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之路第三集觀后感

　　復興之路第三集觀后感（一）

　　昨天學校讓我們看了一段關於《復興之路》的視頻，感覺不過癮，有頭沒尾的，最鬱悶的還是要我們寫觀后感 最煩的就是這種制度式作業，其實看了之後還是有點感觸的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截大概是剛考完《企業戰略管理》吧，很自然的就把這兩者聯繫起來了。

　　覺得治理一個國家就像經營一個企業一樣，只不過這個企業很大很大而已，要想讓這個企業發展壯大，戰略制定的正確與否是非常關鍵的，而一個強大的領導隊伍更是至關重要的，想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中華大地滿目瘡痍，一片狼藉，在國際上我們更是孤立無依的，除了蘇聯願意和我們結為同盟國，但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隊伍的帶領下，我們團結一致、雄心勃勃，用來七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計劃18年任務，這個成果不能不讓所有的中國人振奮。然而接下來的“十年浩劫”卻讓我們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年代，停滯不前就是一種倒退！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就是領導的失誤，錯誤的方針路線讓我們走了一大段彎路。

　　不得不感受到戰略的重要性，不論是經商還是治國！

　　而好的戰略還要加上一個好的領導！

　　復興之路第三集觀后感（二）

　　1953 年11月30日鞍山鋼鐵公司的數百工人被緊張和興奮包圍着，他們期待着一個歷史性的時刻，９時許，中國第一根鋼軌誕生了，近百年來中國機車只能行駛在外國重軌上的歷史於這一刻終結。就在這一年鞍鋼誕生了中國第一根無縫鋼管，中國最大規模的自動化高爐也在這裡投產。毛澤東親自發來電報祝賀，稱讚鞍鋼的三大成就是1953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巨大事件，此時，新中國經過３年時間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被突出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龐松）在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即將完成的時候，黨中央毛澤東及時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是要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基本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總路線。

　　那麼，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什麼要同時進行，這將給中國帶來一場什麼樣的變革？

　　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七大上，毛澤東表達了對於未來的美好設想，他提出未來中國工業建設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但是，當中國人真正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卻發現想要描繪出美麗的畫卷是如此之難。

　　20世紀40年代後期，美國和蘇聯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政治與外交的角力，軍事上劍拔弩張，世界被劃分成兩大陣營。冷戰的陰雲與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憂慮籠罩了整個世界，也給新中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柯偉林）冷戰孤立了中國，毫無疑問美國是這麼做的，美國實施了對中國的禁運，這就切斷了中國產品和許多傳統的西方及日本市場的聯繫。

　　新中國宣告成立的第３天，蘇聯政府發來外交照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對新中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支持。兩個多月後，毛澤東踏上了西去的列車前往莫斯科，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他出國訪問時間最長的一次，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 邢廣程）我們和蘇聯簽定這個條約之後，就對中國國家的安全穩定乃至世界和平都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是非常大的。

　　條約簽訂后迅速回國的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條約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情。然而，此時卻中國東北邊境傳來了隆隆炮聲，建設的步伐被打亂了，1950 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藉機派第七艦隊開進了台灣海峽，10月，美軍無視中國的警告，越過三八線，將戰火擴大到鴨綠江邊，新生政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中國人民志願軍毅然開始保家衛國的戰鬥，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為新中國的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 約瑟夫·奈）美國犯了很嚴重的錯誤，美國低估了中國對這次戰爭的重視程度。我想美國越過三八線就是錯誤的開始。

　　1950年時美國的鋼產量是8700萬噸，中國只有61萬噸，雙方相差140多倍。在與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較量中，志願軍戰士用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I衛了新中國的安全。而國力之間的巨大差距，也讓人們認識到一個剛剛獲得獨立的民族距離真正的強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沈志華）在這個時候呢就面臨一個問題，你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怎麼搞，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學蘇聯，因為中國沒搞過社會主義。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社會主義蘇聯創造的人類歷史上嶄新的計劃經濟模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關注，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蘇聯在建國后短短十幾年間，就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這一發展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剛剛實現民族獨立的后發國家。

　　1952年中蘇兩國就經濟援助問題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談判，兩國政府最終商定，今後5年蘇聯給予中國必要的援助，開工建設骨幹工程。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加快了進程。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以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的方式全面展開。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高級副院長 約翰·奎奇）計劃經濟的優勢在於直接、高效，特別是在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這對當時迅速發展的中國來說是非常必要的。

　　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到處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機器的轟鳴聲不絕於耳，共和國幾乎每一天到在發生改變，因為幾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設項目開工上馬，其中許多是中國過去沒有的新工業，如汽車廠、飛機製造廠、大型發電設備生產廠等等。新中國的工業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重大突破，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1951 年9月生活在貧困太行山區的農民李順達第三次受到了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接見。為解決生產資料匱乏的問題，早在解放區時期，李順達就和6戶農民成立互助合作組，將各家的生產工具集中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這個經驗與毛澤東是想法不謀而合。1951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出台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草案）》中，毛澤東親自加上了這樣一段話：“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

　　1952年年底全國出現了農民自願組織的830多萬個互助組和3600多個初級農業合作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這樣開始了。1953年，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相繼開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朱佳木）主體是工業化，“三大改造”是兩翼，就好比是一隻鳥。這個“三大改造”是鳥的兩翼，就是兩個翅膀，有了這兩個翅膀，我們的工業化才能夠真正地能夠得到實現。

　　社會主義改造是在生產關係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場偉大變革，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場社會變革，它對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直接起到了促進作用。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成為20世紀5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此開始了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彼得·諾蘭）我認為對於任何經濟，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非常貧窮的面臨許多問題的經濟來說，這是一個明智合理的策略，而任由經濟發展，不採取任何調空措施是不合理的，這樣會給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人民的生活及福祉造成極大困難。我一直深信中國在五十年代早期以及七十年代後半期之後，選擇是一條最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這是一幅在20 世紀50年代非常有名的照片，照片的主角名叫李紹奎。1953年，毛澤東曾親筆寫信祝賀他創造了快速煉綱新記錄。李紹奎和千百萬新中國建設者們的熱情來自哪裡？這位鍊鋼工人常說的一句話透露了答案：“給自己幹活，難道還能偷懶嗎？”幾千年來，普通百姓第一次成了國家的主人。1953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空前規模的普選，人民代表大會自下而上逐級召開，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我國人民民主進入全新階段。與此同時，伴隨新中國一起誕生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制度延續在國家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地區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尊雕像為後人記錄了一位新疆普通農民與國家領袖的故事，庫爾班·吐魯木，一個在舊政權時期被奴役被欺辱的農民，60多歲才第一次從屬於自己的土地里收穫了金燦燦的玉米。從此，庫爾班的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他要騎着毛驢去北京，感謝帶給他幸福生活的毛主席。庫爾班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北京在哪裡？他只知道向東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到北京。

　　（庫爾班的同鄉 卡斯木·熱合買提）1958年，庫爾班大叔作為勞模第一次去到北京，見到了毛主席，回來的時候毛主席送給了他十多米布，庫爾班大叔回來后把它做成了大衣穿上了。1959年，庫爾班大叔作為自治區人大代表又去了北京，走的時候村裡的鄉親們告訴他，這次去不要說別的了，就說要一台拖拉機的事情。到了北京之後，毛主席問這次你有什麼要求呀。庫爾班大叔說能給我解決一台拖拉機嗎。毛主席就批了一台拖拉機。這是我們這裡頭一次來了拖拉機。

　　庫爾班的故事後來經王洛賓譜曲，成為膾炙人口的民歌——《薩拉姆毛主席》，直到今天仍被廣為傳唱。

　　20世紀50年代的激情歲月給定居北京的波蘭裔作家愛波斯坦夫婦留下了這樣的印象：“我們被一種同樣的精神所感召，這是一種不為名、不為利，只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的行動。沒有真心實意地參加過這種集體勞作的人是很難體會這種感情的。

　　1956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一五”期間，我國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也就是在這一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全面建立，原計劃用18年實現的目標只用了7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確立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根本基礎，中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為中國共產黨積累了進行建設的初步經驗。1956 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系統闡述了處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等問題，第一次提出體制改革的問題，認為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到集中到中央，而應當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時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不能一切照搬。《林十大關係》標誌着中國開始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隨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做了理論準備。

　　（毛澤東錄音）我們並沒有孤立的感覺，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這個時候主要矛盾幾發生了很大變化，由過去搞階級鬥爭就變為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當時的我們國家的生產還不能滿足這個需要這個矛盾，因此我們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儘快地要發展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

　　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也作為獨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之後的依次重要會議，八大既對建國以來七年的經驗作了總結，也對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規劃。

　　（中央黨校教研部主任 柳建輝）八大提出關於主要矛盾的思想、關於經濟建設的思想，有好多都是富有創意的創新精神，包括社會政治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包括執政黨建設，這樣一些思想，從目前來看，八大在黨的代表大會歷史上還是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

　　1957 年2月，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中的歷史經驗，創造性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作出了一系列理論創造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觀點。此時的中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交織着建設新國家的巨大熱情，匯聚成了一股無窮的力量，鼓舞着領袖和普通百姓對未來的美好夢想。

　　然而，當對夢想的追逐變得狂熱時，人們逐漸忽視了理性的聲音。“一五”計劃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領導幹部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經濟規律，急於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複雜性估計嚴重不足。此時社會主義陣營取得的成績也讓中國領導人備受鼓舞。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要在15年內趕超美國。為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來到莫斯科的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演講，提出中國將在15年內鋼產量趕超英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大躍進”，片面追求建設的高速度、高指標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於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以及何時迅速地實現工業化，有很多理論，當時就想出了一些方法，像“大躍進”“後院鍊鋼爐”等等，雖然這其中大多數想法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在經濟上卻過於理想化。

　　對速度的渴求同樣出現在農業領域。1958年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一個多月時間裡，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合併成為2萬6千多個人民公社。

　　正常的經濟秩序被破壞，加之嚴重的自然災害，1959年到1961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出現了。1960年，糧食和棉花產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1957 年極少數右派分子乘全黨整風之機，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開展了一場反右派鬥爭，但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這是杭州市慶春路上的一棟兩曾小樓，中國最早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經生活在這裡。1958年，79歲的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遭到批判，這篇充滿科學論斷與調查研究的文章被一些批判者說成是政治陰謀，計劃生育被指責為讓中國斷子絕孫，學術的正常表達變得異常艱難。這也意味着國家的社會生活已經變得不正常了。

　　渴望迅速擺脫落後面貌的願望遭遇挫折。在1960 年，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全部1390名在華專家，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使250多個大型建設項目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新中國失去了唯一的外援，處在了建國以來國際、國內環境最為困難的時期。新中國追趕當時世界發達國家的速度慢了下來。而這一時期，中國的近鄰日本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年代”，國民收入在7年裡增加了一倍。1964年東經奧運會的舉行，使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猛增了一倍多。1968年日本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強國。在曲折中探索的中國將如何擺脫困難局面呢？

　　（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程中原）由於我們遭遇了三年自然災害，國民經濟陷入很大的困境。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2年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出現了集市貿易，農民重新有了自留地，不少農村甚至開始了包產到戶，但這樣的做法很快就被停止了。而這一時期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斷被削弱和破壞，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

　　毛澤東對當時國內階段鬥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作出了嚴重錯誤估計，甚至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整個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決問題。1965 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發，“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國民經濟遭到嚴重損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踐踏，科技水平在一些領域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黨風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

　　這是山東即墨市的一個普通村莊，1968年王家后戈庄因為勞動力不足，決定發動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割草，為調動積極性每斤草獎勵5厘錢，這引起了一場大爭論，“物質刺激”、“5厘錢的報酬”被形容為腐蝕人們靈魂的“砒霜”。

　　（王家后戈庄第三生產隊原書記 王衍怒）農村說那時候沒別的，就是一灌尿還兩行道，你是這灌尿撒在集體地里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把這灌尿你撒在個人自留地里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是一場值得中華民族永遠記取的悲劇！多年以後，這段沉重的歷史依然令人慨嘆。為了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年輕的共和國曾經經歷過如此艱難的歷程，而正是為了國家的真正獨立和富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建設新中國的探索也完全沒有停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外交領域，在與亞、非、拉國家的友誼不斷加深的同時，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中國開始擺脫冷戰思維的禁錮，一步步打開西方世界的封鎖，為國家發展贏得了國家廣闊的空間。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入江昭）我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其他領導人也認識到，即使“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它早晚也是要結束的，同時對抗美蘇兩個大國是不實際的，於是1970年左右毛澤東開始向華盛頓發出了一些信號。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時殷弘）中美破冰也為中國建交打開了一個新局面，西方主要國家和西方這些國家的盟國在很短時間內紛紛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樣一來基本實現了中國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有外交關係這樣一個大好局面，最後也可以說，中美破冰也為中國以後的改革開放準備了重要條件。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王緝思）從美國方面來說，是它開始日益認識到1949年以後成立的一個新中國，它是真正政治穩定的經濟發展的國際影響正在擴大的一個國家，雖然有“文化大革命”中間的一些混亂，但它不可能動搖這個國家的一個根本。

　　就在尼克松訪華的4個月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幾年後，領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對此評價說：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

　　經過２０多年的探索和建設新中國不僅贏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已經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得到確立和堅持，而且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從無到有的問題，使中國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質技術基礎，一些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成就，顯示了中國豐厚的智力資源，一大批艱苦創業的知識分子和英雄模範，構築了新中國的精神家園，歷史賦予了每一代人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難以超越自己的時代，歷史將會公正地記錄每一代人走過的足跡，歷史也將忠實地把發展的課題留給後來者。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重重困難之中，人們渴望着一股強勁的新風，吹散籠罩在前進道路上的濃重迷霧，什麼是社會主義？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嚴峻的現實和美好的理想需要所有中國人對這個重要命題做出回答，正在穿越歷史三峽的中國航船期待新的領航者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