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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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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讀後感 標籤:文化苦旅 春晚觀后感

  《文化苦旅》讀後感

  看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這本書目,首先“苦”字給人的感覺有點噱頭,倘若換成“之”旅或者其他什麼旅相信很難調動讀者閱讀慾望,到底是怎麼一種“苦”法呢?

  讀者忍不住打開一觀。跟隨着余秋雨先生的匆匆步履,一路上走走停停。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早已洗去了余先生最後一點少年英氣,駐足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腳印最深的地方,因為在余先生的心中不是為了“風景山水”而來,而是為了“人文山水”而來。站在古人曾經站立的地方,文人,歷史,自然混沌交融在一起,封塵久遠的文化內涵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於是感動,於是喟嘆,於是心苦。

  曾經在一個冬天經過秦嶺,當然不是為了風景或人文,只是為了生計而跋涉。看着汽車在積雪尚存的盤山公路上艱難爬行,不禁想起了韓愈因諫被貶過藍田時的兩句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汽車竟如此難行,何況馬匹乎!何況上了歲數對家鄉無比眷念的韓愈乎?想到這裡釋然一笑,普通讀者都能替古人擔憂一回,更別說裝了一肚子歷史文化、人文掌故的余秋雨先生了。

  在文化苦旅一書中,給人印象最深就是道士塔和莫高窟了,其實這兩篇可以合成一篇寫的。1900年夏季的某一個清晨,莫高窟的住持王圓籙道士在清掃洞窟時,無意中在洞壁上發現一條裂縫,扒開裂縫后發現裡面有一個洞穴,裡面滿滿一洞穴古物。由此打開了敦煌學之門。

  因為王圓籙的愚昧無知,愚昧到為使佛窟乾淨明亮些,拿白石灰去粉刷陳舊的壁畫;無知到清除唐宋泥塑去塑新的天師像。余秋雨先生痛心疾首,恨不能向他跪下,求他高抬貴手,放過這些歷史文化遺產。因為王圓籙的愚昧無知,為了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后完工三層),數次把經捲成箱成擔賣給外國人換取經費。對於這個敦煌罪人,先生忍不住咬牙切齒,大喊一聲:“我好恨!”

  總覺得余先生恨得不徹底,恨得有些矯情,恨得不是那麼切膚之痛。因為恨過之後又得上路了,後面的路還很長呢!苦旅才剛起頭呢!還得一面講學做各種報告一面旅行呢!假如先生恨得徹底就不妨在敦煌駐足,以先生的才學名望定能為宣傳、保護、研究敦煌這瑰麗的文化遺產出一把大力的,後面的旅行不行也罷。亡羊補牢,從今日始!敦煌需要大師級人物!

  其實將一切的罪責壓在一個小人物身上是不公平的,在滿清那個腐朽的朝代,整個國家都在昏昏噩噩中,有誰在乎這些破爛經書呢!從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到1907年3月斯坦因來到莫高窟,七年間王圓籙無數次報官,面見過兩任敦煌縣令嚴澤和汪宗翰,赴酒泉叩見過安肅道道台廷棟,一些經卷還輾轉傳到敦煌典史蘇子培、甘肅藩台俞明震、兩江總督端方以及著名金石學家、時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等人手中——這可是些懂得這批經卷分量的人。遺憾的是,朝廷命官和學術精英們除了責令王圓籙“檢點經卷,就地保存”外,再沒有下文。對其私送文物,充耳不聞,甚至趁機索要。其實王圓籙報官的目的,無非是邀功尋賞。王圓籙太需要錢了,他在莫高窟30年,至少一半時間在外化緣,一生募得善款20萬。他知道,有了錢就可以僱人清理洞窟中的流沙,有了錢才可能建起朝思暮想的太清宮,將千佛洞打理成自己理想中的宗教聖地。當王圓籙出賣第一批敦煌文書給斯坦因,拿到四個馬蹄銀后,自知有罪,曾派人四處打探。當他得知斯坦因在北京六國飯店將部分文書公開展覽,參觀的大清達官貴人摩肩接踵,竟無一人提出異議,那顆忐忑不安的心總算放回了肚子。

  離奇的是,由於王圓籙在發現藏經洞后多次報官,居然被官府認定為合法的藏經洞文物保管者,甚至擁有者。當朝廷真要將殘存的經卷解往京城時,居然採用收購方式,向王圓籙購買。而當王圓籙沒有收到銀兩(已被敦煌縣衙截留),居然還草擬《催募經款草丹》,理直氣壯地向朝廷討要應得款項。滿清政府難道不知道,敦煌文物乃國家財產,作為國家財產的監護人,朝廷早就應該追究王圓籙保管不善罪、私賣文物罪,沒收全部剩餘經卷,責令敦煌縣衙押運至京。正是滿清政府的腐朽昏庸、葉昌熾之流學問家的無恥無能,導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外流。

  假如說這些人都是泛泛之輩,那麼“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張大千(徐悲鴻語)該懂得敦煌文物的分量吧!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兩年多時間裡,為提高繪畫技藝,把壁畫剝落至第三層,一睹盛唐筆意。損壞壁畫30多處。另有在壁畫上用透明紙描紅,在壁畫上題字一些破壞壁畫的行為。張大千在敦煌研習兩年多后,畫風大變,畫技日臻成熟,當然這些成就是踩在敦煌壁畫的肩膀上得來的。

  另台灣故宮博物院兩幅最古老的隋畫“觀世音菩薩像”“釋迦牟利像”系張大千所捐;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有張大千印章的漢文戶籍,經帙,文書39件;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有張大千印章或題署的唐代文書,佛經寫本及刻本殘片100餘件,張大千還私藏有《張君義告身》《張君義勛告》等,張大千為何經手或擁有這些敦煌文物?事實不言而喻!

  當新民晚報記者楊展業請余秋雨先生談談對此事的看法時,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恐怕和當時缺乏文物保護意識有關。據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肅的報紙上揭露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破壞,但未引起重視,可見當時沒有文物保護的社會認識。因此,對他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云云。

  我由此得出結論,余先生對身份卑微的道士王圓籙大罵特罵,咬牙切齒地痛罵。對大師級人物張大千是少批慎罵,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中庸之道學得甚好。文化苦旅我沒讀完,不讀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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