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問

　　隆 中 問

　　初冬的隆中，失去了往日詩意，落木飄零，鋪滿景區游道。踩着一路落葉，欣賞着隆中難得的靜穆。陪客人瞻諸葛武候遺址，聽導遊娓娓講述着那遠去的歷史。突然，客人扭頭向我，拋出一個幾百年擱不下來的問題：

　　當年諸葛亮的隱居地到底是在襄陽，還是在南陽？

　　我微微一怔，轉而笑問客人：“你認為歷史上的諸葛亮會是孤零零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嗎？”

　　客人默然。

　　我接著說：“這世界上任何一個物種都不會孤立存在，必然會有一個種群。一個人也是一樣，必然會有一個族群，有與他相關的家庭、親屬、世交、同門、好友等各類社會關係，而這些關係必然會在一個區域留下歷史的痕迹。如果與某人所有相關聯的痕迹都留在甲地，你會說某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另外一個地方嗎？”

　　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法用史據來證明客人的問題。但是有些時候回歸常識，也許看得更清晰更透徹。

　　作為常人，我們看歷史更喜歡用生活的邏輯。

　　隆中寥落，客人若有所思。伴着沙沙落葉，我儘力用生活的邏輯來理清我對襄陽南陽的分析。

　　一

　　諸葛亮，山東琅琊陽都人。東漢末年，陽都屬徐州郡。諸葛亮的父親作過縣城小吏，諸葛亮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諸葛亮和他的兩位姐姐、一個弟弟都寄養於叔父諸葛玄家中。

　　諸葛亮十四歲那年，徐州地盤上發生了一起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徐州刺史陶謙的一名部下奉命護送曹操父親曹嵩，途中貪念突起將曹嵩殺害，錢財掠劫一空。曹操勃然大怒，咬定為陶謙指使，遂將仇恨轉嫁徐州百姓，兩番屠戮徐州大地，所過之處，“皆屠之，雞犬亦盡”，“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之不流”。曹操殘暴嗜殺之名遂聞名於世。兩次屠戮一定在諸葛亮心中打下了終身無法改變的烙印。

　　而恰在這個時候，諸葛玄的一次變故扭轉了諸葛亮的人生軌跡。玄被袁術推薦為豫章（南昌）太守，朝廷又派了別人。南昌去不了，徐州戰亂之地又無法立足，乃攜諸葛四姐弟來到襄陽。時劉表署理荊州，玄與劉表有舊交，千山千水，得得而來。

　　諸葛玄會不會到南陽落腳？不會。因為劉表管不了南陽。我們不妨打開歷史的地圖。《後漢書》記，東漢末年，荊襄七郡：南陽、南郡、江夏、長沙、武陵、番陵、桂陽。大約桓、靈二帝時，增設了章陵郡。當時南陽屬荊州七郡之一，襄陽在行政區域則屬南陽郡管轄（赤壁之戰後曹操從南陽郡分出襄陽郡，那是后話）。而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天下大亂的最大特點就是天下沒有按行政區域劃分的區域，只有靠實力割據的地盤。當時南陽郡乃曹操控制的地盤，荊州只有名義上的管轄權，襄陽則為荊州治所，為劉表的地盤，則不為南陽郡實際控制。歷史總喜歡製造一些美麗的誤會，誤會也往往會臆斷歷史。就是在今天，有多少人說得清鄧城鄧州之分呢？

　　諸葛玄在劉表那裡謀得一官半職，諸葛亮姐弟在襄陽生活才有了着落。相對於徐州這片烽火連天的土地，襄陽便是一塊理想的安定之所。而正是這種安定，才為諸葛亮的學業和精神成長奠定了全部基礎。

　　諸葛玄當年到襄陽是一種投靠，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去南陽能投靠誰呢？投靠曹操？曹操可是徐州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再偉大的人物總得先把肚子問題解決了，才能去干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沒有了投靠，飯票如何解決？你真的相信未成年的諸葛亮躬耕隴田，能養活兩位姐姐和年幼的弟弟？能夠自食其力還能完成學業？能夠晴耕雨讀，上完小學初中高中，還有能力供自己上大學、有餘暇與那些文人名士經常開派對？

　　如果說這一切都是真的，未免太過誇張。

　　二

　　然而，好景不長。諸葛亮剛到襄陽兩年，叔父諸葛玄去世了。無疑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玄卒，亮躬耕隴畝。”

　　問題是，在襄陽生活了兩年的諸葛亮會毫無緣由地跑到南陽躬耕嗎？

　　我更願意相信，諸葛亮到襄陽城外二十里的隆中躬耕，是其叔父生前的安頓，而不能臆想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年帶着弟弟象隨風夾帶的種籽偶而落在南陽的土地上。在南陽，無依無靠，肚子問題恐怕還是沒有着落。人有時就是那麼俗。肚子永遠比大腦更具有現實感，再聰明的頭腦也敵不過質樸的肚子。除了光喝露 水就可以長生的神仙，是人如此。即令諸葛孔明最後成了神仙般人物，那也是出山以後的事。

　　在襄陽就不同了，三樁婚姻解決了諸葛兄弟生計問題。

　　第一樁婚姻，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了襄陽望族蒯氏蒯祺。第二樁婚姻，二姐嫁給了襄陽名士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這兩樁婚姻意味着諸葛兄弟在經濟上學業上都找到了靠山，以致於失去叔父接濟，仍然能夠生活得相對安定從容。

　　尤其是第三樁婚姻，把諸葛亮的根牢牢扎在荊襄大地上。

　　青年諸葛亮是個靚仔，有一股玉樹臨風、儒雅飄逸的范。扎眼的後生最容易被人看中。誰看中了呢？黃家灣的老夫子黃承彥。黃承彥擇婿，諸葛亮正入法眼。黃家灣與隆中青山相依，阡陌相連，鄉鄰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更何況大姑娘好小伙最是田間地頭話題。

　　黃承彥的女兒叫黃月英，大名鼎鼎的“黃阿丑”，襄陽歷史上流傳着許多有關她的故事。黃阿丑究竟是“黃頭黑色”，與諸葛亮“才堪相配”，還是端莊賢淑，才貌雙全，似無從可考。然而鄉間俚語作為一種文化口口相傳，卻也印證歷史上確有其人。

　　這樁婚姻實際上是諸葛亮入贅黃家，因為當時諸葛亮還不具備主動擇偶的身價。而他的老丈翁是一個在襄陽影響很大，卻又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三國演義》記載黃承彥，先後有兩次簡短的露臉，但每一次都是一種半人半仙的姿態。

　　第一回出場，值劉備初訪孔明不遇，正帶着幾分掃興往回走，小橋邊遇一騎驢老叟，邊走邊吟：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

　　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斗；

　　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

　　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這真是一幅逍遙淡泊、從容閑定的生活畫圖。驛外斷橋，林間小道，山野老叟，騎驢詠梅，該化去了多少塵世的喧囂和生命的沉重。避開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亂世，細品自然賜予人生的滋味，撩起生命對自然的欣賞與感動，這種極有品味、極具層次、極富詩意的生命境界，往往為古代中國文化人所獨有。這個生命悠閑、情趣高雅的畫中人能是等閑人物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里，越是這種閑雲野鶴，越是高深莫測。

　　黃氏的第二次出場更帶有詭異色彩。陸遜在魚腹浦被困於諸葛亮的八陣圖，黃突然現身引大軍出了迷陣。《三國演義》的說法過於玄乎，無非增添點娛樂性，不足為憑。但是在羅貫中眼裡，這位潛跡山林的名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世外高人。

　　事實上，黃承彥確實是當時的襄陽名士。他的幾位老朋友龐德公、司馬徽皆為荊襄名流領袖。他們一生不仕，是真正的隱者。

　　諸葛亮這個女婿肯定是黃承彥親自考察挑選的，品德和才學恐怕是黃擇婿的關鍵標準。而德才的鑒定是需要經過一定時期一定頻率交往的。在那個時代，交往受着空間制約。襄陽與南陽相隔數百里，中間還橫着一條漢江，即使其間有一條驛道，在當時的條件下來往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天然的地理優勢往往是姻緣終成的可靠元素，我們只能把目光定格在與黃家灣毗鄰的隆中。在充滿文化氛圍的襄陽，每每文人聚會便是一種自然而又經常的交往方式。這使人不能不聯想到《待坐》中孔子與弟子的交流：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雲，詠而歸。”

　　這幅生活畫圖成了後來文化人的生活模板，只要有機會，文人們就會複製出帶有自己烙印的畫圖。想那黃氏初見諸葛，春風和煦，師生共聚，席地而坐，各言其志。也許黃老先生正是在這率性隨意、無拘無束的氛圍里洞察到諸葛亮的內心世界，達到一種精神認同和情感認同。

　　試想，如果當年諸葛亮遠在南陽，一個尚未嶄露頭角的年青人未必能進入襄陽文人圈子。黃老先生見識諸葛亮恐怕也沒有機緣。

　　我們也可以設想，諸葛亮這個女婿並非黃承彥親自考察，而是經人介紹的。但是以黃氏的才情和秉性，誰夠份量說動黃老先生的心？翻遍史料，與黃相交甚深的除荊襄人物，其他則聞所未聞。

　　三

　　東漢時期，荊州、襄陽曾是學術中心、人才高地。劉表時期這裡聚集了一大批人才，荊襄高才也引起了各個政治集團的關注。

　　荊襄之所以成為人才高地，與劉表密不可分，他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了得的人物。劉表乃漢末的黨錮名士，當過學運領袖，時稱“八俊”之一，在士人間享有很高的名望。劉表是在軍閥混戰最激烈的時候接手荊州的。當時因地方割據兵鋒四起無法赴任，竟匿名獨身潛往荊州。后結交荊襄名士，“用蒯良之論、行蒯越之謀”，恩威並重，很快肅清各種武裝勢力，爾後北守襄陽，南據江陵，把江漢之間這塊地盤打理得井井有條。史稱劉表“愛民養士”、“群民悅服”。當時的荊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成為東漢末年最後一塊樂土，在各路諸候眼裡簡直就是一塊“肥肉”。這塊“肥肉”鼎足於各種政治軍事勢力之間，其走向決定着天下格局。

　　劉表書生本色，愛惜人才，熱衷於文化教育，在荊州“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四方人才紛紛來投。一時間，荊州襄陽的政治軍事地位和經濟文化地位達到了其自身的歷史頂峰。隨着劉表病逝，荊州衰落，從此失去往日繁華。

　　劉表是一個被矮化了的歷史人物。他給後人碌碌無為、昏庸暗弱的歷史形象。身體不太好，精神也不健康，性格多疑，似乎沒有一點亮色。劉表好歹為漢末群雄之一，能把荊襄九郡治理得太平盛世景象，也算是位能臣。其形象被矮化，我看有三個原因：其一，劉表雖然治理荊州很出色，但一心自保於江漢之間，對荊州之外始終不曾動過心思，缺乏那種“登車攬綹，澄清四海之志”。儘管他已具備了與任何政治集團爭鋒的實力，也多次面臨過爭城奪地擴充地盤的機會。看來，劉表骨子裡還是一介儒生。其二，劉表的對手曹操太強勢，無論武功文治，其政治手腕、軍事謀略、文學才華曹操不僅在當世，即使與前世後世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相比也難分伯仲。後人稱曹操為奸雄，至少反證了曹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劉表本不是一位可以與曹操相提並論的人物。其三，劉表的兒子太不爭氣，曹孟德一句：“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流變為“景升父子皆豚犬”，“景升豚犬”把劉表一世英名塗了個漆黑，千百年都釘在一個不入流的檔次上。

　　然而，曹操畢竟是個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話是最不靠譜的。天曉得這句話里有沒有夾帶其他政治目的？在政治流行的時代誰保證這句評語沒有被炒作過？現代政治生活中這樣的現象還少見嗎？哪個人物講了什麼話，什麼時候講，怎麼講，講給誰聽都大有講究。而真實的歷史是劉表即使算不上亂世英雄，也算得上治世能臣——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不簡單的劉表，吸引了一大批不簡單的人才。他們都從老遠老遠的地方來到荊襄。諸葛亮身邊這些人，就是來自五湖四海。司馬徽、石廣元、徐庶為河南潁川人，崔州平乃博陵安平人，孟公威汝南郡人。這些名士的領袖人物龐德公則是地地道道的襄陽人，他的故地就是襄陽城東郊峴山腳下的龐公鄉。此地依龐公祠而得名，龐公祠則是後人紀念龐德公的侄兒龐統而建。叔侄共為龐公，地名流傳至今。龐德公從峴山移居鹿門山，一直沒離開過襄陽。龐公鄉與鹿門山隔漢江而望，中間夾着一塊面積有澳門大小的河洲叫漁梁洲，晚年龐德公隱居鹿門山採藥以終。

　　唐代著名的襄陽詩人孟浩然在《夜歸鹿門歌》中曾寫道：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龐德公稱得上三國第一高士，是一個把世道看透了的真隱士。劉表幾番登門邀請，皆被拒絕。

　　劉表和他講大道理：你只顧自己，誰來保全天下呀？

　　龐說了一番平實而別有深意的話：“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人人安居樂業，天下還用誰保？

　　劉表見大道理說不動，便曉之以利：你不出來做官，拿什麼留給子孫呢？

　　德公答得更絕。他說，當官的人把富貴利祿這些危及子孫的災難留給後人，我獨獨把安逸留給了子孫。只是留的東西不同，怎麼能說沒留什麼東西。

　　聽到這裡，劉表終於弄懂了龐氏價值追求，長嘆一聲而去。

　　這位有大學問卻不入世的高士與諸葛亮是什麼關係呢？亮的二姐是龐德公的兒媳，德公於亮既是老師又是長輩。諸葛亮對龐德公有一種特別的尊重，每次上門拜訪，都以師禮獨拜於床下。反過來講，龐德公對諸葛亮這樣一個學生和晚輩恐怕也持有一種另眼相看的器重。

　　這裡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就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諸葛亮的另一位老師——司馬徽。這位老先生不言人短，“每輒言佳”。到最後連他老婆也看不過去了，勸叨兩句，司馬先生大拇指一伸：“如君所言亦復佳”。每每看到《世說新語》這段記載，老夫子形象躍然於眼前。

　　一般來講，“好好先生”給人的印象是沒有什麼原則性、鑒別力。其實，史書載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龐德公稱其“數典如流水、心清似明鏡”，贈大號“水鏡先生”。觀司馬徽是個外表迂闊，內心有大智慧的人。司馬徽最大特長是知人之明，被世人譽為“人鑒”。凡被他評價過的人物，就如作品加蓋了一枚鑒賞大師的方章。少年龐統其貌不揚，外界對他不甚了了，初次拜訪水鏡先生，即大受賞識，譽為“南州冠冕”，荊襄士子中的第一才子。龐統這塊近乎猥瑣的璞石，經過水鏡先生這位專家一鑒定，從此聲名大振。後來水鏡先生見到諸葛亮，其讚譽已是無以復加，乾脆拿出“卧龍”、“鳳雛”兩頂帽子戴在兩位年輕後生頭上，最後拔到“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的高度。卧龍必有騰雲駕霧之時，鳳雛終會一飛衝天。後來的歷史證明，水鏡先生沒有走眼。

　　司馬先生的棲隱之地在襄陽西南不足百里的南漳水鏡庄。水鏡庄現今有一尊雕塑：司馬德操與龐德公對弈，一位低頭沉思，一位輕捻鬍鬚。老友至交在這二人世界以一種高雅的方式進行着獨特的精神交流。雕塑作者把握的這一瞬間幾乎是這種交流的完美表達。

　　龐德公、司馬徽皆天下名師，諸葛亮是他們的共同學生。他們手把手教出來的徒弟都是當時中國一等一的人才。

　　並不是像有人所說，諸葛亮到襄陽只是“遊學”，似乎是一種訪問學者的身份。所有的史料都可佐證，諸葛亮的老師在襄陽、諸葛亮的同學好友也在襄陽，難道諸葛亮的學業是在襄陽以外的地方完成的？隆中十年的晴耕雨讀完成了諸葛孔明的知識儲存，諸葛智慧之根就扎在襄陽這片土地上。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印象派詩人寫過一首當時影響很大的詩《生活》，全詩就一個耐人尋味的字：“網”。諸葛玄、黃承彥、黃月英這些與諸葛亮生命息息相關的至親族人，龐德公、司馬徽這些指點諸葛亮精神成長的前輩師長，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這些席地而聚、坐論天下的同窗好友，更有那折服諸葛才識、走馬相薦的徐庶，這些人串起來就是一張巨大的網，這張網裡網羅了諸葛亮身外的所有社會關係和全部的生命信息。而諸葛亮本身只是這網裡的一個結。

　　難道，結可以扎在網外，人可以活在生活之外？

　　四

　　諸葛亮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儒家知識分子。諸葛亮最大的人生亮點，草根百姓謂其“智”，歷代帝王頌其“忠”，而文人士大夫則稱其為“道德城池、禮義干櫓”。所有評價都表明，諸葛亮有着很高的政治道德感。

　　諸葛亮的歷史地位源於他是一個完美的道德人物。這種完美不是一種理想化的傳說，而是一段真真切切的歷史事實。諸葛亮的政治道德感在中國政治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當你有能力有實力有機會取而代之的時候，卻心甘情願地輔佐一個並不強悍甚至十分柔弱的主子，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番境界恕我孤陋，翻遍二十四史恐怕沒有可以與諸葛亮比肩的人物。

　　歷代統治者太需要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了，千百年不遺餘力地推崇，使諸葛亮穩穩地坐在忠臣賢相的位子上。士大夫文人也一直把諸葛亮作為自己人生的道德標杆，這面旗幟高高飄揚了近兩千年，至今依然獵獵迎風。老百姓的心靈殿堂永遠供奉着中國智慧之神的牌位。他們生來就受着忠奸文化的熏陶，非忠即奸，非白即黑，對奸賊佞臣抱着一種天然的敵視，對忠貞俠義懷着質樸的景仰。他們寧願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滾動歷史文化這個雪球，把自己所崇拜人物的道德形象和文化形象變得更加豐滿高大。

　　說到底，作為歷史人物，政治道德觀乃諸葛亮之魂。這種政治道德觀也必然體現在對棲居之地的選擇上。如果說少年諸葛亮到襄陽是被動的無法選擇的，那麼青年時代諸葛亮人生選擇則是有了完全的自主。

　　僅從道德層面看，諸葛亮能棲隱在南陽嗎？

　　三國時期，南陽叫做宛城，是曹阿瞞的地盤，離曹氏大本營許都（許昌）很近。諸葛亮的故鄉曾兩番受曹兵蹂躪，情感上對曹操已很難認同，甚至有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以至於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便傾其心血，策劃了一起一生最成功的政治廣告：將曹操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漢賊”。曹操從此成為史學家、藝術家、草根百姓心目中永遠不變的臉譜化的人物。懷有強烈仇曹心理的諸葛亮也決不希望自己生活在曹氏的陰影之下。

　　南陽、襄陽的選擇，實質成為一種政治道德的選擇。

　　更何況，諸葛亮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隱者”，雖然他自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候”。躬耕於隆中的諸葛亮不過是一隻暫棲枝頭的鳳凰，以求有朝一日翔舞於九天。

　　無論我們怎樣演義，都不能把“三顧茅廬”歸於一種歷史的偶然。

　　未出茅廬的諸葛亮和所有才華橫溢的青年一樣，血管里涌動着不安份的血液，在“以求明主”的情懷中，有一種擇木而棲的自覺。

　　史載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說實話，直到今天我也沒有真正搞懂諸葛亮為什麼對這首民間葬歌的古漢樂府有如此濃郁的情結：

　　步出齊城門，遙望盪陰里。

　　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詩中講的是晏子“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我一直在揣測，諸葛亮是感嘆三士那種遭嫉妒陷害的命運呢？還是欣賞晏子那種治國的理性機智和權謀，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詩中某些內容打動了諸葛亮，產生一種共鳴。或許，諸葛亮更當作是自己的內心獨白。

　　吟着《梁父吟》的諸葛亮，內心肯定激蕩着一股絕非山林隱者的情感。

　　況且，諸葛亮是孤傲之人，否則，不會自比管樂。管仲樂毅何等人物？一文一武，乃齊燕國之棟樑。諸葛亮評價他的同窗好友可官至刺史。暗喻自己才堪大任。諸葛亮對自己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有着充分的自信。出將就做樂毅那樣身系一國危亡的良將，入相就當管仲那樣後人稱頌的賢相。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志向不可謂不遠大。這說明諸葛亮雖身處江湖之遠，卻心繫廟堂之高。人在耕讀山林，心在耕耘天下。

　　內心的激蕩與躬耕隴畝的現實必然會產生極大的碰撞，指點江山的渴望，擇枝而棲的等待，衝突到了極致，便“抱膝長嘯”。

　　一個“嘯”字，多少難以遏止的情感噴薄而出！

　　終於，有一天，等到了劉備三顧茅廬。

　　於是，便有了“隆中對”，諸葛亮向劉備拋出了他精心策劃的三分天下的戰略規劃書。

　　這份規劃書凝聚着諸葛亮對天下大勢的深刻洞察，也凝聚着一位青年學子的全部心血和擊水奮飛的希望。

　　諸葛亮是幸運的，年紀輕輕就被人賞識，被人信任，天才的理論策劃恰逢其時地找到買主。草莽之間，多少英雄白頭，終了無人問津！

　　在三分理論的指導下，劉備一班人馬由一個不起眼的近乎流寇的軍事團隊演變為一個有目標有綱領的政治集團，而諸葛亮則成為這一集團的靈魂。

　　“三分天下”是諸葛亮一生最大的理論成果，也是他畢生實踐的戰略。

　　諸葛亮懷揣着這一理論成果蟄伏於隆中耐心等待，就好比一個人抱着一顆夜明珠在街市的角落待價而沽，心裡默默企盼着茫茫人海里出現一位識貨人。

　　曹孟德是這顆夜明珠的買主嗎？當然不是。這一理論簡直就是曹操政治理想的粉碎機。在曹操眼裡，這一理論的炮製者應斬立決！

　　這顆把曹氏夢想碾得支離破碎的夜明珠，能拿到曹家集市叫賣嗎？顯然，只有到不受曹氏控制影響的市場上才會找到真正的買主。

　　說穿了，即使三分天下的理論能夠在南陽生產出來，那麼，把它賣出去也只能在襄陽。

　　五

　　我向客人講述完我的全部理由，沒有史據，沒有考證，全憑常人的生活邏輯。我對那些與生活邏輯相悖的歷史從來不敢輕易相信其真實性。

　　我靜靜地注視着客人。客人臉色露出讚許：“我第一次聽到用常人的邏輯來講解歷史，感覺特別清楚明白。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用文章寫出來。”

　　主客相視一笑。

　　其實，在我的內心，倒並不在意南陽襄陽之辨，只是對那種學界之外的炒作十分反感。我怕我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會表現出深藏於我心的厭惡。

　　我們的民族有以名人為榮的文化傳統，到了今天這個時代，人們的思維變得簡單直接，傳統被一一解構，一時間所有的人都希望用最簡單最迅捷的方式搭上名人的順風車去領略人世間的別樣風光。於是，即使對歷史文化毫無興趣，也要儘力從腳下這片土地挖掘幾個名人來為自己增加份量。如果自己的家鄉真有過一些傑出人物，拿出來顯擺顯擺，縱有人忿忿然卻也挑剔不出什麼。有的是某人物在這裡吃過一餐飯、睡過一宿覺，硬是一副生拉硬扯的架式。更有甚者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自己給自己戴上一頂帽子再去正而八經地搞起了假把式。凡此種種，好不讓人心生反感。

　　我曾見過有人高掛孫悟空故鄉、哪吒故鄉的牌子，煞有介事的大興土木。我們往往用假文化來製造文化，暨看不到歷史的真相，也看不到未來的夢想，滿眼只有粗俗醜陋的文化垃圾。

　　有許多問題複雜到極點、神秘到極點，反不如回歸常識。有些研究拋卻常識先設立結論，然後找一些模稜兩可的史據，實在超越學術的目的。到了那些對歷史對科學本無研究的官員也來攪局，歷史便成了鬧劇。

　　在每個立方米都能嗅到功利氣息的社會，得失成為衡量事物是非的唯一標準。急功近利已經讓世界失去了真相，功利主義者毫不遮掩地扯起大旗，讓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它的合理性。幾千年文化傳承留下的美好之夢，正在被功利主義碾碎，一個誠實的民族也正在被一步一步引入歧途。我們每個人正在把自己變成為利益驅動的生物，成為歷史鬧劇中的丑角。

　　我平伏下思緒，望着冬日靜穆的隆中，默默叩問：隆中，你是渴望現實的光環呢？還是期待歷史綻放出絢麗的文化之花以及歷史文化留給後人永遠享用不盡的精神營養？

　　林木凋落，隆中無語。

　　難道我們的內心已經不願自省，我們的良知真的不會覺醒，永遠沉湎於這令人迷亂的功利主義喧囂中嗎？

　　我們敢不敢自問，在舞動諸葛亮大旗之時，我們心中是否還持有諸葛孔明當年那道理性之光？

　　我踏着隆中林道，用生活的體驗來細細撥開歷史的塵封。那些質樸的常人之理讓我們浮躁的心智稍許冷靜，也許，用一顆平常之心，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