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文壇領袖人物——白居易

　　中國文學史上的古文運動，往往功推韓愈，柳宗元，實際上重量級的選手是白居易和元稹。在元和年間，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他兩個都是先鋒人物和主導人物，韓柳二人不過是支流而已。只是他們的古文運動創作實績大，元白二人又致力於新樂府運動，對古文的重視程度相對低些。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古文成就和地位。只是到了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誇譽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後代文人及評論家也便據此而拔高韓愈，將元白擠壓到了詩歌方面，我們其實是中了歐陽修的毒。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鍾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後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見臣下小野篁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小野篁奏曰：“聖作甚佳，惟‘遙’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樂天句，‘遙’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可見小野篁對白詩的熟記已達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

　　他的古文正如他的詩歌，追求一種平易質樸，正與韓愈的古奧深澀相對；而與柳宗元的頗為相似。事實上，白居易和劉禹錫同柳宗元的交情，要比韓愈跟柳宗元的交情深。因而我們說，古文運動的發起者與主導者應該是白居易與柳宗元。

　　白居易對詩歌的創新運動的光環掩蓋了自己在文學上的成就，他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兩篇文學改革的理論性散文。

　　他最早發表了《新樂府序》，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文學綱領。

　　新樂府序( ： )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他寫了五十首新樂府詩，自編成了集子，並寫了這個序。他同韓愈的文以載道一樣，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和思想意義，模仿漢大賦的的結構，曲終奏雅，卒章顯志。與韓愈的不同處在於，他主張詩歌語言平易，便於配樂歌唱，“文藝為人民服務”。這也是白居易為什麼受到毛澤東喜歡的原因。因而說，詩歌創作的目的，是為了百姓，希望將百姓的疾苦傳於天子耳中。

　　在他被貶為江州司馬時，閑暇無事就靜下來整理了自己的創作，並且總結了前人的創作經驗。他在與元稹互通信中，經常切磋詩歌創作的心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是《與元九書》這封信。

　　他曆數了自詩經以來的詩歌的發展，並給予了點評。他肯定了“風”“騷”的傳統，批判了六朝以來逃避社會的陶（淵明）謝（靈運）詩風以及綺靡的南朝文風：“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他認為詩歌就應該發揮“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用，他批判了李白的詩歌，認為“李之作，才亦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他最推重杜甫，雖然認為杜甫的詩盡善盡美，但反映民生疾苦的只佔所有詩歌的十分之三四。看來白居易擇詩的標準是相當功利的，是圍繞“民生”這個主題，他強調了詩歌的極端責任性。

　　他痛感詩道崩壞，意欲發憤“扶起之”。他的論斷就是“文章合是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但他無法迴避的是，古來很多有責任感的文人，也如元白一樣，遭流放，遭貶斥，遭不公平的待遇。人難，文亦難，而人難往往是由於文章所致，因而他清楚的說自己“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中國的文字獄總是出現，只是輕微或局部而已。

　　他給自己創造的詩歌進行歸類，分為樂府詩，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等。他是夜以繼日的寫作詩歌，很苦很累，但他不覺得，對外人的不理解，他自嘲說：“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文章結尾連呼元稹：“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是啊，朋友凋零，知音確實稀有啊。

　　文學史上講的白居易以四十四歲為界限，前期達則兼濟天下，後期獨善其身。事實上，後來白居易偶爾徜徉在閑適中，但也絲毫未放棄對政治的熱情，儘管他並不如劉禹錫那樣明顯直白。

　　他在《江州司馬廳記》中說，兼濟天下而為官，無一日快樂；獨善其身而自為，終身不會苦悶。而且斷言，適不適，在乎人也。這是牢騷話，白居易是一直以“志在兼濟，行在獨善”為其人生座右銘的。他不會聽從命運的安排，他自然也並不真心要干永州司馬這個尸位素餐的閑職的。

　　即便人在山林，他也無法忘懷政治。他在廬山建造了一座草堂，風景絕佳。草堂內陳設簡單：木床四張，屏風二個，漆琴一張，儒佛道書各數卷。平日里抬頭可見山峻，俯首可聽泉水丁冬。他似乎是在告訴人們，他要為未來的生活奠定一個基礎：“待予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左手牽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這當然是他的“行在獨善”的方面，“志在兼濟”方面並沒有放棄。到了杭州，他仍舊是過着半官半隱的生活：“凌晨親政事，向晚恣遨遊。”他與杭州人民修建了西湖的白沙堤，致力於為百姓謀福利；閑暇時，也隨遇而安，恣情山水。

　　人並不是個單純的動物，人是可以兩面性的，甚至是多面性的，矛盾的心理是伴隨了白居易的一生。

　　白居易久在江南，對江南的風物也是頗為用心的。他特別喜歡荔枝，似乎並不亞於“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蘇軾。他為了介紹荔枝，請來高手畫師，專門出了本小冊子，圖文並茂。並親自作了個序。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桔，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元和十五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雲。

　　白居易還為此修築了荔枝樓，並寫了不少荔枝詩。看來，白居易還是很有經濟頭腦的，他已經知道怎樣為當地的特產做宣傳了，種荔枝的百姓或許會從中收到經濟效益。

　　當然，他也有累的時候，也有故作曠達的時候：“退身江湖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且向錢塘湖上去，冷吟閑醉兩三年。”但這哪裡是真話，分明是無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