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四題

　　一-是非毀譽話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個有着很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皇帝，在位十三年，朝乾夕惕，為政勤勉，硃批、上諭達千萬言。厲行改革，實行耗羨歸公和官吏養廉銀制度，懲治貪官，清理財政，實行紳民一體當差和攤丁入糧制度。國庫庫銀由康熙時的七百萬兩增至五千餘萬兩。為鞏固大清王朝的統治，可算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但他性情陰鷙刻薄，薄情寡恩，施行嚴酷統治，不知體恤士民。因此，他不像他的父親康熙和兒子乾隆，留下許多風流韻事的美談，而是種種毀罵和不良的傳聞。雍正六年九月，有一個湖南鄉村教書先生曾靜，派他的學生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鎮守西北的川陝總督岳鍾琪投策反書，書中列出雍正“失德”十大罪狀：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那麼，湖南至北京，山高水遠，萬里迢迢，曾靜是怎麼知道宮中的那些事的呢？經查，是皇八子允禩集團中被發配到雲貴、廣西的人沿途散播的。雍正即位后，殘酷迫害政敵，將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即滿語豬和狗，幽死禁所；又貶同胞兄弟皇十四子允禵，處死年羮堯，禁死隆科多。因此，曾靜策反書中所列十大罪狀，雖然未必都是真實，但也是雍正行不義之事所帶來的結果。

　　雍正最為人所質疑的，是他的繼位和死因，和順治的出家、乾隆的出生，被認為是前清四大疑案。關於他的繼位，有種種說法。有一種說法，康熙臨終之際，身邊只有隆科多一個傳詔大臣。康熙叫“傳十四阿哥胤禎進見”，隆科多答應一聲后卻叫道：“聖上有旨，傳四阿哥胤禛進見。”康熙怒不可遏，拿起一把玉如意砸向隆科多，玉如意墜地而碎，康熙也噎下了最後一口氣。於是隆科多對跪在外間的皇子、嬪妃、大臣們宣道：“皇帝已殯天。傳旨：‘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着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另一種說法，雍親王胤禛勾結隆科多，將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面的康熙傳位詔書“傳位十四阿哥胤禎”改為“傳位於四阿哥胤禛”。還有一種說法，雍正在參湯里下毒，毒死了康熙；這也就是曾靜策反書中所列十大罪狀的第一項：謀父。關於他的死因，也有種種說法：一是為刺客所殺。據《清宮十三朝》、《清宮遺聞》等書載，浙江學者呂留良因文字獄被戮屍、滅門，其孫女呂四娘逃出，從大俠甘鳳池學武，后混入宮中，殺死雍正，並帶走腦袋；雍正陵墓里的屍體上裝的是木頭腦袋。二是被宮人縊死。此說出自野史《梵天廬叢錄》。三是被下毒而死。據一本《紅樓解夢》的書中說，林黛玉的原型叫竺香玉，本是曹雪芹的戀人，后被選進宮成了雍正的妃子。曹雪芹為報奪愛之仇，混入宮中當差，與竺香玉合謀，將雍正毒死。四是荒淫而死。雍正當皇帝以後，身體虛弱，這是無疑的，但有人說虛弱的原因是他沉湎女色，夜夜要翻幾次牌子。朝鮮的《承政院日記》中，對此有較多記載，說他“自腰以下，不能運動者久矣”，以致油盡燈枯。五是中風或服丹藥中毒而死。

　　以上種種傳聞，大多來源於稗官野史，以訛傳訛，不足為憑。關於他的繼位，應該還是“奉詔即位”比較真實。康熙皇帝是何等睿智之人，怎麼可能在處置皇位繼承這樣一個關乎帝國大業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如此兒戲呢？自康熙五十二年太子二度被廢以後，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置這個問題，怎麼可能留到還剩最後一口氣，而且不對着眾皇子、后妃、王公和大臣而僅對隆科多一人說呢？要知道當時有多少雙眼睛盯着這個位子，監督是相當嚴密的。還有，將“十”改為“於”、“禎”改“禛”，難道就看不出來？古漢語中“於”寫作“於”，而康熙詔書上缺少這個介詞“於”，於語法上也不通順。只是人們對他的繼位心中不服，加上當時形勢複雜、險惡，雖有康熙的傳位詔書，但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陰謀詭計，也難以順利即位，於是弄出了許多傳言。他的真實死因可能性較大的是服丹藥中毒。他身體衰弱，將丹藥當作救命仙丹，還用來賞賜大臣。據文獻記載，他死前十二天，圓明園還運入200斤煉丹的主要原料黑鉛。常年服用這種有毒金屬燒成的丹藥，能不中毒嗎？他死後第二天，剛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驅逐了兩個煉丹的道士。但儘管如此，這些傳言反映出的是一種民意，一種人心。

　　雍正身負罵名二百七十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二月河的小說《雍正大帝》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才將他徹底地翻了過來。二月河的小說及其同名電視劇，又將雍正皇帝塑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形象，他口口聲聲說為了天下“蒼生百姓”，說他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日夜操勞，鞠躬盡瘁，卻是贏得身後罵名滾滾來。記得當年著名雜文作家何滿子看了以後，寫了一篇《難道我們還要為雍正隱惡揚善嗎？》的文章。我非常贊同何滿子的觀點，一個殘暴專制、嗜殺成性的封建頭子，怎麼能將他美化成一個代表人民利益，一心為公，日夜辛勞的聖賢呢？中國的皇帝中，沒有這樣的聖賢，無論是誰，只要他掌握了至高無上而又不受制約的權力，他就不可能從本質上代表人民的利益。這樣的文藝作品，尤其是影視作品，流弊是很大的，有多少人去看史書，人們大多是從影視作品中接受歷史知識，而在這些影視作品中，是看不到那個時代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難的，封建統治者的兇殘和地獄一般的社會，被“戲說”巧妙地轉化為人民嚮往的聖君賢臣、國泰民安的理想社會，成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康乾大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太平盛世。我們現在一而在、再而三地製作、播放這類東西，難道我們現在還要強化、美化封建專制主義嗎？難道我們還想馴化、奴化人民嗎？在《雍正大帝》中，雍正的種種違反人性的東西，都被披上了錦繡外衣，或被隱去。即如迫害兄弟事件，當時年滿20歲的15個兄弟中，只有十三、十六、十七三個阿哥未遭迫害，但作品中只提到八爺、九爺、十四爺受迫害之事，而且還將事件說成是，八爺等弟兄，為了一己私利，一再和朝廷為敵，做盡壞事，直至發展到逼宮；而雍正則對他們委以重任，仁至義盡，最後忍無可忍，為了江山社稷，為了黎民百姓，寧可背負殺害兄弟的惡名，不得已而將他們殺掉。改名一事尤其設計得巧妙，雍正是在憤怒控訴八爺黨“滔天罪行”的時候順帶說：“他們這樣做，是喪心病狂，令人髮指。我沒有這樣的兄弟，他們簡直不是人，是阿其那，是塞思黑。”就像人們罵人時所說“你不是人，是畜生，豬狗都不如”一樣，其原意並沒有真的將人當成畜生。雍正給兄弟改名的真意，魯迅先生認為，殺害兄弟是要背千古罵名的，而如果將其更名為豬狗，他所殺的就是豬狗而不是他的兄弟了。這符合雍正的性格，就像一個心眼齷齪的小孩，專干這樣自欺欺人的事情。再如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是非常殘酷、慘烈的，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但作品中不提或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到被梟首後腦袋懸在菜市口10年的汪景祺和已死四十多年、仍被開棺陳屍、家屬親友300多人被株殺、流放的呂留良等案件，而濃墨重彩地渲染曾靜策反投書案。對於曾靜這樣的滅絕九族的大案，雍正來了個“出其料理”，赦免了曾靜，並親自寫了一篇《大義覺迷錄》的長文，列舉事實宣揚自己的政德、政績，逐條批駁策反書中所列的十條罪狀，命曾靜到各地宣講。曾靜對其活命之恩，當然感激涕零，痛悔萬分，心悅誠服地作現身說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作品中卻將此當作雍正的仁政來宣揚。

　　雍正為了制止他的故事在民間傳播，施行了嚴酷的文化、思想統制，乾隆為了進一步制止這些故事的傳播，施行了更加嚴酷而又嚴密的文化、思想統制，但這些故事還是一代一代流傳了下來。可見，人民的口是封不住的。

　　二-詩人乾隆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古今詩人多如星辰。皇帝中也有很多會寫詩的。《封神演義》開篇第一回，就寫商紂王被女媧娘娘的容貌所打動，寫了一首情詩，題在女媧宮壁上。惹得女媧大怒，派了一個千年狐狸精冒名蘇妲已，壞了他的江山。有些皇帝，詩還寫得很好，成為著名詩人。例如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再加上另一個兒子曹植，父子三人開創了一個建安文學時代。曹操的《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和曹丕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都是鬼斧神工的絕世篇章。另外還有一對著名的父子皇帝詩人，金陵南唐的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李璟的《攤破浣溪沙》：“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杆……”和李煜的《虞美人》：“……玉欄雕砌今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也都是文學史上光華四溢的千古之作。就連只有掃盲文化水平的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也會寫詩。劉邦雖然未被稱作詩人，但他的那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卻在中國詩歌史上有着很深遠的影響，為後世所廣為稱譽。朱元璋的詩，流傳很多，都寫得很好，讓人莫辨真假。有一次他進攻陳友諒，船行至長江小孤山遇風，將士說要祭小姑神――因小孤山又作小姑山――他作詩一首云：“大孤過了小孤過，風浪迎船奈爾何。丈夫自有凌霄志，誰肯低頭拜老婆。”倒頗似他的口氣。

　　寫詩最多的，也在皇帝一族之中，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寫詩三萬多首，比大詩人陸遊的九千多首還多兩萬多首。如果算他從十歲開始寫詩，享年88年，平均每年寫詩近400首，一年的詩，比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六百年間全國詩歌的總量305首還要多。然而，文學史上竟沒有他一首詩，許多人甚至都不承認他是詩人。年輕時，我因仰慕他的風流倜儻，曾到處尋過他的詩集，但一直未尋到。據說，在他的生前和身後，都沒有出版過他的詩集，只在承德避暑山莊和江南名勝之地，留有他的大量的“到此一游”性質的題詩。在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曾見他寫過一首詩：“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數字，後來做不下去了，劉羅鍋趕緊為他接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用劉墉的話說，有了這最後一句，這就成了詩，如果沒有這最後一句，就什麼都不是。這當然是虛構的，但乾隆皇帝的詩，大概也就是這樣的水平吧。

　　乾隆皇帝是一個政治家，但搞政治並不妨礙寫詩，相反，還能為詩增添一種“大氣”，這是一般詩人，例如什麼“婉約派”、“花間派”、“性靈派”、“頹廢派”等等都無法具有的，劉邦的《大風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搞政治的人，也容易從講政治的高度來理解詩，從朦朧詩意中，看出“敵情”、看出“階級鬥爭”來。乾隆皇帝就是這樣的一位政治家，因此，他也是歷史上製造文字獄最多的皇帝；而在他製造的文字獄中，就有許多是“詩禍”。

　　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皇帝發動了一場對內閣學士胡中藻的《堅磨生詩鈔》的大批判運動，親自寫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中藻的詩中，究竟有什麼反動詩句？乾隆在文中細加摘錄，並逐一批駁。來看幾段他的批判：

　　“……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本朝建國以來，天下太平，國家繁榮，遠勝於漢唐宋明，卻說‘又降一世’，還有人心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

　　“又曰‘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這難道不是說住帳篷、穿毛皮衣服之人（指滿人和蒙古人）又是什麼呢？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老是以南北分提，重言反覆，所指何意？

　　“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怎有‘朝門不開’之說呢？‘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又是何物？其指摘、斥責之意，難道不當誅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頫首同’，蓋謂山水蒙受羞辱，低頭無奈，謗訕顯然（意即借寫山水，將大好形勢說得漆黑一團）。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周王舁彼因時邁’，蓋暗用周昭王南征故事，以為朕不知道呀（西周昭王曾多次南征，終因船壞而溺死於漢水）！又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聽說有災就加以賑災撫恤，怎麼說如佛燈一樣難遇見呢？”……

　　乾隆在這篇大批判文章的最後說，他見胡中藻詩已著數年，相信必有明大義之人來參奏，但諸臣及言官中，至今並無一人蔘奏。可見，乾隆的政治敏銳感是超強的。就因為這些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詩句，胡中藻在被批判了一通以後丟掉了腦袋，還牽連到其他許多人：廣西巡撫鄂昌因與胡中藻“詩篇唱和”被“令其自裁”，已故大學士、總理事務大臣鄂爾泰，是胡中藻的老師，乾隆在諭旨中說：如果鄂爾泰還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命將其撤出賢良祠。大學士史貽直，因是鄂爾泰一黨，又托鄂昌為其子謀官，被勒令回籍，閉門家居，侍郎裘曰修因曾說過“《堅磨生詩鈔》或已進呈御覽”的話被革職，還有為胡中藻刊刻詩稿的張泰開，“縱容”胡中藻的江西按察使范廷楷，胡中藻的門生知縣李蘊芳、試用知縣申發祥，胡中藻的弟弟胡中藩，侄子胡論覺，親戚張紹衡等人，也都受到查處。由於乾隆對詩的摧殘，到了乾隆中後期，清詩就盡失清初愛國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光芒。詩人脫離現實，庸俗苟安，詩風雕章琢句，玩弄詞藻，出現了“神韻派”、“格調派”、“性靈派”、“肌理派”等流派。直到乾隆以後四十年，鴉片戰爭的炮聲，震動了沉睡的中國大地，清詩才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復興。

　　寫詩要有詩才，乾隆皇帝一生作詩無數，卻沒有一首流傳，不能不認為他缺乏詩才。他的政治家氣質，沒有成就他的詩的“大氣”，反而影響了他對詩的理解。他的高度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說到底，是來源於一種恐怖心理，對失去江山的恐怖。任何獨裁者，無論外表怎樣強大，但本質上都是很虛弱的；這種虛弱導致了他們政治上的極端敏感。在承德避暑山莊松雲峽的一塊石碑上，刻着乾隆從公元一七七五年到一七九八年，即乾隆四十年至嘉慶三年二十三年間，用同一題目所寫的《林下戲題》六首詩，其中在嘉慶元年――其時他已歸政嘉慶皇帝、當了太上皇――的詩中說：“勞心軍務及捷信，靖逆安民聽凱歌。”詩中還自註：“近因盼望軍營捷報，心緒焦勞，予盼捷之懷，日甚一日，殊難自遺。”此時朝廷正在進剿白蓮教起義，他一直憂心忡忡。在從山莊回京途中，行至密雲縣的腰亭行宮，又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云：“腰亭晚坐心增忸，望捷去還望捷回。”嘉慶三年五月，他又來到避暑山莊，寫下了《林下戲題》最後一首詩，在詩自注中說道：“自丙辰元旦授璽（即嘉慶元年，此年他辭去皇帝職位，當了太上皇），迄今已閱三年，而訓政敕幾仍未敢一旦稍懈，並以籌剿教匪，切盼捷章，馳諭督催，殆無虛日。”此年他已88歲，幾近生命的盡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在為他的江山永固而惶惶竭慮。

　　三-談談貪官和珅

　　自從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熱播以來，和珅這個名字就常常被人提起，其知名度似乎已經超過秦檜，這可能是由於當前反腐之聲日高的緣故，和珅是中國古代腐敗分子的典型人物，人們議論腐敗現象，就難免要提到和珅。

　　和珅貪污收賄的數額究竟有多少？清朝許指嚴著《十葉野聞》載“以億兆計”。《亞洲華爾街日報》最近評選出上個千年世界最富50人，其中中國佔6人，和珅為其一，而與和珅同時的只有和珅1人，可見，和珅當時富有為天下第一。《中國歷史之謎》一篇文章載：和珅被抄沒的財產價值達6億6千9百餘萬兩白銀，還有玉器珠寶、西洋奇貨不計其數，比當時清政府國庫存銀還多若干倍。在嘉慶皇帝所宣布的和珅的二十大罪狀中，說和珅有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而皇宮內只有六十餘串；有真寶石頂幾十個，都是皇宮所沒有的；還有一顆大珠比皇冠上的蒼龍教子大珠還大。

　　和珅憑何手段能夠聚斂如此之多的錢財？自然是弄權納賄。他居於高位，權傾朝野，而且常常是同時兼任幾個要職。例如嘉慶元年，已經退為太上皇的乾隆命和珅以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職兼吏戶刑三部尚書，同時管理戶部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健銳營、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駟院、武備院等衙門事務，還兼步軍統領。乾隆還將其女兒和孝公主嫁給和珅的兒子（見《殛珅志略》）。既然和珅兼任這麼多要職，自然就有許多弄權納賄的門徑。清朝的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於宰相，和珅長期擔任這個職務，朝政幾乎完全由他把持，各種奏章必須經過他才能上達皇帝，在乾隆皇帝做太上皇以後，就連嘉慶皇帝有事都要托和珅轉告。凡稱他意，他就報喜不報憂，不稱他意就報憂不報喜，甚至落井下石，恣意傾害。因此，京城文武官員，各省總督巡撫，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上進，或要保住其位，就必須打通他的關節。史書上這方面記載很多，這裡略舉兩例。其一：當時江蘇吳縣有個珠寶商人石遠梅，其販賣的珠子，重者一顆值兩萬金，次者值萬金，輕者值八千金，士大夫猶爭相購買，惟恐不得。問買何用？答，獻和中堂（《焦里堂憶書》）。其二：嘉慶元年，四川湖北白蓮教起義，各路派去圍剿的統兵大臣有意稽延，藉此領取軍費。和珅深知其中情形，卻向朝廷謊報軍功，並以此向統兵將帥嚴索重賄（《貪官污吏傳》）。和珅弄權納賄之情狀由此可見。此外，他掌管吏部，可以賣官鬻爵；掌管刑部，可以貪臟枉法；掌管戶部、內務府，可以假公濟私、營私舞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聖明”的天子，卻被和珅蒙敝了二十三年，一直至死，後世對此有種種猜測。有一種說法，說和珅的前生是雍正皇帝的一名妃子。有一次，時為親王的乾隆調戲了這名妃子，被皇后發現，說妃子勾引乾隆，令她自盡。乾隆心中難過，在妃子將死時，用硃砂在她脖子上點了一個紅點，叫她托生再來相見，紅點即為相認的標記。若干年後，乾隆偶然在自己的儀仗中發現和珅很面熟，仔細一想，像是那死去的妃子，將其叫到宮中一看，脖子上正巧有一顆紅痣，便以為他是那妃子轉世來相認，於是對他寵愛倍至。當然，這只是一種牽強附會的世俗的臆想。其實，和珅之所以能夠長期蒙敝乾隆，說起來也簡單，那就是和珅有着極其高超的逢迎技巧。歷史上的和珅，並不是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那樣的一個大草包，而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並且極有才能。他初以官學生身份在鑾儀衛當差，為皇帝抬轎。一次，乾隆見他儀錶俊雅，聲音清脆，便對他另眼相看。繼而抬轎時與他進行了詳談，所問四書五經，回答都使乾隆非常滿意。於是一下被拔為儀仗總管。到皇帝身邊后，他極善於窺探皇帝的脾氣喜好。他知道乾隆皇帝喜歡風雅，故在讀書、寫詩、作畫、下棋等方面狠下功夫，以此投其所好。他極善於領悟乾隆的意圖，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極稱乾隆的心意。有一件事頗能說明他的領悟能力之超群。嘉慶時，一天早朝後，乾隆單傳和珅入見。和珅跪在乾隆對面，嘉慶皇帝坐在旁邊。乾隆閉住雙目，如熟睡一般，只是口中喃喃有詞。嘉慶極力諦聽，終不能聽懂一字。過了很長時間，乾隆忽然睜眼大喝一聲：“此人何姓名？”和珅應聲而對：“高天德，苟文明。”乾隆又閉目喃喃不止。幾天後，嘉慶皇帝密召和珅問：“前天太上皇口中念何語？你所對六字又作何解？”和珅說：“太上皇是在念咒。念這種咒語，心中所恨之人雖在數千裡外，也當無病而亡，或有奇禍。現在白蓮教鬧事甚凶，我想太上皇念這種語必是咒白蓮教匪首死，故以此兩人名字對。”（《春冰室野聞》）如此能領會乾隆的意圖，能得到乾隆的信任恩寵，也就不奇怪了。

　　對於和珅的問題，無疑，乾隆皇帝負有完全的責任，然而，在封建社會那種體制下，這種現象又怎麼能避免得了呢？這不是哪個個人的問題，實在是制度使然。封建政治是一種專權政治，官吏的任免升降，皆由皇帝“欽定”，就連步入仕途的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殿試”，也是由皇帝親自主持，題目都是由皇帝出。對於絕大多數官員，皇帝甚至連面都沒有見過，名字都沒有聽說過，又怎麼能夠辯認清他們的忠奸、善惡、優劣、賢愚、廉貪呢？至於和珅這一類高官，雖然與皇帝經常接觸，但他們欺騙天下眾多雙眼睛難，欺騙皇帝一雙眼睛就太容易了。皇帝高高在上，完全暴露在他們的監視之中，他要搞“調查研究”，要聽“情況彙報”，要了解“群眾反映”，早就為他作了“精心安排”，他哪裡能得到多少真實情況。封建時代也有一套官吏晉陞考察制度，但少數人考察多數人，能考察準確嗎？如果再向負責“考察”的官員“打打招呼”、送點好處，那皇帝就只能被蒙敝了；而對和珅這一類皇帝身邊的人，既然深得皇帝的信任，考察也就純粹成為形式。封建時代也一套監督懲治官員的措施，但皇帝最終掌握着對官吏的“懲處”大權，監察官員以卑察尊，往往也是力不能及。貪官的勢力大於監察官員的力量，監察官員若不屈從於這股勢力，必然自身難保。乾隆時，確也多次有人彈劾和珅，但彈劾者基本都沒有好下場。唯有一次，時任左都御史的劉墉等大臣以智取勝，雖然查出了和珅及其同黨的劣跡，沒有遭到和珅的陷害，但乾隆皇帝仍然還是沒有懲處和珅，只是將和珅的兩個同黨打入大牢令其自盡。實際上，在封建時代，掌握實權的官吏是不受監督的，和珅這一類貪官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產物。兩千餘年，歷朝歷代，明君也好，昏君也罷，都不可避免，和珅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四-霸道的名諱

　　封建時代的君主，實在是太霸道，什麼好的東西，都要據為己有，他們使用過的東西，就不許別人再用，就連使用文字都是如此。東漢劉秀當了皇帝，秀才就改為茂才；唐高祖的名字叫李淵，就將比他早生200多年的陶淵明改名為陶深明；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輩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為允。這在封建時代叫做避諱。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蠻橫，不僅康熙、雍正和“朕”的名諱要避，還搞擴大化，不是他的名諱，和他沾上些兒關係的字也要避。內閣學士胡中藻在任廣西學政時曾出試題“乾三爻不象龍說”，這是《孝經》里的句子，乾隆說“龍”與“隆”同音，含詆毀之意，成為胡中藻被處死的罪證之一。他七十歲以後自稱“古稀天子”，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也有幸活到了七十歲，自稱“古稀老人”，卻又不幸被乾隆斥之為“少正卯”，犯上作亂，這也成為尹嘉銓被凌遲處死的罪證之一。乾隆甚至還管到了別朝皇帝的事，將《北史 文苑傳》中的“頡頏漢徹”中的“徹”改為“武”，因為“徹”犯了漢武帝劉徹的名諱。

　　乾隆四十二年，發生了一起王錫候《字貫》文字獄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三十八歲中舉人，以後九次參加進士考試不中，年老體衰，無田無業，靠寫書養活家小，生活艱難。乾隆四十年，63歲時他用自己的一處舊房抵押了135兩銀子作為資本，來刊刻他寫的一部《字貫》。乾隆四十二年，《字貫》被仇家告發，說該書的《自序》中，有貶損《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撫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報皇帝，請革去王錫候舉人名銜。海成這也是向皇帝邀功請賞的意思，不意卻遭到乾隆的嚴厲斥責，說他有眼無珠，竟遺漏了更加嚴重的問題。那麼是什麼更加嚴重問題海成居然沒有看出來呢？原來書中竟將康熙、雍正和“朕”的御名——玄燁、胤禛和弘曆“一一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罪不容誅”。在乾隆時期，儘管避諱之禁甚嚴，但王錫候的《字貫》是字典，屬於工具書，其作用就是規範人們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們犯諱的意思，這原本是王錫候的好意。因此，《字貫》刊行海內兩年，並沒有被人認為是犯諱，原告和江西巡撫衙門的官員也沒有將此當作問題。乾隆卻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結果，王錫候被“從寬斬決”，所著書籍13種全部銷毀，其子、孫7人斬監侯，秋後處決；其妻、兒媳及未及16歲之人均付功臣之家為奴。初查此案的有關官員也受到了嚴厲處分：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留任，江西巡撫海成被發配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以失察革職，交刑部治罪。

　　僅僅在書中觸及一下皇帝的名諱，就被砍掉腦袋，還罪及家人，這似乎讓人感到不可理喻。在封建時代，避諱是一種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東西，它象徵著皇權的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乾隆是一個外表儒雅但內心十分殘忍的皇帝，他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這個原則問題就是皇權。觸犯了皇權，即使是象徵性的東西，也視為悖逆、謀反。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為他可親、可近，可以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可以向他表達自己的訴求，結果就碰到血淋淋的刀口上去了。在專制時代，皇權也就是政權問題無小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在界定的範圍內，那就是順民，如果越出界限，就要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