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爹

　　小孩對大人的印象往往是表面的，也許是社會閱歷少的緣故。四爹在大城市工作，每年回來一兩次，見得不多，加上他的穿着老是畢挺的中山服，銀白色的，老覺得是位大幹部，因而肅然起敬便是很自然的事。村裡的人老是拿他說事，告訴自家小孩，好好學習，就象四爹一樣。農村人對城市沒什麼概念，總以為城市就是比農村強幾萬倍，不用下苦，就有吃有喝。一直到了1987年時，四爹已退休回家，我也參加了教育工作，他每天來學校看報紙，說起學習的事，四爹才講起他一生的經歷。

　　四爹的家庭是地主，在我們縣的東北片較為出名。家裡有房有地，有騾子有馬，在降帳還有商業－－經營糧食生意。那時他還小，大概上小學，被他的大哥領到降帳上學，放學后，他還兼有照看鋪面的任務。一天，他的小學同學的父親來到這個小店鋪，說“大哥，我準備把兒子送到西安去上學，讓咱的小兄弟去做個伴。”那人是降帳街上的頭面人物，產業很大，一條大街有一半是他的地盤，說話一言九鼎。大伯還囁嚅着“我還要靠他看鋪子呢。”那人不耐煩，說道“甭說了，就這麼定了，又不讓你花錢，我全包。”沒過幾天，送學生去西安，走時，兩學生騎着兩匹大馬，那財主自己騎着一輛德國產的自行車，在後面跟着，一路浩浩蕩蕩，向東進發。到傍晚時，到了西安，四爹說，記得在一個水井旁，每人喝了一碗涼水，水很甜，是否是現在甜水井這個地方，也已不得而知。歇息的地方是“公順和”，專門生產各種刃片，後來公私合營，但刃片在農村還流行，有很好的口碑。老闆是扶風人，家裡靠這位財主的照料，才免遭土匪的騷擾，兩人有很深的交情。“公順和”老闆說讓兩個小孩先吃一點，晚上好好為他們接風。四爹說他們兩各吃了一碗雞蛋挂面，香極了。然後大人給每人一套新衣、新被，又賣了牙膏牙刷臉盆等洗漱用具。

　　過了幾天，就這樣上了省立一所小學。學習不很出力，結果那位同學的奶奶害怕餓着孫子，偷偷給了孫子一老碗大煙，那位便買掉，賣了一輛自行車，把車軸弄得很長很長，專門在街上掛女人。上了一年多，財主知道情況后，便對大伯說，他已不打算讓兒子讀書了，四爹的事他也管不了了。

　　小學上完，考上了省立二中。隨着抗戰的開始，學校向漢中撤退，乘船沿漢江向目的地進發。在動蕩的生活里，他們完成了學業。這批學生本來是交給國民黨的，但幸好在解放前，西安解放了，共產黨自然接受了學校，學生們便順理成章成了革命幹部。四爹被分到幹部培訓學校當老師，給程度不高的工農幹部提高文化知識。文革中幹部下放勞動，他自告奮勇回到了鳳翔，在一個生產隊當起了隊長。在農村中，他真真把自己當作一個幹部，一個農民，每天早晨起得最早，打鈴，招呼村民上工，參加生產勞動。一次，一個復退軍人由於不滿轉業，說了些林副統帥的壞話，被人告到縣上，結果被判了死刑。四爹感到量刑過重，就發動村民寫簽名狀，最後判了有期徒刑，搭救了這個小伙的性命。他與村民關係處理得很好，老百姓有什麼話，都願意對他講，他也主動幫老百姓辦事。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當他要離開時，村民都戀戀不捨，懇求他留下來。

　　本來四爹是要回西安原單位的。在他的要求下，組織分配他到了鳳翔師範，作了總務主任。我與四爹接觸是在他退休以後，一次我們談及我考大學的事，我滿以為這位大學老學生會給我幫助，沒有想到他告訴我說，他只是中學畢業，並不是大學生。而且長期在學校里搞行政工作。不久，組織上根據他的要求，讓他到鳳翔師範主管後勤，當起了總務主任。四爹當官就不像個官樣，每天到學生食堂幫大師傅燒火、下面，收收飯卷，到學校各個角落，轉轉停停，總是閑不住。他同學生關係很好。從閑聊中了解學生對學校工作的意見。但是，四爹的英語基礎很好，能看英文版的《莎士比亞全集》，連一般比較清高的學校老師都對他很佩服。由於有着很強的人脈關係，剛剛退休回到鄉下，看望他的人很多。

　　一次，四爹對我談起他經歷的往事。他在鳳翔師範時，一天一個同他歲數相仿的女人找他，經過交談，是原來在西安上學時，教會學校的學生。由於兩校相挨，有點印象。這位女同志考上大學，畢業后在西安的一個醫院裡工作。不料文革中，三十多歲獨身的她，硬是被造反派強行與同院的一位男同事關在一起，就這樣糊裡糊塗的結了婚。不久，他們倆人被下放到了武功縣原籍勞動改造。回鄉后，女的做起了醫生，男的參加勞動。由於從小長在城裡，沒有勞動經驗和技能，加上天旱，收成不好，常常沒有吃的糧食。女的靠醫生的手藝，得到好心人家的接濟，勉強度日。後來兒子大了，要訂婚，需要彩禮，沒有辦法就找到四爹借錢。四爹借給她錢后，還到老師灶上買了十幾個蒸饃，又買了幾雙襪子和一丈多黑市布，送給了這位女同學。後來，落實了政策，他們一家人回到了西安。這兩口子還專門看望了四爹。

　　四爹為人和善，待師真誠。有一次，他在《光明日報》上，看到揚州師範學院學報的目錄，有一篇評論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文章，作者的蔣逸雪，揚州師院的教授，恰好是他原來的語文老師。他欣喜若狂，又是寫信索要期刊，又是跑了幾里路去買挂面，用木箱裝好，報到鎮上的郵局寄東西。再以後蔣教授寄來了信和期刊，他反覆拜讀，還講給人聽。

　　四爹家庭成份肯定影響了他的升遷，但沒有聽他抱怨過。據說在西安讀中學時，已臨近解放，他勸家裡把能給的地給窮人，被家裡罵了一通。解放后，先教書，后搞後勤管理。而他的同學有的步入官場，有的成了教授，他沒有絲毫羨慕，繼續踏踏實實做自己的事。文革中，一位要好的同學在西北農學院做教授，公開對他說，你家成份大，咱倆就不要來往了。害怕四爹的家庭出身影響自己。四爹二話沒說，就斷了來往。

　　回來八年多，四爹因病住進了醫院，時間不長，就該出院了，結果護士給吃錯了葯，下台階時發昏，摔了一跤，斷了一條腿，又在醫院住了下來。出院時回家不太方便，又回到原單位，他和四媽住在一間的老房子，好在學校書籍多，雜誌報紙多，閑着時，他靠着這些度過退休時光。

　　四爹有四個子女，大女兒考上了陝西師大，一輩子做了中學教師，二女兒嫁了農民，三女按政策接了班，在一家商店上班，唯一的兒子仍就是農民。倒是家庭成份影響了子女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