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讀後感

　　跌蕩一百年讀後感

　　翻開《跌蕩一百年》第一頁看到了“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時的感慨。

　　2010年6月的一天，彼時的我剛到廣州半年，獨自一人租住在一個小區，周末百無聊賴地在小區的跳蚤市場閑逛，一個小書攤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一看，都是在賣一些暢銷書，每本都是厚厚的大部頭，某某全集之類的。不經意間翻到了《吳曉波全集》，其中包括《跌蕩一百年》和《激蕩三十年》，翻開其中的《跌蕩一百年》第一頁看到了“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時的感概。我對有關歷史的書籍特別敏感，粗看幾頁就知道一本歷史書是否值得一讀。研究中國近代百年歷史的書籍很多，但是從商人或者企業家的角度出發的，吳曉波是我見的第一個。無需多想，付錢走人。此後數月，此書陪伴我度過了很多無聊的日日夜夜。

　　相比《激蕩三十年》，我更加喜歡《跌蕩一百年》。傳統的歷史教育告訴我們，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個屈辱的一百年。在內有動亂，外有強敵的困擾下，帝國到處充滿了斜陽的憂傷，政府左支右絀，百姓民不聊生。此時的清政府，包括漢族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當然都應該為此負責，甚至有人為此背上了屠夫、漢奸、賣國賊的罵名。現在還記得一個高中最好的歷史老師對李鴻章的評價“李鴻章就是個漢奸，至少很多賣國條約都是他簽訂的”，當時的自己還深以為然，但後面讀了更多的書，特別是參加工作后，每每看到書頁上李鴻章佝僂着身子，在80多歲高齡時還遠赴日本，纏着繃帶代表帝國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在最後一刻還在為帝國爭取一點點利益的時候，都是熱淚盈眶，不能自已。坐而論道容易，實際做起事來真難！

　　憑心而論，他們已做到了他們能做到的一切。帝國已經閉關幾百年，他們自小又都受到的都是忠君愛國，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教育，有多少機會接觸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世事不會等待着他們去成長，只有在努力后失敗，失敗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一直都是他們在支撐着這個中央老帝國，他們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但最終在甲午戰爭中功虧一潰。很多時候都在想，如果當時贏了呢……，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或者是為勝利者書寫的。

　　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們做出的業績，依舊讓我們感慨萬千。以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為例，輪船招商局由李鴻章在1872年創立，成立以後，在諸多領域都開中國歷史之先河，如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架設了第一條專用電話線；第一次收購外商資產；投資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礦開採企業---開平礦務局；在上海開始試辦中國近代第一家保稅倉棧；投資創設中國近代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同年投資創設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等。更不用提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要知道“漢陽造”步槍可是從辛亥革命一直到抗美援朝的；李鴻章的江南製造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萬噸巨輪，也是現在江南造船廠的前身，據說現在正在造國產航母。

　　讀吳曉波的書，看着這些不算真正企業家的企業家（因為他們都是官員）在自身和整個社會條件的局限下，為我們這個民族打下現代化的基礎，可以感受到他們成功時的欣喜，失敗時的無奈，可以觸摸到歷史的真實。19世紀，世界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國際或國內鬥爭的失敗，都可能被視為落後，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爭之敗被歸為此列，但它不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連續“失敗”中的一次。儘管“自強”進程頗多可指摘之處，但傳統中國的架構已被突破——洋務運動以引進技術為富國強兵手段；百日維新則以為立憲才能救國；“五四運動”時國人已認識到改革還需從思想着手。雖無人事先計劃，但這一系列改革的推進，使我們感受歷史自有其邏輯。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倒不覺得有什麼屈辱的，我們在不斷的試錯，不斷地修正前進的方向，歷經百年，把一個老大帝國基本完整地帶入現代民族之林。相比當年的奧斯曼帝國，伊朗，你就會知道我們有多牛。而為這一偉大曆程做出基礎性工作的，應該是這些洋務運動的先驅者。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這十幾年間，由於北洋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鬆散，是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代，此時的傑出的民族企業家包括榮氏兄弟，張謇，盧作孚等，他們各有各的精彩故事，讀起來讓人唏噓不已。

　　從1927年到1977年，政權幾經更迭，但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新中國，彷彿又回到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的慣性，在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和困難時，採用各種手段加強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段時期給企業家們發展的空間幾乎沒有。直到改革開放后，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又重新站了出來，甚至有慢慢變成整個社會中堅的趨勢。原來他們一直都在，只要有少許的空氣和陽光，他們就能夠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吳曉波說，我們這個民族自古以來都有大一統的文化追求，要實現這個追求，中央政府就要有強大的支配力量，就需要控制地方，控制思想，控制精英人才，更加要控制國民經濟，這個是從兩千多年前秦皇漢武的時候就開始的，至今依然如此。這是不是適用於中國的真理我不知道，但是中國真的好像和西方不同。現在我們面臨的挑戰比之漢帝國受到來自匈奴的壓力有相似之處，但也多有不同。今天中央政府還在小心翼翼地處理着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思考着如何對待一個新興的企業家階層，雖然其中多有反覆，但也無需無端揣測當政者會拿國家公器如兒戲，如果不是改革的執行者，很難體會到這有多難，但再難也要往前走，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

　　很多時候都在想，如果當時贏了呢……，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或者是為勝利者書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