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老事

　　映入眼帘的是一處老院，它原始，看得見窗欞上暗含的雕花，它陳舊，椽頭已經皴皮開裂，它破敗，拱瓦暗灰上面長滿青苔，它滄桑，圍牆現豁口門樓有塌陷。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從高處傳來，抬眼望去，原來是房頂上磚頭壓着的防雨塑料布被風刮出的聲響。

　　不覺一種苦澀湧上心頭，這老院，我即生疏又熟悉。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生疏，今天再見它的時候還是生疏，它變了，變得更蒼老了。是啊，三十多年了，今非昔比，這生疏，在咀嚼里漸漸回味出熟悉，親昵，思念。

　　這是三間正房，連房帶院有近三分地的樣子。兩棵杏樹，長在院兒的西北角兒，杏兒正泛黃；一口井，在院兒的東北角，蓋着井蓋兒；幾畦菜地，平整的劃分着院落的中央，經緯分明；一條迴廊似地小徑圈着菜地，西南角是茅廁，東邊靠牆的地方是一長條窩棚，窩棚里放置着地里使用的家什，南牆邊上，是一棵高高的白楊樹。

　　靜靜的站在院落里，我想見人又怕見人，想的是一個熟悉的聲音趕緊出現，怕的是換了聲音變了人影。輕輕的喚幾聲，無人回應，輕輕地推開門，吱呀有聲，悄悄的走進屋，仍就寂靜無聲。站在當地看，東屋一席炕，西屋一張床，當地的紅躺櫃還是那樣的亮，門后的鍋台，周遭用白土粉刷的還是那樣的白。坐在當屋那張有些搖晃的圈椅上，低頭看，椅子腿兒已經被細繩捆綁了好幾圈，還是那樣老態龍鐘的摸樣。

　　第一次走進這個老院的時候，是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我孤零的走進這個荒僻的小山村，然而同時也走進了一個溫馨的老院。院主人就一個人兒住，加上我兩個人。開始我們同住在炕上，主人的呼嚕打得很響，我時常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細心的主人察覺到了。一次，在我回家的時候，主人從山裡伐來了幾根木頭，用精湛的木匠手藝，瞄着城裡人睡床的摸樣，打造了一張床，等我回來，那張新床已經擺在了西屋窗檯下。

　　當晚的月色很好。我們倆用新打的井水沖了個澡，靜靜地坐在杏樹下，品着我從家裡帶回的酒和幾樣小吃，幾杯酒下肚，他漸漸拉開了話匣子。

　　鬼子快投降那年他結的婚。媳婦是遠房的表妹，他（她）們躲在山裡過着自食其力和美的小日子。一次他外出攬木匠活計，恰逢鬼子進山掃蕩，迷茫的走進了他們這個十幾戶人家的小山村。等他趕回來，只見家裡遍地狼藉，到處找尋媳婦不見，最後在井裡找到了媳婦的屍體。他恨得把嘴咬出了血，決意要報這個仇，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他悄悄下了山。

　　兩天後的夜裡他趕着小雨回來了，原來他到了城裡，尋機，瞅冷子把一個上廁所的鬼子抹了脖子，屍體淹進了糞坑，帶回腦袋給媳婦祭了墳。鬼子投降后，他加入了支前的隊伍，戰爭快結束時，他戴着支前模範的獎狀回來了，土改工作隊格外分給了他這處村裡的老宅院，聽說這是一個城裡老財的祖屋。

　　從那以後，他便在新分的院里種上了兩棵杏樹，因為他的媳婦叫山杏。他說，這兩棵樹，一棵是山杏，一棵是他。他沒再娶過，別人也給他提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絕了，一直一個人過日子。

　　歲月荏苒，我闖進了院主人孤單的生活。他是小村的生產隊長，對於我這個來接受再教育的學生，他找不出合適安排的房子，只能住到他那裡，既是房東，還默默擔起了貧下中農老師的責任。他派工，他收工回來做飯，他還在燈下給我縫補破了的衣裳。他是隊長，他是農活老師，他是做飯的，日久天長，他的形象不斷擴大，漸漸凝成我心目中的父輩。

　　我在經歷了五年的下鄉生活后離開了，走到了離這個小山村很遠的地方。

　　小院破舊的街門響了，一位老者在一個年輕人的陪護下進院了。我走出屋裡，老者站在院里，我們默默的相視着。疾步，趔趄，我們相擁了，無語，淚水，我們捶打着。

　　還是在那兩棵杏樹下，還是品着我帶來的酒菜，我們哭，我們笑，我們靜默無語，我們大聲嚷嚷。同來的年輕人講：“大伯已然八十有六了，就要去敬老院了，這是鄉里做了好長時間的工作他才答應的。上午，陪大伯去了趟山杏嬸的墳上，這不，大伯又有些反悔了，您也幫着勸勸吧。”我剛想張嘴，還是大伯發話了：“你們再陪我在這裡住三天，三天後我去敬老院，保證不反悔。”

　　第二天，一向勤謹的大伯沒起早，我們有些納悶，靜靜的等着，大伯還是沒動靜。我們有些慌神兒，近前呼喚，沒動靜，輕輕推推，沒反映，暮的發現，他的臉上帶着微笑，帶着安詳，無疾而去，永遠的睡著了。

　　在老院里，他守着杏樹永遠的睡著了。

　　山杏嬸的墳旁，又堆起了一座新墳。我靜靜的蹲着，手裡的紙蝴蝶在飛，眼淚在淌，我們真的有緣分，冥冥之中似乎還在與他對話。同行的年輕人講，大伯這多年來守着山地耕種，省吃儉用度日，把省下的錢都捐給了鄉敬老院，可親可敬的老人。

　　我們離開了老院，回首俯瞰，那座老院歷歷在目，兩棵杏樹依然枝繁葉茂，可他的主人去了。

　　這老院，這老事，永遠銘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