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的基點

　　文化民權是對經濟民權和政治民權的反映和鞏固，法律賦予的權力，道德要賦予正義。只有人們從內心深處和個人民主權利出發，才能真正內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這是法治和德治實現的基礎。

　　２、 積極勸導公益，是不斷進步的階梯

　　在現代，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民權，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是落後的，將要崩潰的；如果不提倡公益，這個國家是不會再發展的，也是會崩潰的。現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獻愛心”，輿論宣傳也不遺餘力，但“獻愛心”的人還是那麼稀有，前段輿論抨擊一位“阿姨”廣告，一管可窺全豹。勸導公益，是養德之道，養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內在互動的關係。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動？從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統的公益法，不要讓英雄既流血又流淚，要保護“獻愛心”者的正當權益，要為他們撐起法律的保護傘。從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時關注公益活動的新鮮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響，要讓他們美名遠揚，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學問的巨子應致力此事，樂於此道。道德家們還有一個任務是弘揚國粹，從孔子到孫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們去發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苟利天下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天下為公”，這些傳頌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華民族道德歷程的真實寫照嗎？不正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基礎嗎？事實上，關於公益對法治與德治的推動，我們的祖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 權出於法，力以德行

　　１、 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一切權力必須置於法律約束之下

　　中國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斷於法”，“一準乎禮”，“以禮入律”，“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但是與今之法治、德治比較，最大的差別是權與法的主次，古代權大於法，當今應法大於權。權在法上，其結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實屬不易，而壞官則能為所欲為，法律成為利益取捨的工具，道德只是虛假的標籤，久而久之，國將不國，這是中國人治歷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當代中國，法大於權、權自法出的思想載入了憲法和法律，但在社會實際生活中，權大於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隨處可見，不必置言。

　　如何保證權在法下？首先一切權力必須來自法律的授權。權力是個多元的體系，依國家權力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依權力內容分經濟權、政治權、文化權，依權力主體分公權和私權，依主從分有領導權和員工權等等，現在突出的問題是領導權的限制和員工權的強化。現在的領導特別是一把手有用人權、評議權、獎懲權，但是這些權力僅僅來自上級的授權或習慣，例如，公務員的公開招聘，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進步，但是選拔的標準和程序，沒有法律的規定，基本上是由部門領導憑自己的經驗提出幾個條條，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惡；選拔出來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領導的複製品，如果無“才”，很可能是領導的關係戶。對入選者的培養、考評、獎懲的幾條內部原則，但也掌握在領導手裡或心裡，或在酒杯里，個別部門領導成了“諸侯”或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這裡是緣木求魚。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務員的聘用和管理應該有一套法定的標準和程序，不因某個領導的好惡而改變，並保持相對的穩定；領導在行使管理權時，也應是有法可依，領導只能對事務的目標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響，而不能隨意改變公務員辦理事務的程序和目標，以及不能隨意委任和免除職員的職權；在評價公務員的業績時，也應有法定的、具體的、詳細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標準和程序，要以客觀性、公正性、科學性和效益性為價值取向。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不得不或習慣於按法律辦事，專制和違法的土壤被剷除了，在法治的環境里，干出違法的勾當就不象現在這樣容易了，腐敗就會不治而愈，領導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都能較好地實現。在這種環境里的下級或職員，能專註於自己的崗位職責，敢於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也能依法行使對領導的監督權和建議權，他們的公務價值、法律價值、道德價值也能較好地實現。當然法律對領導權力的制約和公務效率的完美結合是一個核心問題，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概括言之，權在法下則治，法在權下則敗。

　　２、 一切權力的行使 應引入道德評價，一切權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辦事不是自動實現的，客觀上法律不是一個孤立的事物，法律主體的行為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力量包括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響，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衛生局（甲）對某飯店（乙）的行政處罰為例，有三類行為方式，第一類，甲以行政處罰為工具，不管乙的衛生搞得多好，經常向乙榨取錢財，乙向甲交“罰款”成為例稅；第二類，甲不以“找錢”為目的，但對乙的處罰簡單化，製作行政處罰決定書，交付被處罰人，收錢走人；第三類，甲首先指出乙的違法之處，指出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分析違法行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決困難的信息，再處罰。第一類處罰權力的行使，於法於德都應否定，第二類處罰權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於德，指職業道德，第三類既合法又合德。三類執法效果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第三類是執法效益的最大化；其關鍵優勢是法德合治，把權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使處罰對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會懷疑，執法人員哪有時間做“精緻功夫”，筆者認為，如果以辦案的數量為評價執法者的業績的指標，當然做不了“精緻功夫”，但如果以解決多少矛盾作為評價標準，執法就能更精緻些。本節的結論是：權出於法，力以德行。

　　３、 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決權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嗎？貪污分子比小偷，誰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傾向的人能做官嗎？經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傾向？慣於撒謊的人能做官嗎？虛報政績是不是撒謊？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類人既違反法律又違反道德，違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無德者執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與社會主義目標是南轅北轍。無德必無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決權要賦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達這麼三個意思：一是道德記錄是任人的依據，一是依道德記錄的具體情形，規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員，如有道德問題必須辭職。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這麼一個形象：公務員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節

　　要正官德、樹民德，必須從小節管起，小節不保，難立大義。現實中以下現象司空見慣，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私用等等。如無得力措施，其發展趨勢是，官員什麼酒都敢喝，什麼錢都敢收，什麼人都敢用，什麼事都敢做，什麼法都敢犯，什麼德都不管用，甚至什麼人都敢殺，社會上是黃賭黑白泛濫，欺矇拐騙橫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員腐敗不是敗於一時一事；現在有一種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實質上不是保護官員，而是害了他們，不能到他們不能自拔時，而等着“善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拘小節，不能立大業，治官的法律要不厭其祥。

　　當然，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不僅僅是國家機關及其成員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個命題永遠是正確的，老百姓有治國的權力、義務和責任是本篇立論的前提，不過在中國這個封建主義傳統影響深遠的國度里，國家機關及其成員，在治國過程中確實起着“龍頭”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就說到，幹部隊伍是關鍵，因此可以說，國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績在官，官之績在治，治之竅在法德合璧。

　　四、愛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熱愛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熱愛百姓並不是社會主義時代獨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勉，西方人把納稅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愛之聽之用之，其實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規範。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國古代一般人達不到，西方人的觀念與中國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這是筆者提出問題的原因。熱愛百姓是打造當代中國道德體系的第一號工程。

　　熱愛百姓是公務行為方式的內在要求，因為公務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百姓，接觸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務員如果把公務僅僅作為謀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為事業來追求，那麼對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難做到笑臉相迎、竭誠辦事，就很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很難“慎獨”。熱愛百姓也是市場規則的要求，姑且不說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碼百姓交稅是公務員工資的來源，是典型的價值交換，甚至可以說，是百姓給了公務員一份工作，不應該對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嗎？同時熱愛百姓是社會主義政治價值取向的內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讓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認這一點、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而增進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熱愛百姓。

　　２、 百姓安居樂業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標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在這裡，中國古代聖賢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經濟是基礎，法律與道德是經濟的產物，沒有經濟基礎，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國、以德治國，最後都要落實到以經濟立國。發展經濟，造福人民，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共產黨人的基礎目標，是政治活動的價值取向，是政治質量的衡量標準，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條件。具體地說，百姓安其居、樂其業是治國的基本和基礎，建國五十來，特別是黨的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一步溫飽工程，及稍後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是我國深化改革、持續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國已經有能力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並能基本解決安居問題。但是應該看到社會上還有一部份弱勢群體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區的農民、下崗工人、貧困學生和遭遇天災人禍的人等，后三者的分佈有分散性的特徵，雖然絕對人數很少，但全國各地、各個學校、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但由於得不到妥善的幫助，對社會的副面影響非常之大，對於堅定社會主義信仰，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法治國，弘揚傳統美德，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是一種強大的腐蝕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從經濟入手，藉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和實施機制要健全起來，要列為當地政府的頭等大事，要與政績考核結合起來。其次，要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美德，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系，要把“獻愛心”、捐資、慈善等行為規範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會關注、熱心慈善事業，並充分肯定慈善貢獻者對慈善財物的分配權、監督權、獲得榮譽權、榮譽使用權。解決弱勢群體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業事半功倍。

　　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現階段的核心目標

　　三步發展戰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標的實質是讓百姓富裕起來，從整體意義上講，第二步戰略即小康水平已經達到了，但是如果僅僅滿足於此，就會讓人家小看我們，攻擊社會主義，藐視中國共產黨，因為，不論從人類發展的現有水平、發展趨勢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看，抑或從世界競爭趨勢、人類開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進”的口號，是及時的。在基層工作中，我們注意到，有些基層幹部，特別是那些鄉鎮企業較好、經濟較寬裕的地區的基層幹部，認為現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幹部在前些年確實勞苦功高，現在應該“後天下之樂而樂”了，因此胸無大志，忽視群眾繼續創業的積極性，怠於政務，逐漸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氣漸弱，邪氣日升，法紀不張，道德滑坡。這是極其危險的，不僅會喪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會阻礙改革的深化。

　　發展才是硬道理。讓百姓富裕起來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礎和核心目標。如何實現富裕目標與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動？第一，樹立第二次創業的勇氣和信心，以江澤 民“三個代表”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團結群眾，開拓進取。第二，堅決落實以法治國的方略，堅持依法辦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識，把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納入法制的軌道上來，把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融匯到法治的過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設落到實處，關心民眾疾苦，弘揚社會正氣，打擊邪惡勢力，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拓展和豐富社會主義的道德內涵。共產黨人和一切幹部應該成為進步的象徵、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３、 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禮指道德，撇開法德的具體內容不談，孔子的主張仍然有其科學性。社會成員不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違反法律為恥，以護法崇德為榮，使法律與道德在人的心靈深處達到內在的和諧與統一。而這種統一不是自動實現的，培養百姓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是統一的重要方式。在當今社會中，對法律意識和道德情操培養的重要性，已沒有疑義，但如何培養，則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從中國法制歷史的經驗看，現在面向基層、面向百姓、面向當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應該多發掘“本土資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點，把當地重大的法律活動、道德故事作為教化的主要內容，開發“鄉土教材”，更能喚起百姓的認同感，潛移而默化之。

　　當然，法治與德治的結合，其意義和方法遠非本篇所能盡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與德治必須結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時，法治與德治有其基本的結合點，我們要積極探索這些結合點，才能把法治與德治的結合落到實處並恰到好處。

　　作者簡介：李偉迪，男，1964年生，懷化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副書記，在湖南師大學報、湖南大學學報、法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主要研究法律史學和法文化學。郵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郵編418008。

　　原載:《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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