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官兒

　　負 官 兒

　　蓋生

　　在那非常的年代，爸爸曾多次莫名其妙地被封一些子虛烏有的官銜，當然，這些官銜越大，對他越不利，所以只能說是負官兒。其中，官銜最明確、最系統，還是“文革”後期的“深揭深挖”運動。

　　一天，爸爸正在地里幹活，突然被公社來的兩個人叫走，然後就關了起來。爸爸犯了什罪？ 為啥關他？沒人知道。只不過飯還得吃，而且必須吃自己家的，因為廣大群眾口糧還不夠吃呢。於是，當天下午，就通知我家去送飯。可能是因為我最小，不至於惹禍，媽媽就叫我去送飯。

　　爸爸被關在生產隊的碾房裡。門口有兩個武裝民兵把守，很威風的。雖然平時也都認識，甚至還說話，但這時卻象不認識似地叫住我，瞪着一雙警惕的革命大眼睛上上下下把我看個遍，然後命令我打開飯盒，好象裡面埋藏了炸彈似的。一看就是最普通的小米乾飯泡茄子醬，仍然不放心地用筷子在裡面挖一挖，直到仍然沒發現諸如手槍、匕首之類的在電影中常見的東西，才有些失望地揮揮手，叫我進去了。我既挺害怕，又感到有些滑稽。

　　碾房裡很暗，因為只有一個氣眼算是窗戶。一股腥臭的牲口糞味直撲鼻子。看了半天，才見到爸爸安然地坐在碾盤上，那一定很涼。爸爸對我笑了笑，問：“啥飯”？我知道他這是沒話找話。我突然發現爸爸的胳膊肘被繩子綁着，但還能自己拿筷子和飯盒，雖然挺費勁。我不禁有些害怕，嚇得甚至不敢和他說話。爸爸默默地吃飯。因為他知道，此時至少有四隻眼睛四隻耳朵貼在門縫上呢。看來爸爸是餓了，他很香甜地吃完滿滿一大飯盒的飯菜，滿意地打個飽嗝，說：“告訴你媽園田地（自留地）該鏟二遍啦”。我點了點頭，看爸爸一眼，拿起飯盒就走了。

　　關於爸爸的罪狀，屯子里開始傳揚，而且越說越玄。有的說，爸爸是個特務頭子，管好幾百號人（真不明白那好幾百號人為啥不去救他們的頭子）。有的說，我家有電台，還有信號槍（那時候，全村只是生產隊才有一台收音機）。立刻就有人證明看見過信號彈（其實那是流星）。很快，爸爸的官銜又升了。因為這既不長工資，也不與分房面積掛鈎，所以這些人的想象力還是很慷慨的。有的說，爸爸是東北三省的特務頭子。再過些天，又有說他是東北五省特務頭子。再過些天，爸爸又成為東北九省的特務頭子了。彷彿東北被劃分的省份越多，爸爸的官兒和罪惡就越大（真不知道他們所指的東北是哪年哪月的東北）。但無論如何，由於歷史和地理知識有限，他們的想象力一直越不過山海關，直到最後爸爸也沒升為全國最大的特務頭子。雖然他們並不擔心戴笠、毛人風、陳果夫、陳立夫們會抗議侵犯他們的官位權。

　　聽了這些無稽的指控和審問，只是在讀中學時，當過年級三青團區隊副（區隊副相當於團支部副書記）的爸爸只有慚愧地苦笑：“我要是當過那麼大的官兒就好啦，如今起碼能參加省政協”。可公社、大隊專政組的官員們還是願意這麼說，別人也願意這麼信。要知道，真的挖出這麼個大特務，那功勞該有多大！至於傳揚的人，其實也未必是惡意，誰不希望這“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出個“大人物”？雖然不值得崇拜，起碼挺熱鬧嘛。不然，拿啥說事兒呢？

　　後來，又說我家屋裡有個地下室，曾經有好幾百人在裡面開過會。爸爸對這無稽的審問，也只好抱以歉疚的苦笑：“我家廚房是有個‘地下室’，不過連二百個土豆都放不下，哪兒能裝那麼多人呢？”其實，審問的人也都知道，我們屯子在坎下，挖地三尺就上水，連挖個白菜窖都費勁，可他們還是把我家翻個底朝天。以前看《地道戰》給他們的啟發這次都用上了：灶坑、鍋台、柴火垛、甚至廁所都挖遍了。那真是“大膽設想，小心求證”，雖然他們並不知道胡適之為何許人。

　　隨着運動的深入，專政組的想象力也枯竭了，對爸爸封官的熱情也就逐漸冷了下來。我們屯子平靜下來了，可別的屯子由於受我們屯的啟發倒熱鬧起來。有個村子，一夜之間就挖出幾十個特務。據說，一開始時，也只是揪出個國民黨上士，其實還是兵，於是專政組就命名他為“特務”。由於被拷打不過，急中生智，就指着那個打他最賣勁的人說他也是他們一夥的，還發給過那人兩個月的活動費。於是，這個倒霉的傢伙也就成了“特務”。直到把他也打得靈魂雖然還沒出殼，卻也腦筋開了竅，又連連指出十幾個正在打他的其他“特務”，他才被放到一邊。到後來，竟然沒有人敢再拷問特務了。於是，這個村的“深揭深挖”才算告一段落。當然，也有死心眼的，被人活活打死了。

　　平心而論，爸爸還是挺幸運的，雖然知識分子的良知使他缺乏起碼的捕風捉影、信口雌黃轉嫁危機的自衛本領和機智，但由於他是最先被挖出來的，“臭名在外”，甚至在縣裡都掛了號，為了挖出更大的特務，反而不好在肉體上過於難為他了。

　　中國國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喜歡熱鬧，反右時那麼多人一哄而上，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大躍進後期又挖出大量的右傾；“四清”運動中又清出不可勝數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夜之間就揪出那樣多的叛徒、內奸、走資派；那次，也過是一個動員大會，就挖出了比土豆還要多的特務嗎？其實，如果說這些愛整人的人就都是心術不正的壞蛋也不盡然，但極度貧困的物質生活及其同樣貧困的精神生活，不整人，實在乏味得很。因此，只有整人，那無名的怨恨才能得到宣洩，單調的神經才能得到足夠的刺激，心理才能獲得平衡。而趨同、從眾又是其附產品。所以一有運動，總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地亢奮起來，激動起來。被整的對象與他是否有利害衝突並沒有關係，甚至明知是無辜受害，也絲毫不會引起他的惻隱之心，絕對不會影響他們“群情激奮”和“義憤填膺”。好在，在那個年代里，這樣的機會總是很多的，所以這些人的才智、精力和殘忍總有用場。

　　不過，大多數老實巴交的庄稼人對整人還是不感興趣的，因為他們更關心每天的口糧是否夠吃。更有不信邪的，由於出身貧苦，沒有任何政治把柄，在運動中竟仍然與爸爸這類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牛鬼蛇神”稱兄道弟，甚至暗中保護他們，這應該是被魯迅稱為“脊樑”的一類人吧？

　　爸爸被莫名其妙地關了半年，在一天夜裡，被悄悄地放了回來。第二天，爸爸就去上工，並沒有人詫異，甚至人們忘記了他那一陣子被炒得沸沸揚揚，名目繁多的官銜。他們不提，爸爸自然也不提，彷彿一切都沒發生似的。政治運動就這樣，運動來了，想抓誰就抓誰。運動過了，大家又都一樣了，該咋過日子還咋過日子。沒有人給你個說法，也不存在恢複名譽的事，因為誰也談不上有什麼名譽。即使爸爸後來被徹底平反，恢復了工作，那些整過他的人，見面仍然可以毫不費勁地問長問短，說說笑笑。其實，也不能說他們這就是在阿諛奉承，沒有運動，他們還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