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悲情城市》有感

　　亞細亞的孤兒

　　——觀《悲情城市》有感

　　上周正值大陸"革命小將"Facebook網絡大亂斗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時，甚感聊騷，逐將侯大師的作品《悲情城市》拿來聊以慰藉。雖然本人素來是"拿來主義"的接班人，但對大師佳作的再度審視，結合於寶島和大陸最近的紛紛擾擾，不由得心生了一絲挂念，不吐不快。

　　正如題目所言，亞細亞的孤兒——台灣，自從大明朝被荷蘭侵佔，歷經了鄭氏的收復，清廷的控制，日本的佔據，零零散散飄落了小百十年，其中對於台灣影響至深的便是1895-1945的日據時期（亦稱日治時期），1945-1949便是國民政府從接管台灣至敗走大陸的"陳儀"時期；也就是《悲情城市》這部電影所描述的時代背景。

　　影片以主人公"文清"一家從電台中聆聽日本天皇宣讀投降書為起始，至"文清"被捕失蹤戛然而止（影片中僅以文清侄女的口述體現），講述了一個傳統台灣家族在45-49年短短的五年之間的悲情遭遇，其中涉及了在當時"戒嚴時代"十分敏感的話題——"二二八"事件，侯孝賢大師也憑藉自身精湛的導演技巧，精美的攝影技術，簡潔平鋪的敘事在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折桂"金獅獎",一舉躍升至華人頂級導演大師之列。對於侯大師的生平，我便不在此一一贅述，有興趣者可以觀看由法國導演阿薩亞斯所指導的《侯孝賢畫像》，從中可對這位祖籍梅縣的外省客家人窺之一二。

　　侯導"意氣風發"時

　　電影透過一個家族的起起伏伏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悲劇，老大林文雄經營商行，在後期的幫派紛爭中，不幸罹難；老二被強征東南亞不知去向；老三文良混跡黑道，因在上海做通譯被判為漢奸，連累大哥一家；老四文清，恭儉溫良，卻陰差陽錯陷入了政治漩渦中難以自拔。

　　時代的悲哀

　　老大林文雄及其家父的形象代表了台灣本土的鄉紳階級，出於生存，不得不與日本人合作，但在表面的服從中，仍然保有對於祖先宗嗣的敬重，在苟且偷生的歲月里，堅韌不拔地保留着中華五千年的祖先崇拜，他們象徵著日據時期中華傳統文化與日本現代文明的碰撞。老二與老三的形象代表了台灣本土日據時期成長起的一代人，對於自身身份的迷失，對於自身歸宿的求索，對於自身文化的抉擇，這些話題從日據時期開始伴隨着時間的流逝直到現在仍然影響着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就是中華文化與日本現代文明的交融。老四文清的形象相比較其他角色就顯得更加符號化了，出於扮演者梁朝偉本人，及不熟練於北方之官話亦不通曉閩南之方言，老四被設定成了聾啞人的形象，此番設定陰差陽錯的為本片添增了更多的政治意味。文清的溫文爾雅與老大文雄的市井跋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映了日式教育下的現代資產階級與傳統教育下的地主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預示着比之日據時期的相對祥和，國民黨後期統治的混亂不堪；其聾啞特徵險些引來殺身之禍，其中對於中國大眾"政治沉默"之傳統，或多或少亦有影射之意。但在結尾處，"啞口無言"的文清出於自身的理想，慷慨就義之氣節又與中國古代之士大夫"殺身成仁"有異曲同工之處——即不再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消亡。

　　逃亡路上的"文清"

　　影片中除去林家四兄弟之外，最為著重樹立之角色乃是文清的至交"吳寬榮",拋去日據時期的大環境而言，"吳"可以被視作一個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即具有一定革命浪漫主義思想卻留存有小資產階級反動性的脫離人民群眾的知識階層。在影片起始階段，吳寬榮為首的一系列進步青年，曾在台灣光復后促膝長談，感慨萬千，舉杯縱酒，高唱"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即欣慰於台灣之光復，又進而對國民黨執政之貪污腐敗而痛心疾首，就好比劇中所說"馬關條約簽訂時，問過我們台灣人嗎",無論是荷蘭人、日本人、國民黨人都是先入為主，簡單粗暴的對待着這片美麗島嶼的黎民百姓們，台灣百姓就好比是"九一八"里流離失所的難民，在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被一個又一個"外來客"踐踏着自己的靈魂，同為同胞的國民政府，非但不珍惜血肉親情，反而橫徵暴斂，"狗去豬來",殘害煙草小販進而激起民憤，爆發了台灣史上的第一大慘劇"二二八事件".

　　獄友用血寫的遺書

　　對於"二二八事件"而言，台灣最大的損失在於意識形態中存在一定民族主義的本土知識分子幾乎消失殆盡，大量左翼人士被捕、被殺，台灣進入了長達三四十年的威權政治，白色恐怖成了籠罩在寶島上空散不盡的霧霾，在這片烏煙瘴氣中，一個略顯畸形的思想理論漸漸闖入了主流意識形態即台灣的"孤立主義",這之後不論是李登輝的"摩西論"陳水扁的"去中國化"乃至新近蔡英文大總統的揮馬上任，都是拜由台灣"孤立主義"引發的"台灣主體論"所崇。

　　拋開政治意味而言，本片的配樂也十分出色，是由日本新世紀樂隊S.E.N.S. 神思者為其配曲。其攝影風格及構圖特色亦凸顯了侯大師對於色彩的運用，如有興趣者，可觀賞由侯大師監製，張藝謀導演的作品《大紅燈籠高高掛》。

　　好吧 就說這麼多吧 我也去睡覺覺了 最後送上一首配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