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殤》

　　一

　　在中國眾多的詩人中，我唯一沒有去好好觸碰的是屈原。

　　即便每年都不會落下端午節，每年都少不了去品食甜糯糯的粽子，但就是不曾細細研讀過他的作品，甚至，故意有些逃避。

　　逃避的原因有很多，一開始因為那艱深晦澀的《離騷》，語文課上要求整篇背誦的痛苦記憶猶新,至今我都認為讓學生去攻克那麼遠古的文字實在有些強人所難，對文意的不理解和難以產生的共鳴是現在學生學習屈原的最大障礙;另一個原因，是我在終於似懂非懂的了解這位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詩人後，他於詩作及人生經歷中永遠纏繞的刻骨之愁，讓我在讀慣了李白的浪漫後有些無法接受。

　　屈原的一生都在別人的嫉恨和猜疑中度過，那個特殊的年代，似乎中國是有着許多充分的理由去忽略一個詩人。諸侯並起，雄主爭霸，殺伐暴戾才是那個年代應該有的主題。可是，在一片冷漠的劍戈交錯中，就真的不允許哪怕一點點詩意的斑斕嗎？

　　因此，讓我索性放下最初的印象，來對這位偉大的詩者做一番恭敬的聆聽。

　　二

　　《九歌》應該算是屈原的成名作了，這部根據民間祭神的樂歌改編而成的詩作，向來以華美著稱於中國文學史，也讓屈原的名聲傳到了楚懷王的耳朵里。於是屈原被封為左徒，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當時，屈原不過二十歲出頭。

　　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一個具有無限才情的年輕人，這時必然要好好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華。於是為了楚國富強，屈原開始謀求變法。

　　屈原變法的內容從很多方面與商鞅的變法相似，主張削弱舊貴族權利，舉賢授能。這段故事即便放在今天我們也會猜到結局，屈原的這些舉措勢必觸動了貴族的權威，於是，屈原被流言包圍，被懷王疏遠，從精神上被處以一次流放。

　　這裡便包含着郭沫若筆下那個很有名的故事，張儀使楚，以重金收買鄭袖等人充當內奸，陷害屈原，隨後屈原便遭流放。

　　我對於屈原被流放的這段經歷寫的很簡單，但屈原本身所經歷的卻一定不簡單。我相信對於屈原來說，真正痛苦的不是被驅趕的身體，而是被放逐的忠心。

　　像屈原這樣的詩者，我總認為還是不要參與政治的好，詩人太浪漫，政治太現實，當以浪漫的靈魂去招惹現實，靈魂必定跌的粉碎。

　　屈原正是重複了中國大多數文人的悲劇,他們把自己作為文學家的品格寄託於無情的政治,而政治恰恰無法給這種品格以滋長的土壤,因此最終結出苦澀悲情的果實。

　　文學家，尤其是詩人，他們的全部生命精力來源於那種最純粹的浪漫。因為浪漫，他們走在文化的長途，喝酒、高歌，在醉着的夢裡吟詩作詞。當然，這需要生活在一個溫和華貴的年代。但很可惜的是，中國自古以來大多數文人終生都在顛沛中掙扎，他們幾經彷徨，他們在精神上一次次遭受重擊，在人生即將垮掉的時候，又往往用自己僅存的文化力量去做最後的反抗，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屈原選擇的方式，我們都知道。我想那應該是一個天空也尤為陰鬱的日子。濤濤汨羅江水，也應該翻滾的更加壯闊，為了一具即將覆滅的高貴的文化軀體。

　　事實上，屈原投江是在楚國國都被破的第二年。那麼，我們很容易猜測到這一年來屈原可能經歷的精神折磨，對家國復興的無望，對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對人生意義的疑惑，這是最後禁錮了屈原希望的三道枷鎖。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愛國詩人，屈原的文化造詣及家國氣節都足以令人仰望。儘管從現在的角度講，屈原負累一生的國在今天的意義上根本不算一個獨立的國，但對於後世的百姓來說，什麼家國情仇，什麼殺戮征伐，在這樣一個偉大的靈魂面前都已不那麼重要，我們懷念並一直守護的，是文化的豐碑！

　　三

　　是的，文化的力量就是這麼奇怪，文化的締造者也因此顯得奇怪，奇怪到那麼不為世人所理解。

　　讀過屈原的作品,很多人會從字裡行間感覺到一份貴族的氣息,一份屬於文人的自負。這種自負在那樣的楚國必定得不到理解，這也導致了屈原和中國其他文人同樣的悲劇境地：一個理想化的文學家，他的志向和人生選擇總是超前的，這種超前以文化為底蘊，以蓬勃的創作精力和政治抱負作為手段，在歷史的潮流中與命運抗爭。而當抗爭失敗，或是在抗爭的過程中得不到應有的支持，那麼文人那顆柔弱的心無論如何也支撐不了理想幻滅的痛楚，走向毀滅便成了一種必然。

　　這種悲劇很遺憾的在屈原身上率先上演，但屈原僅僅是作為起點，而後的幾千年，千千萬萬的中國文人幾乎都走向這一深淵，貶官的文化現象由汨羅江旁的縱身一躍開始，終於成為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或許是時至今日我們還在紀念屈原的原因，他的憂國憂民，他的上下求索，更因他身上那些文人共有的氣質、遭遇。在官本位盛行的古代中國，文化的存在既輝煌又可悲，而締造文化的那些遠去的背影，他們的氣節永遠值得我們銘記！

　　屈原的氣節也正是眾多文人所具備的氣節,中國文人最可敬的地方,是把自身的文學修養上升為一種文化人格,構成這種文化人格的一個基本要素便是寬闊的胸懷和艱辛的生命長度。他們所附着的年代給予了他們特殊的生命長度去體驗生命情緒，體驗生命的薄厚，最後轉換成文字，繼續活在後人的口耳相傳中。

　　我們尊敬這樣可歌可泣的文化人格。在最早學習《離騷》時，我一度將屈原最後的命運粗淺的定義為愚忠，現在想來才知道自己的可笑。如屈原一般的文化人格，在政治與文學的矛盾無法統一時，離去，可能才給了世人一個真正的答案——文化氣節，永遠不能讓位於政治；文化人格，永遠要以不朽的狀態完成屹立。

　　公元前278年,汨羅江岸，殤歌一闋。六十二歲的老人毅然決然，或許，稍稍停留，看一眼自己創造的文化，那樣高貴，不屈不饒。末了，再無遺憾，從此退出了政治的舞台，攀上了文化的巔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