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毒隔絕_2600字

為什麼毛澤東時代確實能夠禁毒禁娼，而為什麼現在中國則不能了。為什麼吸毒的人數逐年增加，而且隨着吸毒的人數的增加，艾滋病也逐年增加。 　

　　實際上現在的中國政府打擊販毒，打擊賣淫嫖娼的決心是很大的，也投入了相當大的警力來干這事。甚至基本上不理睬西方的司法制度來大力打擊色情活動。由於打擊的力度過重，以至於導致了嫖客集團的反抗，反抗的辦法就是尋找到公安的一些冤假錯案，比如處女嫖娼案，大肆宣傳，等等。 　

　　實際上對於性交易這種東西，如果嚴格地按照證據來，可能根本就很難定人罪。 　

　　本文的目的也並不是給毛澤東時代唱讚歌，給人民心目中造神。其實，毛澤東時代的人，和現在的人也差不了多少，一個國內的即使是紅衛兵似的人物，如果在那個時候能夠來到台灣，很可能很快也會變成一個嫖客。 　

　　因此，我這裡探討的是制度上的原因，即當時的政府對於賣淫嫖娼是個什麼樣的對策，而現在的政策與那個時候有什麼不同。我還是想從原理上找原因。 　

　　還是先說我以前看過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介紹了許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 　

　　美國的一些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根本就不應當禁毒。為此，他們曾研究過美國政府歷史上有過的一段禁酒時期。當時的政府禁酒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酒精對人的身體健康有害，此外，喝醉酒的人會放縱自己的行為。因此，政府的願望是想有一個乾淨的，好的社會，因此就下了禁酒令。而且這禁酒令是民主決策出來的。 　

　　可是禁酒令下達之後的結果怎麼樣呢？據統計表明，因為禁酒反而導致了美國社會因喝酒而中毒，失明，殘廢，死亡的人數急劇的增加。在禁酒令之前，美國的黑社會並沒有發展的機會，主要也是因為沒有財政策的支持。而在禁酒令之後，美國歷史上著名的芝加哥黑社會集團開始發展壯大。 　

　　從控制論上看，禁酒的目的是為了人們的身體健康，而其效果卻是加劇了酒精的危害。 　

　　然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分析了美國禁毒以來的情況，發現與美國禁酒時期幾乎一樣。即每年死於吸毒的人大量增加，而一個龐大的黑社會集團，如意大利黑手黨，則正是靠的吸毒發了大財。美國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和財力來反對毒品，但每年的吸毒人數依然上升，每年死於吸毒的人數也是逐年上升。 　

　　最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就認為，不管什麼有害的東西，乾脆就讓它們自由交易好了，統統合法好了，它們認為在自由交易中反而能夠抑制有害的東西。實際上前些年德國也在考慮乾脆讓吸毒合法化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這種做法可能是行不通的。比如台灣就長期允許賣淫嫖娼合法化，但是並沒有使色情行業萎縮，對台灣的社會健康發展並沒有什麼好處。實際上後來的發展趨勢仍然是打擊色情活動。 　

　　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前蘇聯和東歐的拙劣表現也讓人懷疑這種一切自由貿易的效果上的可行性。 　

　　因此，鑒於歷史上毛澤東時代確實禁毒禁娼，有必要分析毛澤東時代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是因為計劃經濟么？不，實際上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中國就已經禁毒禁娼了。 　

　　我認為，一宗非法貿易的存在，一方面有需求，另一方面才有供給。而資本主義甚至包括中國政府現在的做法，缺陷都在於努力地打擊供給，卻不打擊需求，這是吸毒和色情行業愈演愈烈的原因。 　

　　我國政府對於販毒的打擊不可謂不狠，數量稍大一些基本上都是死刑，但是為什麼販毒分子還是要不斷地冒着生命危險來幹這種事情呢？原因就在於沒有打擊需求，實際上美國政府也是一樣，從來打擊的都是販毒分子，卻從不打擊吸毒人員。 　

　　在社會上，只要有一種需求存在，就必然地有一種供給存在，再打擊也是沒有用的。如果要有有效的打擊，就必須打擊需求而非供給。需求消失了，供給也就消失了。 　

　　即使拿共產黨的革命來講，也是這樣。當時的中國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嚴重不適應，矛盾嚴重衝突，導致了社會上的一個“革命”的需求。而國民黨打擊“革命”的供給不可謂不狠，共產黨員可是統統槍斃的。但是革命的烈火越燒越旺，死罪都阻止不了。如果國民黨當年打擊的不是供給，而是需求，比如進行土地改革，讓耕者有其田，在國內實行民主，則共產黨的革命無須鎮壓也成不了氣候。但是這對於當時的國民黨又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國民黨一方面代表國內地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代表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它當然不可能打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因此，對於吸毒的打擊也是一樣，就是將販毒分子統統槍斃，我認為國內的吸毒現象仍然會越來越嚴重，人數仍然將逐年增加，投入的警力也將逐年增加。而中國的艾滋病患者也將逐年增加，直到象許多非洲國家的現在的狀況，即三分之一的人成了艾滋病毒的攜帶者。當然，這也許是減少中國人口的好辦法（唉，我其實也是無可奈何才這樣說）。 　

　　而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夠有效打擊賣淫嫖娼，是因為主要打擊的是需求而非供給。將需求打掉了，供給自然就消失了。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前，吸毒者是要被判死刑的，而嫖娼者也是要被判死刑的。這兩樣都屬於重大刑事犯罪。 　

　　有人會認為，將吸毒者或者嫖娼者判死刑違反人道主義原則。而我認為，如果嚴格按照科學的觀點進行考慮，完全按照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來進行考查，那麼，在比較兩種政策哪種有效的時候，就要分析具體的受害者有多少。 　

　　在毛澤東時代，就我的經歷，所有的死刑都是有一個公判大會的，象國民黨那樣搞秘密處死的事情是沒有的。即使是張志新，也是在公判大會上宣判后才被處死的。我這裡要說的是，所有的死刑公眾都是知道的。我在上中小學的時候就經常看到法院貼出的布告和經常去看公判大會。但是據我的經驗，因為嫖娼和吸毒而被判死刑的事情是非常罕見的。我只是知道吸毒和嫖娼是死罪，卻難得碰到一個案子是這樣。 　

　　這就說明，將吸毒和嫖娼定為死罪，事實上也殺不了幾個吸毒者和嫖娼者。 　

　　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刑法努力與“國際”接軌，因此也就以打擊妓女為主而非嫖客為主，打擊販毒者為主而非吸毒者為主。則整個形勢就開始失控了。而由此造成的性病流行，艾滋病流行。由此導致的因吸毒，因性病，因艾滋病，因由此產生的黑社會火併，因由此而在緝毒中犧牲的武警官兵，這樣的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時代因為吸毒和嫖娼而被判死罪的人數。 　

　　那麼，比較兩種政策具體造成的死亡人數，究竟是哪種政策更加人道主義一些呢。　

　　從上述事例可以讓我們深思.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要依靠政府部門的大力倡導，需要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但也需要每個地區充分結合當地實際，積極有效地動員當地的廣大社會成員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