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讀書筆記_3000字

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國外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權威的著作之一，雖然在中國絕版已久，仍受到許多讀者的特別青睞。據說此書第三卷已經翻譯成中文，但出版還遙遙無期，前兩卷在翻譯時也被刪節不少，但對於中國讀者的參考價值仍然是巨大的。我謹根據我所讀過的第一、第二卷中譯本，談談對此書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特出之處，第一在於它不直接研究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通過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歷次政治事件（第一次躍進、整風、反右、總路線、大躍進、糾“左”、反右傾等），發掘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深層原因，指出文化大革命和此前政治鬥爭的聯繫；第二在於它將“克里姆林學”運用在對中國政治的研究上，有不少新穎成功之處。克里姆林學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在西方也是有爭議的，因此麥克法誇爾在第一卷末尾專門撰文辯護，這個辯護並不十分有利，可見麥克法誇爾本人對於將克里姆林學用於中國文革研究，也不是特別堅定、特別有底。　

“克里姆林學”的精髓是什麼？我讀西方研究蘇聯方面的書不多，僅就《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身而言，我認為克里姆林學的精髓是深度挖掘史料，研究史料字面背後的意義（正所謂“從字縫中看出字來”），重視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的互相聯繫，構築一個龐大的上層歷史人物關係網（也可以稱為“宮廷政治角力網”）用這張網來解釋歷史。總之，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文本分析，摳出種種不為人知的關係、不為人重視的矛盾，再將這些關係和矛盾小心翼翼地編織成矛盾網絡，用來解釋歷史人物的沉浮、歷史事件的變動，這就是克里姆林學的實質。　

克里姆林學並不一定需要“稀見”史料，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史料，只要是正確的、符合當時歷史事實的，就可以用來做文本分析。但關鍵在於官方公布的史料往往因為許多顧慮而有所刪改，甚至是傷筋動骨的刪改，如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官方註明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卻是兩次講話的綜合；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據說有好幾個版本，難以判斷《人民日報》刊登的版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毛澤東的本意。許多國內學者一味相信官方史料，以為官方公布的講話、決議、文件等等都是原始版本，可以代表當事人的真實意願，這樣就容易把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的觀點混淆起來，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為了避免官方史料對原始資料的篡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多採用文革時期的非正式出版物如《毛澤東思想萬歲！》（按照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此書有三個不同版本）、各種紅衛兵戰報等刊登的毛澤東著作、中央領導講話，認為這些資料是比較可信的（其中也有不少官方從未公布的稀見史料）。但麥克法誇爾同時也指出，紅衛兵經常肆無忌憚地篡改批鬥對象的言論，以便給其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狀，連劉少奇做的“八大”政治報告都被篡改，更遑論其他。　

所以說，克里姆林學在中國面臨的最大困境，還是史料問題。沒有真正可靠的史料，難以判斷歷史上的真實形勢，也不可能證實判斷是否正確。許多國外的文革學家，只好從官方出版的人物傳記、歷史記錄中尋找隻言片語、蛛絲馬跡。這裡存在一個比較嚴重的矛盾：克里姆林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從較少的資料中發掘出較多的內涵，理論上講，它更適合處理目前文革史料嚴重缺乏的局面；但克里姆林學研究的恰恰是上層路線、宮廷鬥爭，因此它需要的史料恰恰是目前最缺乏、最難見到的史料，甚至這些史料是否存在都是問題。克里姆林學需要的資料太敏感，儘管它需要的並不多，但這“不多”的需要也是很難滿足的。概述性的資料、地方性的資料和專業技術方面的資料，對克里姆林學的意義似乎都不大。　

我手頭有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是蘇共中央1957年6月全會的速記記錄，蘇聯解體后被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公佈於世，翻譯成漢語有洋洋數十萬言之巨。這正是克里姆林學最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最逼真地描述了蘇聯上層的宮廷鬥爭，但中國這樣的史料太少，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再版時改名《廬山會議真面目》）可以算一個。在這本著作中，李銳詳細描述了廬山會議前後的歷程，包括小組發言的大致情況、會議休息期間彭德懷、周小舟等人的私人聯繫，最關鍵的是詳細記錄了毛澤東7月23日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7月31日和8月1日在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此後在中央全會上的講話，尤其是中間兩次常委會的講話，除了李銳的記錄，可以說沒有任何旁證可引。彭德懷在寫“萬言書”前後的思想狀態，李銳描寫的也非常詳細，目前找不到可與之媲美的。可惜麥克法誇爾沒有看到這些珍貴的史料（他寫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兩卷時，李銳此書還沒有面世），他對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大角斗的描寫，就顯得過於簡陋，比起第一卷對反右運動的描寫，可以說是低一大截。薄一波的《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可以算是半個珍貴史料，雖然此書是官方協助寫作，有許多不能盡言之處，在反省方面遠遠趕不上李銳，但畢竟保留了一些比較可信的記錄。如薄一波承認，“反右運動”爆發前，中央的確向各級黨組織發布過“暫時隱忍不要還擊”的指示；大躍進中“以鋼為綱”的說法，是他向毛澤東提出的等等，如果麥克法誇爾看到這些史料，他的觀點可能會有很大變化，克里姆林學也不會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　

對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第二卷，我認為第一卷寫的明顯比第二卷深刻、新穎，第二卷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寫的都比較潦草，描述性的章節比較多，深入分析的章節減少了，克里姆林學的研究路線動搖了。第一卷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對“八大”的分析，從毛澤東致辭贏得的鼓掌次數，到劉少奇政治報告的措辭，再到各個發言人提到“毛澤東思想”一詞的次數，都有詳細的定量統計，並且和文革期間的政治鬥爭情況聯繫起來。這一段可謂是典型的克里姆林學分析，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之感，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分析的確很吸引人、很有說服力。麥克法誇爾還注意資料的前後聯繫，對同期《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文革期間紅衛兵對劉少奇、鄧小平“八大”發言的篡改也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進一步挖掘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和黨內多數領導幹部矛盾的根源。然而在第二卷里，這種深刻詳盡的分析很少見了，無論是對“大躍進”的分析還是對廬山會議的分析都沒有太多新意。難道是麥克法誇爾放棄了克里姆林學的路線，或者至少是發生了動搖嗎？我認為不是，因為麥克法誇爾對中蘇矛盾的分析還是很有見地的，秉承了第一部的一貫作風，而中蘇矛盾的史料恰恰是西方比較容易見到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部沒有堅持克里姆林學的路線，不是因為作者不想堅持，而是因為史料太少。“大躍進”的史料比廬山會議多，但公開的大多是經濟方面、技術方面的史料，對克里姆林學意義不大，最多只能在人民公社名稱的措辭上做一些文章，不痛不癢，難以觸及高層鬥爭的實質。廬山會議之前，召開了鄭州會議、南寧會議等多次比較重要的會議，但這些會議的史料直到今天仍然比較缺乏，因此也難以分析。廬山會議本身更是諱莫如深，毛澤東的幾次重要講話從來沒有官方記錄，當事人記錄的幾個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小組發言的內容就更難一一探究了。麥克法誇爾斷定，是張聞天在會議上發表支持彭德懷的三個小時演講，促使毛澤東正式決定與彭德懷決裂，這不無道理；但李銳則以親身經歷指出，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領導人對毛澤東的遊說，也是毛澤東決定批彭的重要原因。李銳更提到有人認為，毛澤東從廬山會議一開始，就是想抓幾個“右傾典型”打倒的，從7月初會議開始時，就已經把周小舟等人當作“右派朋友”了。事實究竟是什麼樣的？恐怕要等待中央公布更多的史料了。然而這些史料是否存在，又成為一個大問題，許多會議、講話中央未必有詳細記錄，只能依靠當事人的回憶，而當事人一旦逝世，這些史料就再也找不回來了。這樣，克里姆林學仍然難免陷入無米之炊的困境。　

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的認識，還處於不太深入的階段，今後有時間一定會反覆研讀，爭取獲得更多的認識。更希望第三部早日出版，讓我們看到全貌。對於克里姆林學的研究方法，我基本贊成，並且希望今後能夠看到更多類似視角的歷史著作。有人說，克里姆林學太重視上層路線，把歷史演變完全變成了宮廷鬥爭，實在過於片面云云。其實當代的歷史著作，往往是越全面越無味，越全面越沒有自己的觀點。從經濟角度、地方角度、基層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史書，已經很多了，站在所謂“全面”角度的概述性著作也是汗牛充棟，相比之下，研究上層鬥爭的克里姆林學著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面對一段歷史，我們既要有望遠鏡，又要有顯微鏡，而且要望遠鏡、顯微鏡協同使用，才能有更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