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變性流落異邦無限悲歌

　　我是中國“變性部落”中的一員，在普通人眼中，變性人是個極具神秘色彩的群體。至於變性的原因，還得從我的童年說起。

　　我生活在單親家庭，那是1980年，我剛一歲。離婚後的母親性情大變，她開始痛恨所有的男人，並瘋狂地喜歡女孩。從我記事起她始終一口一個女兒地叫我，穿着打扮上更是把我當作女孩，我如果玩塑料槍、棒等男孩喜歡的玩具，她就會莫名其妙地揍我，如果我玩布娃娃之類，她就獎賞我許多好吃的。

　　我四五歲的時候，市區有了第一家美容院，母親經常去做美容，同時把我也化妝得像個小公主般的漂亮。到我上小學時，我的皮膚比同班任何一個女孩的皮膚都要光滑白皙。

　　在母親多年的熏陶下，我也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厭惡自己是個男兒身，漸漸地我也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真正的女孩，不和男同學上廁所，不穿男孩衣服，可實質上我又是個男孩子，我的種種有別於男孩的異常舉止常常會遭到大家的恥笑，記憶中不同的老師問過我“你到底是男是女？”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問過母親我究竟是男是女，而母親總是斬釘截鐵地說我是女孩！

　　五年級的那個暑假我剛滿12歲，班裡和我最要好的女同學陳娟總是早上8點就來找我玩。我興高采烈地拿出許多布娃娃和陳娟玩起了“過家家”，在誰當爸爸媽媽的問題上我倆爭執起來，陳娟說我是男孩，自然要當爸爸，她是女孩，自然當媽媽。

　　陳娟的話讓我很憤怒，我大聲地向她申明我是女孩，我就要當媽媽！陳娟突然羞怯地沖我一笑：“斯琴，你知道班裡的女同學為什麼不和你一起上廁所嗎？因為你和我們長得不一樣。”為了證明她沒說謊，我們互看了對方的下身……

　　那一夜，我偷偷溜進廚房舉起了菜刀，我天真地認為，只要我多出的那塊肉沒了，我就是女孩子了……母親後來告訴我，我那一夜的慘叫，她至今記憶猶新！那一刻她後悔了，但為時已晚，錯已鑄成。

　　我是在上海做的變性手術，在術后恢復期，心理醫生對我進行了長達8個月的心理性別矯治，簡單地說，就是讓我忽略性別概念，但必須接受身體女性化的事實！

　　從上海回來以後我輟學了，不是我不想上學，而是沒有任何一所中學肯接納我。13歲那年的夏天，母親懷着贖罪的心理拿出全部的積蓄為我開辦了全市第一家超市，也許是好奇心使然，超市的生意還不錯，大家都想看看所謂的“陰陽人”究竟長得什麼樣，我人生最大的痛苦竟成了店裡的招牌！我開始恨母親，這種恨隨着時光的流逝與日俱增，我認為是她親手毀滅了我的一生。

　　我感覺無法再承受人們鄙視的神情和嘲諷的目光，15歲那年的夏天，我懷揣着超市裡12萬元現金離家出走了。

　　可茫茫人海我又能去哪兒呢？報紙上說廣東比較開放，有容納形形色色的人的社會氛圍，也許那裡的人不會歧視我吧？

　　這樣想着，我登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我想痛痛快快地玩些日子，先把錢花光了再說，能找到其他營生就接着混，實在活不下去就自殺！經過21個小時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終點，當我吹着口哨走出廣州站時已是午夜。眼前的廣州確實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城市，時至凌晨，大街上仍是人如潮湧。我鑽進一家網吧打了一夜的遊戲，等天亮后感覺餓了才發現錢包丟了！這可是我全部的家當啊，我只覺眼一黑就昏倒在地上。

　　把我救醒的是一個看上去40歲出頭的男人，黑黃色的皮膚，突出的顴骨，內陷的眼睛，一副標準的廣東人的長相，此刻的我正躺在一張賓館的床上。見我睜開了眼睛，他欣喜異常地對我說：“小老弟呀，你想不想出國？我是專門往泰國輸出演員的，我看你天生就是當演員的料，只要你同意，一切包在我身上。不過有件事希望你能對我說實話，剛才醫生搶救你的時候發現你下身……”

　　我以為自己遇到了“貴人”，在舉目無親的廣州，能被這樣一位熱心的老哥搭救。於是我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講給他聽，沒承想，隨着我時常哽咽的敘述，他非但沒表示出絲毫的同情，反而眉飛色舞起來，直到看見我詫異的眼神，他才長長地嘆了口氣：“真是個苦孩子，你放心吧，老哥幫定你了！”

　　當時我哪裡會知道這個老哥是一個專往泰國販賣男青年做人妖的人販子！三天後的夜裡，我和其他8個年齡相仿的男孩被塞進了一條木製漁船的低等艙。老哥明着告訴我們，在海上無論遇到什麼事都不許出聲，咱們是在偷渡。六個小時之後，我們登上了一條鐵船，船板上，一個十分妖冶的胖女人像驗豬似的仔細地檢視着我們的身體，輪到我時，老哥特意走到胖女人身邊，用泰語低低耳語了好半天……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這個自稱是老哥的人。

　　又經過了一天的航行，船終於靠了岸。時隔三年後我才知道，這地方就是距離曼谷80公裡外的郊區叻武里府丹能沙都阿，很多被人販子騙到泰國的中國男孩都是在這個水上市場被“批發”出去的。我們9個男孩在水上市場附近住了12小時后，芭堤雅的一家地下人妖劇團里的老闆，以每人6000泰銖高價從胖女人手中將我們買走了，在檢視了我的下身後，劇團老闆多付了胖女人4000銖。第二天上午，我們被老闆身邊的兩個彪形大漢“押”上了通往芭堤雅的公交車。

　　從那一天起，我們９個人每天都被鎖在地下室一間低矮陰暗的房子里，老闆派專人看管我們，定期強行給我們注射雌性激素和藥物，上廁所都有人拿繩拴着。日復一日，漸漸地我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悄然發生着變化：喉結變小、胸部隆起、皮膚柔膩、臀部豐潤，越來越像個發育成熟的少女，和另外8名同伴不同的是，我說話唱歌的嗓音已與少女無異，而他們還是粗重的男聲，我沒有生殖器，他們的生殖器卻正在逐漸萎縮。

　　就在到泰國一年後的一天夜裡，他們8人被集體做了變性手術，變成了“她們”！再後來我們開始被迫接受極其殘酷的人妖訓練，學習泰語、英語、日語、韓語，學習亞洲各國耳熟能詳的歌曲；禮儀、舞蹈、聲樂；操練腿功、腰功，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必須符合女性的標準，稍有懈怠就會挨餓或被鞭打。這種極其苛刻的訓練持續了3年，18歲時，我和另外的四個同伴已經可以陸續登台演出了。

　　此時我已是一個標準的人妖，我的體形完全女性化了，已是一個亭亭玉立、風姿綽約的“妙齡女郎”了。另外四個達不到參加演出條件的同伴可就慘了——小丁在跑龍套時出了點兒差錯被打殘廢后讓老闆趕到了街上，張靜因登不了台喝多了酒，酒精中毒死了，餘下的小蔡和高利被老闆以每個3.5萬泰銖的身價賣給了paradise（伊甸園）夜總會當“應召人妖”。應召人妖的遭遇是凄慘的，因為“她們”在夜總會裡別無所長，只能專門為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同性戀者提供性服務，讓不同國籍、不同人種的男人瘋狂而殘酷地發泄獸慾。

　　同來的9人之中，最幸運的是我，由於其他人妖的歌喉全是粗重沙啞的男聲，演唱時只能播放伴奏帶對口型，而我甜美婉轉的女人嗓音和如夢如幻的歌聲打動了無數歌迷，在為劇團招攬了不少顧客的同時，我也聲名遠播，半年後，劇團的營業額直逼芭堤雅最有名的“莎耶娜人妖歌舞團”，我成了老闆的搖錢樹。

　　說到錢，我心裡全是辛酸：團里每天演出三場，每場150分鐘，演出結束后，所有人妖都可以到劇團門口與觀眾合影。我每與遊客合影一次，便收取20泰銖小費，由於我容貌清麗，嗓音甜美，與我合影的遊客格外多。而那些長相略差的人妖，不是被冷落在一邊，就是凄楚可憐地向遊客撩胸露腿，引人合影以賺取小費。於人妖而言，小費屬於我們的個人收入，而每天三場演出的收入卻全歸老闆所有。老闆是純粹把我們當作發財的工具，每月給我們的工資相當低，而且按等級。我的總收入是團里所有人妖中最高的，每月有2萬銖左右，而和我同船偷渡的小於最多的一個月也只掙到了3000銖。

　　其實細想想，我比舊時代賣藝不賣身的“名伶”還要悲慘，至少她們是人，而我是妖。我不知道每月2萬銖的日子能持續多久，“人老色衰”之後，只要我不能再登台演出了，我的下半生勢必會很凄慘，也只有現在拚命攢錢，我才能安度餘下的殘生。

　　芭堤雅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人妖表演必須依靠一些稱霸一方的黑社會來維持秩序，隨着我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男人或同性戀者開始通過各種手段各種途徑向我求愛，請我作性伴侶，卻總是遭到我的拒絕。

　　我直言不諱地告訴老闆，如果誰敢逼我作性交易，我寧可死！大家誰也別想掙錢。令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為了維護自尊，我將付出生命的代價！

　　那是2002年春節前的一個夜晚，一個近一年來對我窮追不捨的華裔男人，在屢次遭到我拒絕其性愛要求之後，借與我合影之機突然瘋狗似地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我的肩頭血流如注。這個自稱叫張華強的男人有極其嚴重的口腔潰瘍，更為可怕的是，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可憐我當時並不知情！

　　直到2002年秋天，我各部位的皮膚出現了深淺不一的紅斑點，身體開始持續不停地低燒，我仍沒意識到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後來我日漸瘦弱，容貌也迅速憔悴，遊客們逐漸開始厭惡我登台。

　　見我不能登台了，老闆比我還着急，在一次高燒后，連夜將我送往曼谷的一家大醫院。30天後，我被確診感染了HIV病毒。

　　後來的三個月，為了穩住病情，我多年的積蓄流水般花在了買葯上。我開始後悔，恨自己為什麼意氣用事離家出走，恨自己為什麼要狹隘地報復母親，時至今日，我已經完全可以理解母親被父親拋棄后的心境了。可人為什麼只有在身患絕症即將走向死亡之時，才開始省悟人生、留戀人生呢？這時期老闆依然逼迫我登台，直到後來顧客們完全疏遠我了，老闆才將我趕出了劇團。

　　過了一個月乞討的日子后，我流浪到曼谷以北150公里的華富里，泰國政府在這裡建造了世界上首家艾滋村，讓患有艾滋病的患者與世隔絕，在裡面度過餘生。我從一張遺棄的報紙上得知，艾滋病人可以自願前來入住，在沒有歧視的環境中過正常人的生活。

　　艾滋村規模很大，佔地約850畝，有學校、醫院、花園、漁場，資金由佛廟捐助。我高興極了，以為自己終於可以有尊嚴地死在這裡，可進行了相關的諮詢之後，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村裡僅有500張病床，而排隊等候入住的艾滋病患者已達萬人，也就是說我根本沒有住進艾滋村的可能。

　　不得已，我重新返回曼谷乞討。2003年9月，已經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倒在了曼谷市拉差達披色路57號的中國大使館門旁，是好心的中國外交官了解我全部的經歷后，將我送回了祖國。

　　10月，我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母親早已瘋了，長期住在家鄉的精神病醫院裡。如今她根本不認識我，我只能每周陪伴她一個小時，看她呆望牆壁喃喃地、無意識地呼喚我的乳名。是我的出走害苦了她，讓我在有生之年仍痛感負疚！

　　2004年春末，醫生在一次例行檢查后告訴我說，我全身的免疫系統正以驚人的速度不斷衰竭，一場普通的感冒都有奪走我生命的可能，我不知道明天對於我來說是不是最後，只期盼母親的身體能好起來，聽我真誠的懺悔：媽媽，原諒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