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衙一角

　　縣衙一角

　　鄭長春

　　一

　　提起群雄逐鹿的中原大地，讓人首先想到，自古這是一個產生災難和奇迹的地方。偏偏是這樣一個“出新聞”的地方，它的一些角角落落，卻在一場風雨滌盪之後，潛藏着某個時期最別樣的記憶。

　　那些記憶，就像散落在荒郊野嶺的草根碎片，一經拂去厚厚的塵埃，便現出生命的原形。細細一看，竟是一個根脈相連、藏古納今的文化寶庫。位於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的河南內鄉縣，不大的一個縣城裡，就保存着這樣一處中國唯一最完好的“官府文化標本”——內鄉縣衙。這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在中國林林總總的歷代行政辦公場所，能歷經數百年風雨而不衰，且浩氣長存者，恐怕就數北京故宮和內鄉縣衙了。

　　這座縣衙始建於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現存建築大多為清代所建，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歷史，由欽加同知銜正五品官章炳燾在原址上營建，佔地四萬多平方米，現有房舍二百八十餘間。建築自南向北，主要有照壁、宣化坊、大門、儀門，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大堂、門房、二房、夫子院、監獄、東西庫房和後花園等。整個建築群嚴格按照清代官制衙署營建，建築布局與《明史》、《清會典》所載規制完全相符。

　　於是，社會上就有了“龍首在北京，龍尾在內鄉”的說法。

　　當然，這是民間的一些傳言。

　　龍是中華民族圖騰的象徵，也暗含着人們對中國官場的敬畏。

　　所以，內鄉縣衙雖遠居中原一隅，但在中國的官府文化體系上，那就要另眼相待了。

　　二

　　時機終於到來！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山東省菏澤市、縣委書記念了一副對聯，便一石激起千層浪，使遠在河南的內鄉縣衙，在沉寂了多年之後，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一股觀瞻楹聯的熱潮，在這裡勃勃涌動！

　　那麼，習總書記引用的什麼對聯呢？這副對聯到底有何來頭？

　　滿懷着各種猜測和疑問，我來到了內鄉縣城。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沒想到，我們平時司空見慣的楹聯文化、官署文化，竟是內鄉縣衙的兩大特色!

　　官署文化突出地體現在衙內的楹聯上，主要建築物的每個門前，赫赫醒目，都有一副意味深長的楹聯。

　　而習總書記所引用的“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便是這個縣衙三省堂前的其中一副。

　　此聯詞藻並不華麗，但最精彩之處，在於語言質樸、寓意深刻、內涵豐厚，深入淺出的闡述了官與民、榮與辱、得與失的辨證關係。

　　據《內鄉縣誌》介紹，三省堂前的這副楹聯是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時任內鄉知縣高以永所撰寫。

　　高以永何許人也？

　　史志上是這樣說的：“高以永，字子修，浙江嘉興人，康熙十二年（1673）會魁，（禮部會試中單科奪元者）。康熙十九年（1680）知內鄉縣事”。

　　后經過當地有關專家反覆推敲、核查，他們最終確認：內鄉三省堂楹聯為康熙十二年奪得會魁、康熙十九年內鄉知縣高以永所撰。

　　那麼，一個中國當時最基層的“芝麻官”，緣何有如此大的境界和行動？

　　據說，時值清初，內鄉百姓因躲避戰亂、紛紛背井離鄉、莊稼荒蕪、經濟蕭條。高以永到內鄉上任后，憂心忡忡，自感責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燭研墨，便寫下了縣衙三省堂的這副楹聯，並懸挂於三省堂。

　　現在，這副楹聯已成為內鄉縣衙的鎮館之寶，高以永也因這副楹聯而被廣而曉知。

　　縱觀內鄉縣衙現存的三十五副楹聯中，大多是反映如何為民做官，如何清正廉潔，如何勤政，只有少部是職能介紹。

　　就相當於今天政府機關大院和辦公場所，處處懸挂的大紅標語和規章制度、辦事指南，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內鄉縣衙早在二、三百年前都開始踐行自己的“服務宗旨”了，只不過那些醒目的標語（楹聯），是展示封建社會吏治情況、衙門文化特性、各級官吏的思想道德的一個“形象工程”。

　　但這些歷史的遺存，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照古今、勘察興衰的歷史樣板，為我們真實地了解封建社會具有較高的警示作用。為此，一些專家、學者說“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

　　其實，這個縣衙的靈魂何止“半部官文化”？

　　在我看來，它更應該是當代中國公務員的“警示教育基地”，尤其是政法幹警樹立正確核心價值觀的“第二課堂”。這樣，可以對現實社會的一些官場缺德者，面對一座莊重的坐標，“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三

　　“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習近平總書記念的這副對聯，以淺顯的語言揭示了官民關係。封建時代官吏尚有這樣的認識，今天我們的執政者應該比這個境界要高得多。

　　對聯雖短，但每句都可大做文章。譬如“莫以百姓可欺”一句，欺，有詐騙壓迫之意，與欺有關的詞包括欺負、欺騙、欺詐、欺瞞、欺哄、欺壓等，並不是打罵凌辱才叫欺，不給百姓辦事，不關心百姓疾苦，不聽取百姓意見，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截留黨和政府對百姓的關懷，貪污受賄中飽私囊，都是在欺百姓。

　　為什麼一些官員敢欺百姓，因為他們雖然“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卻始終沒有認清百姓是什麼，不知道該怎樣對待百姓。這雖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又是個常講常新與時俱進的問題。

　　《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太宗說得更入木三分：百姓是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水。

　　在毛澤東看來，百姓是“真正的英雄”。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人民百姓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我們且說“莫以百姓可欺”。老百姓沒職沒權，紮根鄉野靠刨土為生，命如草芥，但為何不可輕視，更不可能侮辱欺負？因為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說大了，老百姓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是“人民公僕”，“公僕”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接受老百姓監督的，不是用來欺負人的，政府官員離開了老百姓，我們就成了無水之魚，無本之木，一天也活不下去。百姓的力量可移山倒海，可改天換地，可力挽狂瀾，可扭轉乾坤。

　　歷史經驗證明，世界是百姓創造的，歷史是百姓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是百姓創造的，沒有百姓，就沒有我們的吃穿住用，什麼都無從談起。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歲月，百姓都儘其所有，毫無保留地支援革命和建設，要糧給糧，要人給人，把子弟兵當親人，把共產黨當救星，把解放中國、建設中國當成自己的事業。他們真誠地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支持政府工作，自覺自愿地為社會創造財富，繳納稅收，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大潮，為實現“中國夢”不懈奮鬥。離開了他們，國家的政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就無法安身立命，各種各樣的施政計劃都是一張白紙。

　　因而，老百姓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基礎，欺負百姓就意味着自挖牆腳。世界上，有一些自作聰明、目中無人的統治者，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常常擺出一副老爺嘴臉，結果被走投無路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最後成了遺臭萬年的民族罪人。

　　“王候將相寧有種乎”，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發出的怒吼。如烈火狂風，席捲天地，把一個強大的王朝化為烏有！

　　你不是百姓可欺嗎？逼急了，也會玩命的！

　　你不把百姓當回事，在百姓面前打官腔，擺架子，高高在上，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橫行霸道，你的下場便可想而知。一旦惹怒了百姓，輕而易舉就可以使你身敗名裂，那些被百姓舉報的貪官，被百姓選掉的庸官，被百姓淘汰的昏官，就是最好的例證。

　　記得媒體上曾有這樣一個畫面：一位曾對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有過研究的西方政要登上北京八達嶺長城，面對着已歷經數千年風雨沖刷的古老城牆，表情凝重地發出這樣的追問：“一個執政黨，怎樣才能保持長盛不衰？一個古老的民族，怎樣才能不停下前進的腳步？”

　　那就要做到如內鄉縣衙門口的這副對聯所言，莫以百姓可欺。

　　換句話說，只有切實做到以民為本，“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擺正位置，端正觀念，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把百姓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讓群眾監督政府，才能真正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四

　　我們經常講，產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偉大的民族，產生大批貪官的社會，一定有腐敗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說，評價一個社會和制度優越與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為娼，還是逼娼改良。

　　目前中國存在着嚴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問題，一定意義形成了“笑貧不笑娼，笑儉不笑奢，笑廉不笑貪”，“能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許多人罵貪腐，並不是緣於價值觀，而是心理失衡。厭惡貪官貪腐多不在過程中，而是貼上貪官標籤，作出道德評價后。像谷俊山、劉志軍等腐敗分子，在沒有被懲治前，也是得到許多人讚美的，這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其扭曲的道德價值觀，助長了其貪腐。

　　對此，國家最高領導者還是比較清醒的。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聽取完河北省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體情況彙報后，告誡全黨：“做到為民務實清廉，既要立足當前又要着眼長遠，既要着力治標又要注重治本。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教育和實踐必須一以貫之，緊密結合。”

　　“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和工作就無從談起。黨要繼續經受住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就必須密切聯繫群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這無疑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最高決策者發出的睿智論斷！

　　因為大家已經看到，群眾工作是社會建設的基礎性、經常性、根本性工作，只有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同做好群眾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把群眾工作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才能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回首近現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展望中華民族充滿希望的未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政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始終是根本問題。

　　道路決定前途命運。在我國，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每一個朝代的興盛都離不了人民的支持，每一個朝代的沒落都是背離了民心，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就是對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經驗總結。

　　歷史一再表明，只要言路暢通、民生安康，取得了人民群眾擁護，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長治久安。反之，就會民生多艱、國運多舛，甚至政權顛覆、走向滅亡。

　　重溫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這片熱土上演繹的紅色經典，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共產黨是靠群眾起家的，從成立伊始，艱苦奮鬥的領導者就高度重視群眾工作，善於做群眾工作，做好群眾工作，不僅成就了中國革命，也推動了歷史發展。

　　但，做好群眾工作何談容易？！

　　首先，群眾工作的基礎在基層，由於經濟發展緩慢，加之鎮村集體經濟薄弱，村幹部待遇偏低，導致基層黨建工作隊伍力量不強，很多基層幹部做群眾工作缺乏有效的抓手，在各種利益格局的拉扯中，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社會矛盾急劇增多，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問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問題、惠民政策兌現等引發的矛盾大量產生，加之社會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突出，部分群眾的失衡感、失落感越來越強烈，進而轉變成對基層黨委政府的不信任，對基層幹部的不信任，甚至產生“仇官”情緒，幹群關係不容樂觀。同時，隨着經濟快速發展、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導致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的分配越來越受到關注，城市規劃建設征地拆遷問題引發的信訪矛盾逐年增多。

　　其次，個別幹部缺乏群眾觀念，“官本位”思想嚴重，在思想上不願意做群眾工作，在工作上忽視做群眾工作，對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不重視，不願到群眾中去，不了解群眾願望，不關心群眾疾苦，不能夠充分利用有效手段釋疑解惑、化解矛盾，最終“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一些幹部不會做群眾工作，做不好群眾工作，“老辦法不管用、軟辦法不頂用、硬辦法不敢用”的問題突出，原因在於不熟悉政策法規，不善於與群眾溝通對話，在各種矛盾和群眾訴求面前感到束手無策。尤其是，一些地方的交通建設、水利建設、城鎮化建設和產業園區建設持續深入推進，一大批招商引資項目和民生工程陸續落地實施，這些都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征地拆遷安置補償等問題，關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和諧不穩定因素，並主要通過信訪渠道反映出來。

　　因此，如何在圍繞發展大局、緊貼中心工作中加強和改進新時期的群眾工作，不斷宣傳、組織、發動群眾支持和參與社會管理，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成為考驗執政能力、工作作風和誠信建設的新課題。

　　五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不斷在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新成效。

　　為此，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要動真感情關注群眾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拿硬措施保障群眾的“衣食住行教醫保”，切實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通過現身說法、算賬對比、以案示範等多種形式，最廣泛地贏得群眾的理解、支持，用看得見、摸得着的“成果”取信於民，不斷提升群眾的滿意度。

　　我認為，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必須集中群眾智慧，依法科學決策，除了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教育培訓，不斷提高他們做好群眾工作的水平和應對複雜問題的能力外，更要及時掌控輿情動態，暢通訴求渠道。

　　實踐證明，哪個地方的領導善於做群眾工作，有效暢通了訴求渠道，那個地方的黨群幹群關係就很融洽，那個地方的信訪穩定形勢就比較好，社會和諧穩定係數就高。領導幹部必須充分認識到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必然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敢於面對各類矛盾和問題，全力維護群眾的合法利益，把公開接訪、主動約訪作為密切黨群幹群關係的基礎工作來抓，作為體察民情、化解民怨的政治任務來做，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只有力量下沉，主動下訪，才能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在同群眾的朝夕相處中增進群眾感情，增強服務本領。

　　當然，加強督導考核才是根本保障。進一步完善群眾工作的目標考核機制，一定要對那些信訪問題突出、社會矛盾聚集、群眾反映強烈的地方或部門，要約談黨政主要領導，責令其親自向上級黨委、政府交賬。對造成不良影響和後果的，實行年度綜合目標考核和評先選優“一票否決”，並根據相關規定嚴格倒查問責。

　　強化隊伍建設是基礎。做好基層群眾工作，離不開一支強有力的幹部隊伍。而要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幹部隊伍，必須要進一步健全完善各級群眾（信訪）工作機構，配齊配強領導班子，充實加強工作力量，改善辦公環境條件，保障後勤經費投入，解決好有機構幹事、有人員辦事、有能力做事的問題，積極安排中青年後備幹部到綜合部門掛職鍛煉，對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工作實績突出、群眾公認度高的青年幹部予以提拔重用，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說到“隊伍建設”，不能不說到當下比較嚴重的“官德”問題。首先說明，這裡的“官德”不僅僅是政治學視野中人的本質屬性，更是人類行為中衡量是非、善惡、美醜的原始精神元素。具體講，就是官員的本色、本真、本善、本份、本職。這種道德元素，雖然包含着或奠基於社會公德，但更主要的是強調特殊職業中的人們，所遵循的特定倫理道德，其中包括：遵守政治原則、承擔道義責任、擁有寬廣胸懷，拒絕公器私用，不搞權力尋租，遵循競爭規則，自覺接受制度約束……

　　不可否認，偉大的中華民族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間迅速改變，也就是工業生產把中國人由農業社會帶入工業社會，很多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民族特徵迅速淡去。如果從社會群體和階層加以區別，變化最大者或許是官員群體。因為官員在與民眾一起被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重塑的同時，還有一些特有的內容被改變。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官員已經被異化到難以自我辨認的程度，官本位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認同讓官員充分享受當官的精神愉悅，“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讓官員擁有強大的資源調節和分配權力，可以讓官員充分享受了價值感。主要是，超額利益的誘惑。

　　我們可以從一些現象或因素中找到原委。先從每年百萬人參加“國考”說起。以幾百人甚至幾千人爭一個崗位，直接把中國人的“逐官”烈度推入歷史上少見，世界罕見。為何如此強烈地追逐當官？最重要的自然是由制度而來的利益驅動。中國官員權力很大，同時約束和監督遠不到位，這就導致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只要你敢幹，單位的資源就是自家的資源，一個“公款接待”就可以讓自己和親友共享集體利益。再加上國人的人文修養和精神空間、價值追求的原因，逐官也便化作不可遏制的社會潮流。

　　其實，官本身無所謂好壞，有官位就要有人做官，問題在於太多的人往這條道上擠，除了說明當官擁有太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異化甚至醜化官位和權力。為什麼很多腐敗官員形成唯我獨尊的心態，以至於改職務稱謂為“老闆”的稱呼？為什麼群眾越來越不相信官員會“為人民服務”？箇中原因引人深思。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官員“缺德”將會出現什麼結果？

　　為了官位，很多人放棄獨立人格，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敢講真話。中國官員不管職務有多高，只要面對高於自己的官員，便自覺不自覺地淪為察顏觀色、委曲求全之徒，這在有些單位或有些上司那裡是保頭上烏紗所必須的。由於沒有獨立人格，同時缺少獨立思考，也便缺少個人魅力，結果只剩下手中的權力，周圍的人看重的也是其手中的權力，這就意味着一旦喪失權力，自己什麼都沒有，什麼也不是，很多領導幹部退休后風光不再，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又是因此而啟示為官者，必須使出渾身解數保官位，同時最大限度攫取利益，甚至不惜冒牢獄危險。

　　沒有政治信仰的支撐和引領，在我們這樣一個非宗教傳統的國家，精神世界註定走向虛無，進而功利化；沒有接受權力運行規則約束的自覺，就無法辨明當官為什麼和做什麼，就會以暗箱操作來扭曲權力和濫用權力；沒有價值坐標和道德底線，向上提升便失去動力，功利目標和感官追求就成為一切，這時公權私用和權力尋租成為必然。

　　在權利和物慾的雙重作用力下，官員私慾必定無限膨脹，道德底線一次再被擊穿，表現出來的就是官員的權錢色泛濫成災。當然，其間也有讓人同情的地方，就是官員承受着內心的沉重壓力。既要出政績，又要周旋各種關係，這種痛苦是局外人難以感知的。為什麼貪官背後都有女人？除了性的需要，恐怕也有以發泄緩解精神壓力的原因。

　　結果，官員道德缺失除造成權力異化，同時也會醜化官員的人生體驗和人生價值，發展到一定程度會導致人生意義的喪失。

　　從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件看，那些前“腐”後繼的落馬官員，平時更注重表面光鮮，而不重視人文修養，結果自然是無盡的痛苦和焦慮。道理不難理解，沒有更值得追求的價值，天天生活在功名利祿攫取中，必因無法滿足而出現精神和心理失衡。

　　現在，全社會對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認識基本不存在問題，但我們必須清楚，決定人的行為的有三個方面：信仰信念和道德提升的吸引與推動，內化於心的倫理規則的約束、法紀的強制，三者缺一不可。以選拔使用幹部為例，今天還有幾個選賢認能的故事流傳？更多是功利和貪腐用人的故事在流傳。

　　究其原因，往往以“用人失察”搪塞，其實，哪有那麼多的失察，看人並不難，高手過招幾招就能測出底數，當領導那麼多年，閱人無數，還能看不出一個人的品性和能力？還是因為自己精神境界出了問題，是私利作祟。

　　六

　　一個社會沒有了積極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難產生擁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領導幹部。中國傳統文化中圍繞官和權，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觀念和文化，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開放后又出現了回潮，甚至有所發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東西，也便營造出腐敗的溫床，讓每一個踏入官場者被重塑，且很難潔身自好。

　　這一點，從中國封建史中已經看到問題所在。

　　歷代王朝治腐鮮有成功者，有的採取罰奉銀，不行，就給養廉銀，也不行，逼得朱元璋採取嚴刑峻法，對貪官採取扒皮抽筋點天燈，還是不行。

　　對此，武則天早有解釋：“這叫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人性的誤區。”

　　這裡的人性，應當是經過了社會和文化的改造。

　　我國目前正處於腐敗高發多發期，並且出現幾個重要特徵：由個體行為發展為群體行為，也就是窩案大幅增長；由規避法律發展到忽視法律甚至不懼法律；封建落後的文化和價值觀與制度漏洞，幾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牽扯其中；複雜的利益鏈導致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等。

　　正是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打老虎”一定意義上只能是震懾行動，屬於揚湯止沸，根本的還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

　　只有徹底解決中央領導所指出的“牛欄關不住貓”的問題，才能保證反腐不會出現“割韭菜現象”。這恰恰是最困難的事情。

　　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一個時期大面積的“官德缺失”？

　　首先，中國歷史沒有為官員建構支撐道德的精神空間和價值追求，儘管“留名青史”也召喚過一些人，但由於沒有順利過渡到現代政治倫理，結果與封建社會的特殊階段相吻合的官德只能走向衰微。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信仰，因政治生態的變化而瓦解，至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精神的吸引，同時又未能建立與執政相吻合的政治倫理，所有希望全賴於外部施加的壓力，而不是源於內心的自我約束，也就是沒有恆久的主動力。

　　其次，由於我們長期藉助的典範或領袖的魅力來引導官員行為，這在擁有犧牲的革命年代是可以做到的，處於封閉的環境中或冷戰政治生態下，都可以達成目的，進入當前情況下，原有條件都已喪失，代之的是新的規則，比如所有人都在一種規則和權力運行方式中進行博弈，雖然相互必知底但卻知形知意，這直接影響着高尚度，比如不再有人讓他人真誠敬仰，這就導致精神的困惑與非權力因素的缺失。

　　還有一點，缺少剛性制度的震懾，人人都以鑽制度空子來衡量問題，約束力嚴重下降。比如說，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力度一再加大，至今已有多名省部級官員被黨紀國法懲處，此外還有平均兩天一個廳局級官員落馬，為什麼仍然讓人有管不住腐敗的感覺？箇中原因是制度設計尚未滿足需要。沒有制度作基礎和後盾，所以的自治都只能是揚湯止沸。

　　於是，我們又要捫心自問：怎樣才能培養起官員的高尚品質？

　　我的看法是，黨風廉政建設和法治精神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黨風決定政風，政風影響着民風。同時，下大力氣做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重點的文化繁榮工作，真正形成激勵人、引導人、塑造人的良好社會環境，久而久之社會風氣必會改善，黨員領導幹部的精神和價值觀因此獲得不竭的力量之源。這是一個浩大而又艱巨的系統工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轉變黨風政風的過程，要把現代政治學視野里的政治倫理規則確立起來，讓權力運行和官場文化、官場價值標準實現突破。如果將政治倫理具體化，那麼就可以說，既然加入中國共產黨，那麼就應當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不能同床異夢，雙重人格，也就是堅持入者不疑，疑者不入的原則；既然你進入的是政治組織，你就應當維護中央的權威、領袖的權威，不能因利益綁架或價值觀的差異打破規則，造成政治權力碎片化……如果想更感性，那麼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即可說清：“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

　　這就是再淺顯不過的政治倫理！

　　古代的中國，一些地方“芝麻官”，尚且知道這些淺顯的道理，何況今人乎？

　　當一種環境氛圍形成后，要想改變，必須靠強有力的制度，而制度設計又必須有強有力的領袖人物的推動。最偉大之處是推動制度變革約束自己，才有長治久安的可能。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中學習時強調：“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史的教訓更應引以為戒，要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想必，此言背後，應該也有內鄉縣衙這副對聯的一份“功勞”吧。

　　七

　　其實，早在習近平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克強、朱鎔基、李長春、李嵐清等在視察內鄉縣衙時，對此聯都曾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

　　隨着時光流逝，我們已經無法辨別當時他們目睹此聯時的眼神和心情，但我一定知道，“與百姓有緣，才來此地；期寸心無愧，不鄙斯民”（主簿衙大門對聯）。

　　而且，他們那時那地，也一定看到了主簿衙大門上的另一副對聯：法規有度天心順；官吏無私民意安。

　　真若如此，內鄉縣衙幸哉，中國百姓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