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孟大鳴中短篇小說集《痛徹肺腑的魚》

　　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文學敘事

　　——讀孟大鳴中短篇小說集《痛徹肺腑的魚》

　　黃葉斌

　　一般而言，傳統小說比較注重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人物形象的臧否褒貶、文章主旨的暗示導向等；但是，在現當代小說中，隨着各種文學敘事風格的探討和流變，作者或者讀者已經不再滿足於那種中規中矩的敘事策略和方式了，小說的散文化、意識流和後現代化的現代性敘事情景，已經並將繼續改造、顛覆、異化着傳統小說領域的敘事結構和接受美學意蘊，從而在人性的進入、觸摸、發現、描寫和揭示方面，取得了更加接近、抵達和吻合人文真相的高度與生命真諦的深度。正如謝有順所說：在《內在的人》一文中，我指出現代小說和傳統小說不同，它深入的是現代人的內心世界，寫的是人類內心那種極為隱秘而細微的經驗，那種不安、恐懼、絕望，根植於內在的人——這個內在的人，是一種新的存在經驗，也是現代小說最重要的主角。在這個內在的人里，作家追問存在本身，看到自己的限度，渴望實現一種存在的超越，並竭力想把自己從無能、絕望、自我淪陷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來。

　　孟大鳴中短篇小說集《痛徹肺腑的魚》，就是這樣一個試驗的文學範本。其中有13篇小說，大多是以現代社會轉型期的變革和改製為歷史背景，以底層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心靈陣痛為敘事藍本，以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為創作底色，在城市化和產業工人的時空領域演繹出一幕幕令人噓唏不已、扼腕長嘆的人間悲喜劇。

　　梁漱溟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中認為，人類面臨有三大問題，順序錯不得。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問題，最後一定要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作者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以解決人和自己的內心需求與矛盾糾結而展開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學視野的審美深度和人文關懷的敘事力度。( ： )

　　人物標籤的界定和賦予，往往成為現代人的人性張力和道德結構的參考係數與評判依據之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中，這種人物形象的單一化、教條化和主觀化的現狀，曾經在文革時期作為文藝創作“三突出”的顯著標志而被歷史所詬病、被現實所唾棄；而“高大全”式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的臆測和政治符號的替代品。於是，回歸人物生活的本源，還原人物形象的本真，揭示人物成長的靈魂，就是小說創作的重要任務之一了。

　　人的慾望的產生、控制與否，不是道德評判的惟一標準，也不是衡量一個人好壞的是非尺度。這是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要素這一。

　　《痛徹肺腑的魚》，是作者的一篇中篇小說，描述的是主人公馬大亮無怨無悔地服侍病妻十多年，不但消弭了男人的慾望，同時也麻木了自身的痛苦；而在網上邂逅的一個虛擬的美女，又點燃了他作為男人的慾望本能。於是，他頻繁地期待着與“美女”的約會，卻多次事與願違，並且在赴約中遭遇車禍。這種人物，他是眾人眼中的好丈夫呢，還是一種符合人性本質的有缺陷的好男人？簡單的道德評判似乎不能涵蓋人物形象本身的全貌，而一個能夠在人性和道德的範疇中進行搏鬥掙扎的人，恰恰是一個正常而感性的人。任何一個男人，對於美的奢望、渴望和慾望，是一種人的存在的證明；而如何理性地認識、對待、處理之，則是一種大我與小我的本質區別了。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曾經對人的定義和本質規定做出過許多精闢論述。而作為動物的人與作為社會的人，這種分野和對立的存在，是文學作品中着力描寫和刻畫的內容之一。作者將主人公的結局處理為悲劇，是否暗示並傳遞一種悲劇美的力量與虛擬空間的殺傷力？“魚”的寓言，是否以一種隱喻、象徵的手法，表達的是一種囿於所謂的自由之中的無奈和痛苦？

　　在物慾得到基本滿足之後，人們的精神生活貧乏和心靈空虛應該怎樣得到社會的關注和他人的撫慰？這是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要素之二。

　　《我們的故事》，描述的是濱湖人民廣播電台主播暢暢，在主持談話節目“我們的故事”中，突然接到參與節目的女嘉賓宣布晚上自殺的消息。於是，在電波傳開的過程中，該市從市長到社區居民、從公安交警到出租車司機緊急行動，展開了一場大救援的道德拷問。結果，只是一次個人心理變態的惡作劇、一次現代社會生活情感空虛尋求突圍的大演練。這裡，我們無意去指責作品主人公的無聊與荒唐、無厘頭與表現欲，也不去讚美那些為了援救所謂“自殺”女嘉賓而採取的動員利用全市各種資源的行動，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現代人的精神孤島是如何在蠶食、鯨吞和晾曬、炙烤着人們的心靈彼岸，也就不難理解人們以各種方式進行的自贖自嘲自殘自虐行為了。在現代社會，為了物質利益和自我生存而上演的各種悲喜劇佔有很大比例；而為了靈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悅而發生的事故，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心理健康範疇。在物質繁華和社會喧囂的背後，我們更應該關注和診療的是人們常見的精神疾病和心靈亞健康狀況。

　　面對社會生活的潛規則，是適應着進入參與，還是堅挺地對立抗衡？這個二律背反的命題，着實讓人糾結頭痛。這是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要素之三。

　　在《招工》、《臨時工》小說中，以馮又旺和“我”為代表的底層小人物，為了給子女和個人謀取一份像樣的工作，不惜以賣房、祈求、送禮、巴結、跪拜和諂媚等手段迎合世俗和權貴，為的是在潛規則中贏得一份具有人格尊嚴的體面的工作。可是，現實是殘酷而無情的，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失敗的沮喪而告終，並且在人生的舞台上落荒而逃。個人背景的低賤和底層勢力的卑微，以及社會某些不公平體制機制的存在，使得個人與強大的話語權勢之間、與社會的潛規則之間的對峙和對話，往往成為一種一地雞毛般的零碎苦果。馮又旺拿出賣房的5萬元託付昔日的同事現在的大老闆去找總經理斡旋為兒子招工，那驚人的一個跪拜，那在暗道中的屍體，預示着人情社會的某種冷酷和凄涼；而“我”為了報復那些同事的歧視嘲笑和侮辱，竟然在飯粒中摻雜了一些砂子讓人口腔掉牙吐血，這種弱者以低俗而拙劣的方式向社會發出的挑戰和抵抗，這種可憐而可笑的快意恩仇，是那樣地令人驚異和心痛。也許，作品中的主人公對於這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不能十分地理解和有效地化解，但是，他們面對生活折磨的人生態度、面對困境帶來的心靈煎熬和情感掙扎，卻是應該獲得讀者和後人的研究與同情的。

　　人性的善良與醜陋，是社會道德層面評判的一個重要指標。作為一個個體的人，其人格的複雜性、模糊性、多義性，往往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因此，高懸懺悔、反思的正義之劍，應該成為我們社會健康正常運行和個人靈魂祛病療傷的重要法寶之一。這是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要素之四。

　　《癌》，是一篇很有深度的社會反思小說。主人公谷全山是濱湖化工企業的人事處長，因為肺癌而隨意處置自己的余年生活：不斷接受他人的答謝宴請、出入娛樂場所揮霍放縱身心、酒後吐真言說出一些在職時的醜事臟事壞事騙事。後來，在複查其病是誤診后，他卻莫名地消失無蹤影了。這種癌症的發現、確診和治療過程，以及人物的心理變異和行為詭譎的描述，與其說是身體之病症的反映，不如說是一種社會心靈疾病的折射。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的本質應該是善良的結晶，只是社會生活大染缸的浸泡、濡染和滲透，使得我們的肌體靈魂直接和間接地、自覺和不自覺地異化了、改變了、病態了。因此，適時地懺悔，也是一種人性的回歸、精神的自贖和靈魂的涅槃。最近，以陳小魯為代表的一些文革中的紅衛兵登門當面道歉或公開發表書面懺悔信件的新聞，足以說明，人的本性的成熟成長，是受到歷史背景和環境影響的支配製約的，而良心的發現和重塑，也是人性復蘇的證明，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此外，在婚姻愛情方面的選擇、隱忍和調適，在婚外情方面的探險、出軌和自控，在信仰和迷信方面的追尋、破譯和確立，在命運的安排和作弄面前的不屈、抗爭和接受，通過《黑桃老K》、《出遊》、《水波》、《一無所有》、《聖手》、《為哥們乾杯》等文，該小說集集中地揭示和詮釋了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種種秘訣和暗語。同時，按照作者的創作理念，“小說的任務是關注靈魂，撫慰靈魂，讓靈魂飛翔”（小說集自序），筆者以為，作者的創作實踐已經較好地回答和印證了這個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由此可知，人的內心世界是一個無形廣闊而內蘊豐富的精神礦藏，在現代文學創作的歷史使命中，我們的眼光是否具有深度開掘的視野，筆力是否具有通達穿透的能力，思維是否具有多元辯證的點化，大概是我們的文學作品能否成功地吸引和感染讀者的重要條件之一吧。

　　黑格爾說：自我認識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我想，通過閱讀作者的這部中短篇小說集，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認識大師這句話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