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區墳地

　　文/張勇

　　1976年年底，父親生病在家休息。晚間，當教師的大姐下班帶回一個當時成之為小道消息的消息——明天校領導要傳達一個文件，大致內容是鄧小平又出來工作了，而且還要重新恢復高考。既然是小道消息，准不准誰也說不好。但是我們的一部分國情決定了小道消息，尤其是那個時候的小道消息是驚人的準確。父親一聽，呼地一下從炕上坐起來，病似乎好了許多，一字不落地聽。之後，口裡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仔細一聽，隱約可以聽出說的內容與鄧小平有關。晚飯父親一反常態，吃得極少，眉頭皺成一團，夾起的菜剛送到嘴邊又無端無故地放下來，好像思考什麼問題，專心致志的樣子儼然是位頗費心力的哲人。已經是8點多鐘了，父親眉頭舒展開來，停止了思考，更像一位學術權威發表重要觀點一般開口說話：“這個消息應該是準確的。說它準確，關鍵是鄧小平的復出。如果鄧小平重新工作，恢復高考是百分之百；如果鄧小平不能復出的話，恢復高考就是傳聞。”說著說著，父親竟然拉過棉衣戴上棉帽，一副要出門的樣子。家人不解其故，沒等發問，他已經說了出來。

　　“我到富強去，把張雲找回來。眼見得這事是真的，就該儘早做做準備。把他找回來趕緊複習。”

　　我們都明白了。父親說的張雲、張賀就是我的二姐和大哥，高中畢業后響應一位偉人的號召去農村插隊落戶，二姐已經去了四年，大哥也去了三年。插隊的生產隊叫“富強”。

　　父親一邊穿衣，一邊也叫我穿，讓我陪他一起去。我望一眼窗外，黑里咕咚的，有些害怕。母親、大姐都勸他天亮后再去，可他不聽，一勁兒讓給他找電筒。

　　臨出門，父親從門后摸出一根拇指粗細的鐵棍，扛在肩上，雄赳赳的，又叫上我家養的一隻叫“虎子”的四眼狗，點亮手電筒就出發了。

　　天色陰暗，抬頭望去看不見星星，而且還飄着清雪。“虎子”跑在前面，離我們能有十幾步。路是在農村最常見的沙石路，上面蓋了厚厚的積雪，人踩獸踏，堅硬如冰，一腳下去，咯吱咯吱地響。這還不說，還得時刻防止腳下打滑摔跟頭。手電筒也老了，發出昏黃的光，照得又不是很遠。路兩邊儘是樹叢，黑森森的，風一吹，發出嘩啦啦的聲響。罩在我心上的是一種莫名的恐怖。

　　“富強”我是去過的。嚴格地說，現在它不叫“富強”，而是應該叫“躍進”。據村民講，五八年“大躍進”時在村子附近修了一個大水庫，並在水庫的大壩上用白色的石頭砌了標語。總指揮是當時的公社書記。大壩建成后，請地委書記來參觀。書記來了，又帶來一批頗能吹喇叭的秀才，省報、市報、地區報等多家報紙連篇累牘地對水庫進行地毯似的宣傳，公社書記因此出了大名，沒過幾天便被提拔為縣革委會主任。當上了革委會主任的水庫總指揮一時高興就把水庫命名為“躍進水庫”，挨着水庫的“富強”大隊不能不受到總指揮的恩澤，於是總指揮趁熱打鐵，把村子也改叫“躍進”生產大隊。說是富強也好還是躍進也罷，反正聽大哥回家來說和我自己幾次去，見到的都一樣：窮。聽村子里的老人說，在“大躍進”前，這裡的確是很富裕的，後來就因為一個躍進又一個躍進地不斷地躍進，使村民們的窮苦程度也在飛速地躍進。本來二姐和大哥的上山下鄉完全可以和他們的同學一樣去一個好一點的地方，可是因為父親的問題，他們失去了這個權力。當時的知青辦特地將他們和一些出身有問題、夠不上根紅苗正的青年學生安排到最偏僻、貧窮的地方，有些流放的味道。

　　我幾次去也是和父親一起去的，當然是在白天。我和父親也到過幾家農民家中，十一、二歲的孩子冬天穿不上衣服是很常見的，每年一出正月就斷了糧的也不在少數。靠那一點返銷糧根本無濟於事。這些對我來講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也是剛剛從那個年月、那個生活環境中過來的。所以後來我大學畢業后不小心被分配到一個大城市，因在分房的關鍵時刻被同事揭發為刻意寫文章諷刺領導而喪失分房權之後，竟然也正兒八經地流浪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花一、二塊錢住一宿地下室，花幾毛錢和民工們擠在密不透風、臭氣熏天錄像廳里看通宵錄像，實在嫌悶得慌就滿馬路尋覓一些喝足了啤酒的閑漢，看他們無休止地下棋。

　　我們父子倆就這樣走着。

　　遠遠地看見兩粒綠瑩瑩的光點忽高忽低無聲地迎面向我們飄來，嚇得我毛髮倒豎，趕緊躲到父親的身後。父親笑了，聲音在寂靜的山林中很響。他一笑，我倒有些不太害怕了，待那兩團綠光飄近，才看清是“虎子”的一雙眼睛。這是狗的特點，尤其是當你帶它走夜路時，它總是要在你的前面十幾米遠的地方，一旦發現了什麼情況或是發現主人沒有及時地跟上來，它就會立即調頭再回來。

　　“虎子”返回來是發現什麼了么？我一驚，憑着手電筒發出的昏黃的光亮和兩側山峰的大致輪廓，我知道我們就要通過一大片墳地了。

　　父親也是熟悉這段路的。他突然問我：“你害怕么？”

　　我顳顬，“白天還行，天一黑就有點怕！”

　　“有什麼可怕的呢？不就是一片墳地嘛，沒什麼了不起的。我打仗的那會兒，整天在死人堆里滾，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害怕。每次打完回來，清點人數，都會發現少了幾個人，有時少的更多，哭都來不及。”

　　他說的極其平常，不帶多少感情色彩，像說起一個並不使人覺得幽默的玩笑，也像在自言自語地談一個朦朧的遠古傳說。

　　這回，我吃驚得非同小可，“你打過仗？不會是抗美援朝吧？”這是我第一次聽父親談起這樣的事情。

　　“當然不是。”

　　“那和誰打呢？”

　　“以後你就會知道了。”父親說完，就又不吱聲了。我長到那麼大才知道父親還打過仗，他只說這麼幾句就不再說了，讓我感到掃興。

　　我覺得父親很神秘。

　　墳地在黑暗的籠罩下，已經悄悄地向我們靠近了。

　　1968年，省里煤炭部門的一個勘探隊循着早年日本人留下的勘探遺迹擴大了勘探的範圍，發現這裡的地下煤層厚、煤質好，於是某某礦務局便在這裡正式建礦開採。煤礦的名字起的很是豁亮，浸潤着那個十年的風采。誰知一不小心竟然與內蒙古一帶的一個很早就投入生產的大型煤礦重名，加之當時還沒發明什麼郵政編碼，外地寄來的公文、信件投錯的情況屢見不鮮。這家煤礦的當家人聞此立即拍去急電，要求對方改名，對方一見電報就火了：明明是先有我們，後來才有你們，卻如何叫我們改名？緊接着就發來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回電。這邊一看對方口氣強硬、粗野，怎能服氣，立即組織一批從偽滿時就在日本人開的煤礦採煤的老工人等出來作證，不但如此，還翻出幾頁遍身皺紋的近乎發霉的線裝縣誌作為考證的歷史根據和淵源。雙方之所以都下了力氣，原因很簡單，都捨不得這麼一個洋溢着革命熱情充滿着革命朝氣鼓舞革命幹勁放射革命魅力的名字。先是電報來來往往，后是互派代表正面會談據理力爭，似乎這個名字的更改與否與喪權辱國有極大的關聯。雙方都絞盡腦汁選拔了一批嘴大、嗓門高、關鍵時如果大舌頭勞累過度難以發揮作用小舌頭也能頂上去嚷嚷一陣的張儀。不成想，雙方在直接對抗的過程中，一方的一位玲牙利齒的中年婦女，據說是代表團技術教練（那時還沒有普及技術指導一詞）一是因嗓門沒有對方大，二是因聲調沒有對方高，三是因語言拉鋸戰時間太長實在是難以見分曉，四是把對方回敬她的你音道不寬聽成了說她陰道不寬，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一躍，跳上桌子，刷地褪下褲子，讓對方詳細看看那個地方是否夠寬。對方正在為自己的舌戰略佔上風暗自得意，誰也沒有料到這母老虎能拼出這麼一招，頓時都如木偶一般，呆呆傻傻。偏巧，這母老虎跳上桌子時白光光的屁股正好面對（嚴格地說應該是屁對）着本團辛辛苦苦挖來的一位夫子。老夫子偽滿時教過一陣村學，時常沉浸在子曰詩云中不能自拔，況且一生未婚，怎見這種風景？霎時，只覺得眼前白光一閃，隨後兩眼發黑，啤酒瓶底似的眼睛滑了下來，只覺胸熱腦漲，失了知覺，往後一仰，一口氣沒運上來，嗚乎哀哉了。

　　好多年以後，幾位欲向仕途進一步發展的男男女女因我為他們代寫的論文獲得通過且都順利地拿到碩士學位請我喝酒。酒酣，一女士搖擺着肥碩的臀部去唱卡拉OK，賣豆腐一樣粗獷隨意的嗓音剛一出口就沖得吸頂燈搖晃不定。只這一句，頓時使我悟通了許多道理，從那天起我就暗下決心，將來要是學佛教，一定先起一個法名叫悟通。古人說的文如其人不免過於偏狹。現在看來不光是文如其人，歌亦如此。有多粗的腰就會有多粗的嗓音，苞米面兒大白菜吃多了根本不用上音樂學院也一定能成為通俗歌星。難怪唱美聲的人個個身材都高大豐滿，最典型的要數意大利的著名男高音帕瓦羅蒂，試想沒有缸一樣粗的楚腰怎會有罈子般的嗓音？雖然眼下這女子的歌聲使人難免要生出幾分自殺的感覺，但隨着最後一個音節在電視機的雜音里飄逝，竟然也引起一片空空洞洞真真切切的掌聲。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子迅速地站起身，笨拙地將一束飯店裝飾用的塑料花殷勤地遞上去並緊緊地捉着那位女士的胖手彷彿見了皇后般地大聲讚歎：“美極了！你的音道（陰道）真寬哪！”全場忍俊不住，暴出一陣大笑。笑聲過後，我發現對面的二十九寸電視機屏幕上赫然沾着幾個尚未來得及消化的餃子皮。

　　電視也吃餃子么？

　　兩大企業為了捍衛神聖的名譽權利終於以一方死去一個人為代價而草草地告終。我之所以很用了一些篇幅嘮叨着這個大企業，是因為它在盛產煤炭的同時也盛產另外一種極其殘忍的事實——即將到來的大片墳地里矮趴趴的土丘和裡面的屍骨就是它的另外一種產品。

　　煤礦從建立投產的那一天起就註定是要以許多人的死亡作為代價的。它是特定歷史時期作為向一個偉大人物的生日獻禮的禮品而匆匆忙忙建成的。當然它的地下儲量是不容質疑的，而且煤質也是出色的。就是因為匆忙的建設留下的質量隱患使它的惡性事故極為頻繁，隔三差五，就會聽到礦山救護車凄涼的尖叫，許許多多的家屬就會發瘋一般地沖向井口。暗地裡人們把那幾台紅色救護車叫做活棺材。據司機私下說，那車開着糝人，只要井下一出事，死、傷的人一抬進車裡，那車就根本不用人踩油門，保準會以八、九十公里的速度飛速地行駛，有時想剎車都剎不住。

　　死了人怎麼辦？這一點建礦的時候早就已經想到了，撥出一筆錢從附近的公社購買了一大塊荒山。死了人就送到那裡埋掉。早先還給死者立一塊井下施工用的方方正正的料石，用紅油漆寫上名字。後來，人死的多了，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忙活不過來，那塊石頭乾脆就取消了。墳里的人大部分死的都很慘，有煤層冒頂砸死的，有放炮嘣死的，有瓦斯爆炸炸死的，有煤井側塌方壓死的，有礦車的鋼絲繩突然斷裂抽死的，有井下漏電電死的，有發水灌死的，有被礦車壓死的——千奇百怪。後來的日子裡那個偉大的人物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撒手塵寰，三個月之後，這個生日禮物也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而爆發了可以稱為中外能源生產史上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故，一場嚴重的透水使上百名工人的生命在不到半天的時間裡全部歸西。時間比“渤海二號”沉沒早得很多很多。這裡邊有父子倆，有哥兒倆，還有父女倆——最為凄慘的是這些人有的至今尚未找到下落，永遠沉睡在百米地下，留給親人的是空洞的尋找和真切的悲傷。

　　這次死的人太多了，建礦時買下的那片荒山已經接納不下這麼多的靈魂，貧瘠的土地已經再也承受不了這麼多的血肉的重負。上百輛靈車排成長長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向火葬廠出發。那是十二月，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嚴冬。撕心裂肺的哭聲低低地懸在半空，懸在人們的心裡。多少年後，有外地人來此，據說在冬季的半夜裡還能聽到這令人心碎的哭聲。

　　這就是這一片墳地產生的全部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