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名校與悖論_3000字

從極小的時候，便開始有了所謂名校的觀念。父親曾是南方一所著名綜合性高校的高材生，因此在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中，便留下了對此校異常深刻的印象——雖然從未真實地踏入它的大門，我卻可以和每一個八十年代的那裡的學子一樣，報出老校園每一個經典的地名，每一場政要演說的地點、甚至是每中午能在食堂吃到的最好的幾道地方菜。對於曾經擺滿家中書架的黑格爾哲學，薩特隨筆乃至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儘管它們與父親所學的專業毫無關係），我也可以如同每位作者的熟人一般娓娓道來關於他們生平、愛情和經歷的一切……他們的思想，文字，以及他們的價值對後人（顯然是限定在我家宅院門內的後人）的影響。甚至，我能了解到，如今某位CCTV高頻人物在大學時代去自修的路上會帶幾個肉包，邊走邊吃——當然，在那時，肉包也未嘗不是一種奢侈。　

　　蘇步青給學生們講話時說到當年他“不過也就吃幾個肉包子”時，學生們的唏噓聲恐怕也是響徹相輝禮堂——這在很多人來看，也算是某個意義上的學術自由了。　

　　當然，父親最為得意的還是他們學校的中文系。中文系的詩會總是最熱鬧的，且才子佳人們比舞會上更易出風頭——在考上此大學已經系萬里挑一的狀況下，詩會上的王冠也許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鳳毛麟角了：父親這樣的理科生（且不同於他的本地同學，他是紅色浪潮中翻滾着長大的）雖然也不能算詩人，卻着實在詩會上面受了不少的熏陶的：他興奮的時候常以“啊——”開頭的句子，以及時隔許久翻開顧城詩集時的那個還來不及掩藏的表情——雖然很快被飾以嚴肅——都透露着那一代年輕知識分子曾經距離他們夢想的近，但卻也無端地刻畫出他們的現實離夢想的遠。當然也有分外天真的人：不過關於東京機場里的事宜，父親也只不過是淡淡地悵然兩句罷了。“上屆的學長，活躍分子，現在舉着一塊板住在Spielberg的幸福終點站。”在走文藝路線的似乎也有，那個據說口吃的舞王在圖書館工作苦心翻譯了一本音樂鑒賞詞典，其厚度相當可觀，但是幾乎每一個有伶牙俐齒的學友關心的都是五斗米和自己的腰。從前大家都看着格林斯潘打煙霧彈，現在，每每出現在“參考”上中國打煙霧彈的那個人，曾經也是這所所謂偉大的學園的學子，也每天盤算着買了肉包子之後還有沒有錢在詩會之後，給心儀的女生買一點宵夜。但不得不說，曾經那些很朋克很自由的年輕人們，那些曾經懷揣着哪怕是毀滅性的偉大志向的少年抑或是青年，那些曾經被塞林格所點燃過的春秋與焰火所灼燒、被旗幟所牽引着的涌動的力量，現在，也許只有到堅守者的墳墓中找了。高校給予人的到底是一生燃不盡的熱情還是短暫燙傷的傷口，對於很多人來說至今是矛盾的。這對於父親的高校、甚至是更有名北京兩所（它們的存在使得中國有逾5所大學每年為第三的排名相爭）、當年後方的西南聯大的所有學生來說是這樣，事實上，走出我們生活的這片土也並未有什麼區別。Pursuit of happiness是毫無疑問的最高綱領，但走出了名校，記得最牢的卻常常是名菜，是打飯師傅的口音、圖書館甜點供應的時間與詩會——記得詩會固然是好的，可是alumni每次回溯的細節，卻都是有幾位佳人上場。有幾個疲憊的回憶者還記得他聽到的詩歌，然而其原因就是，每次失意時那些詩歌才在他心中縈繞：好記性是最尷尬的一頂王冠，別人飛黃騰達，所以才容易遺忘。　

　　當然，年輕人註定將不再年輕，夢想也註定要停留在夢想。但是對於college究竟是勝地還是墳墓，卻不那麼容易說得清。有人說，大學時代是鑄就偶像的時代，但這並不矛盾於它是偶像倒塌的禍根——　

　　大學之所以可以區別於中小學就在於這種教育對於精神樹立的偉大力量：它的優越性表現與一種標杆式的道德引導，可是與此同時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種引導卻是以沙文主義為根基的。在我父親離開那所高校20多年後，我的某位平輩學長考入同一學校后，update的第一條狀態就是：這是一個沙文主義的學校。不可否認的是，雖然這所學校因為肥水不流外人田（即成百地招收其附中的學生）頗受爭議、且近年來呈現實力極度縮水，想要改變一個大學的德性，恐怕比翻天還難。在我們的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可以找到一個鎮壓幾次站起來幾次的XX搖籃，可以找到培養沉默當權者的具體組織，可以尋到幾十年如一日的閉門造車者團體，但它們的載體卻都不是什麼具體的政黨或者是所謂邪教組織，而是大學。但是社會與大學所傳播的價值觀念卻並不相融，生存之中的取捨卻又是如此殘忍。於是出現了某些扭曲狀的順應潮流的人物——我們聽說過某些懷揣夢想的人來到某些他或她心目中完美的學校，而最後卻發現學校完美到讓他或她的自身價值完全淪喪的地步。為了成為一群人的符號的一員，他們抹殺自己的符號，取代以一個狹隘的意識形態。這種強大的限定性使得人走出校園完全只有兩種常態：一種是完全蛻去這個意識形態，以至於連它好的部分也加以剔除；而另一種卻是保有這種根源全無獨立性的思想，從而成為一個帶有烙印的人，一個牽絆於無量幸福和追求幸福條件的人。我們作為大學教育之前的人——或者說在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時尚且還是一個精神世界相對空白的人，也因此，這種變化註定是損傷性的。我們很少注重人的天才，而是把一個人的才華與後天灌輸聯繫起來，這種肝鵝式的成長本來是教育失敗的的典型，卻逐漸為大部分人所認可。“某某某，XXXX年畢業於某某大學……”，甚至很多三流小說作家都不吝在那令人作嘔的筆名後面加上這一筆。科幻電影中人們被編上號碼是為了警醒現在的人避免為涌流所同化，但是趨勢卻是，人們會自覺地為自己的精神劃定一個虛無的歸所，而很多人的歸所，恐怕就是事實上已經撕裂了他的真實生活的學校精神與像打蛋機一般營造混沌的低級沙文主義。　

　　怕被打上烙印的人反而成了瘋子，成了後現代，沒有了安全感。　

　　愛倫坡哭叫着，多數人卻只覺得他叫得好聽——天哪，如果你是以靈魂在感受着，西點軍校的炮烙正從你的背脊後面襲來，天知道你還會不會如此欣賞一個人真實的恐怖。只是沒有多少人如坡那樣早熟敏感，編號被烙在身上，反而成為一種無意識的虛張聲勢的榮耀。Albert Camus曾經探討過無意識的悲哀與有意識的悲劇——對於在記憶及生活中逃離這種同化的人，也許就處在較高的後者了：但是這種西西弗斯式的努力，本身卻是惡性循環着的。正如我家的大多數哲學書在我中學時代之前一直都被束之高閣（其實這也體現了父親內心的一種抗拒，只是他並沒有辦法真實地去抗拒它）一樣，這種逃離還是會被自己或是後來的人所拾起，然後再次走入這個怪圈，從“腦殘EE（許多人對“高考”的愛稱）”到領到畢業證，我們一次又依次地“被經歷”了人生的洗禮，我們的價值觀被這些大型的沒有煙霧的工廠所休整，甚至連焚屍爐里的爐灰都找不道。升騰的人成為無影的泡沫，沉澱的人便被這種社會有意識的劃分所奴役——是的，我們便是這樣的天真弱小，任何錶層的糖衣都是太難以抗拒的誘惑——何況是精神樂園。這一趟樂園之旅儘管開啟了知識，卻幽閉了自我。每每當我聽到先生們大肆宣傳我的中學又有多少人考取了Einstein的那所大學時我都禁不住想笑，Einstein絕不是因為那所大學而成為Einstein，而是因為他就是Einstein，那個從來不會得人心的沒有乖過的學生。他只是在向全人類的結晶學習，而非向某種狹隘的極端種族主義致敬。因此，在大學之門前我充滿懷疑，並且時刻覺得自己接近於某種並不堅定的危機，也就是說，對於尚未形成人格的少年來說，選擇接受與否的決定權尚不在我們手中，而在於命運，但這卻是人倫所不容的。儘管沒有一個父母心甘情願自己的孩子挨上別人的一巴掌，對於這種意義上的剝削與真正自由的被掠奪，他們卻也和所有無關緊要的人一樣刻薄。　

　　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有兩種可能，一，統一學校的輸出與社會形態的本質。但存在即合理，這個解決方案本身就具有荒謬性——二，制止這種沒有成熟思考的被抉擇，並依靠入學者的成熟弱化其趨同性。從更表層的方式來講，就是對於所謂優質高等教育的強大限定，使得學校的規模足夠小，並普及知識性、而不是精神性的高等教育於一個更加類似中小學的平台，可是不免又有人要提出這是社會的退步——可是，當每個社會成員都成為沙文主義機器上的零件，當權力意志式的膨脹比麵包房裡最壯碩的俄羅斯黑麥包還要碩大的時候，大學教育又是否成為了一個弱勢的裱花匠？成為你自己還是成為即定形態的模具中人，在這樣一個循環普遍執行的世界里，也許我們的選擇已經處於被動。　

　　反覆思慮不一定都是理智，因為當悲劇循環，思慮只能使我們在錯誤上越走越遠。遺憾的是，我早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