何區別？沒了錛刨斧鋸，又當兵不成，為了改變一下船底木命，只好業餘時間端着筆桿向報刊雜誌打打游擊，侵佔一點四面八方珍貴的版面，當一當自治的國王，風光一下。

　　我本是個“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種高貴的天資和靈性，按理說老老實實當個鄉村木匠，“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一輩子多好。可是自從錯端了筆桿后，就發現這筆尖老是像刀尖一樣暗含殺機，總想力透紙背，這也正合了我這個草莽之人的好佔山為王的“鐵血”習性。令我高興的是，有很多貴人給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讓我的“船底木”在這裡發出了新芽，見着了陽光。

　　詩人蘆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師。記得在達里巴中學教書時，見到了一本白城地區文聯主編的《綠野》雜誌，上面的“作家筆名探源”欄目介紹的就是該刊的顧問蘆萍。當時蘆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協會工作，看到了丁國成寫的那篇介紹文章后，我馬上產生了想給蘆萍先生寫封信的念頭。信郵走後，沒想到不過十天就接到了蘆萍先生的回信。這之後，先生對我這個“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給予了無私的幫助，使得我的處女作《河邊》和多首習作發在他主編的《詩人》雜誌上。

　　這之後，還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詩人作家編輯記者向我伸出過友愛之手，幫助我擴展着“船底木”上長出的小樹的年輪。

　　今天。我這塊船底木隨着“松原作家採風團”的風，從松花江到嫩江，再經大箔口吹進了庫里泡。在這個電影《甲午風雲》拍攝的地方，我沒有找到當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卻彷彿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極等眾多的歷史人物，正從岸邊這片達爾罕北陵景區的漫崗上走來。我趕緊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又什麼都不見了，於是又隨風吹進了查干湖，再經草原運河（引松工程）回到了松花江畔。

　　沒想到我這塊船底木繞了一圈剛回到起點，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蘆萍老師寄來的兩部新著。手捧老師的作品集，感念老師的恩德，覺得今天採風繞的這個圈，應是老師給我這塊船底木上長出的小樹，擴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輪。

　　200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