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解讀：血緣立法的經典

　　　　 摘 要：唐律是中華法系的經典，更是血緣立法的經典。唐律直接以血緣關係主體作為法律關係主體的條文有77條，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繼承、刑事、訴訟等各個方面；其他法律關係主體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緣為依據確定，因此唐律的血緣主義特徵是特別明顯。血緣與唐律的密切關係根置於唐代的自然經濟結構、專制政治結構和親尊文化結構，血緣關係透過家庭關係、生產關係、政治關係、文化關係轉化為法律關係。血緣與唐律的結合表明，血緣關係既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也是法律調整的基礎。血緣關係與法律關係的融匯，是中華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緣立法，是豐富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創新中華法系的前提和基礎。

　　關鍵詞：唐律；血緣關係；自然經濟；家庭；中華法系

　　中圖分類號：D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唐律依血緣關係展開，血緣關係是唐律調整的主要社會關係

　　唐律502條，直接以血緣關係主體作為法律關係主體的條文77條；其法律關係主體有家長、尊長、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繼、子、孫、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親、慈母、親、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緦麻、小功、大功、期親、斬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縣令、府主、刺史、 皇上、皇后、師、凡人等，相當一部分法律關係主體是直接以血緣關係主體作為法律關係主體；"凡人"也是一個間接的血緣關係概念，因為"凡人"之間沒有血緣關係或血緣較遠；"部曲"、"奴婢"、"賤民"、"良民"等法律關係主體實質上也是按其血緣劃分的；皇權也是依據血緣來行使的，皇帝宣稱自己是上帝的兒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極之至尊，奉上天之寶命，同二儀之覆載，作兆庶之父母。"[1](P.6)實際上帝位是依血緣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虛，皇帝之子（開國皇帝除外）是實，唐律之目標首先是維護"龍"種的繁衍和特權，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後看到的是血緣。因此應該把對其他法律關係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理解為血緣主義在唐律中的間接體現。[2](P.32～35)

　　第一，血緣是享受特權的法定依據。不僅皇帝的直系血緣親屬享有特權，而且親屬的親屬也因血緣而享有特權，"皇后小功以上親"犯死罪，要奏請皇帝，由皇帝格外開恩。較高級別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緣蔭及親屬，如果親屬犯流罪以下，法定減一等處罰，"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請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各從減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親屬犯流以下之罪，不僅可以減等處罰，而且還可以用財物贖罪，"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3](P.34)總之，皇親國戚、高官顯貴及其親屬因血緣關係，可通過議、請、減、贖而逃避法律的懲罰，同罪而異罰。

　　第二，血緣關係是定罪量刑的標準。實施同樣的行為，因行為對象與行為人的血緣關係不同，法律責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無罪。以告發他人犯罪為例， "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4](P.432) "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孫本人的行為，子孫不得向官府告發，告者一律處死，不告是子孫的法定義務。告發其他有血緣關係的近親屬，即使所告情況屬實，也屬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親等處刑，可見告有重罪，不告無罪。但如果對與自己沒有血緣的人，或血緣較遠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為，則必須向官府告發，不告有罪，"諸強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單弱，比伍為告。當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體現血緣是定罪依據的是對侵犯皇權行為的處置。表現之一，如果親屬犯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罪，必須告發，大義滅親，告發是法定義務，[7](56～61)"諸知謀反及謀大逆者，密告隨近官司，不告者，絞。謀大逆、謀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輿及妖言不告者，各減本罪五等 。"[8](P.427)表現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論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參與、是否首從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與家人有血緣關係，"除惡務盡"，近親要斬，遠親要流，物財沒收，"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歲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9](P.321) " 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眾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這就是依據血緣而形成的"緣坐"。

　　第三，血緣關係是取得所有權的依據。唐律不承認家庭成員個體的民事主體資格及民事權力能力，以血緣為基準劃分私人財產所有權，並由父親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時，禁止子孫分割家產和分戶居住，"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內，仍不能析產分家，"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12](P.236)對於家中的財產，晚輩不能私自處理，"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緣關係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權由家長操縱，除特殊情況外，一般要告知家長並聽從家長的意見，"諸卑幼在外，……未成者，聽尊長，違者，杖一百。"[14](P.267) 唐律規定，同姓不婚，良賤不婚， "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一年。緦麻以上，以奸論。"[15](P.262)，"諸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減一等。離之。"[16](P.269) "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為妻者，准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17](P.270) "若婢有子及經放為良者，聽為妾。"[18](P.256)

　　第五，血緣關係是取得繼承權的依據。[19](92～94)繼承分財產繼承、宗祧繼承和爵位繼承三類，而繼承的一般規則按血緣確定。財產繼承的法定繼承方式是諸子平均繼承，繼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或轉繼承。"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沒有生育的人，為了延續血脈，可以從同宗中過繼收養，"無子者，聽養同宗於昭穆相當者，"[21](P.237)如果收養下等人的子女為子孫，則要受罰，"諸養雜戶男為子孫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緣關係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託。[23](15～18)唐律按血緣構建了戶賦制度，一個直系血緣近親群體為一戶，家長是責任人，承擔交徵稅役的責任，"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 。女戶，又減三等。"基層官員若脫漏戶口，也比照家長的責任，按血緣家長責任類推，體現了立法者對血緣的依賴和重視，"諸里正不覺脫漏增減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長法。……諸州縣不覺脫漏者，縣內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規定，官員的家屬如果接受官員下屬的物質利益，官員和家屬要處罰，"諸監臨之官家人，於部有所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所剩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及監臨家人一等。"[25](P.227)

　　2 血緣與唐代的經濟結構：自然經濟的絕對優勢

　　"法的關係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他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事物的物質生活關係，"[26](P.82)那麼首先應從唐代經濟的"歷史真實"中，去探求唐律血緣色彩濃厚的根源。唐代經濟是一個什麼景象？從經濟結構看，唐代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時期，"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居停商，專以襲胡為業，資財百萬，家有綾機五百張。"[27](P.1875)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經濟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整個唐代的經濟結構看，商品經濟仍處於萌芽狀態，因學術界多有定論，此不贅述，在這裡我只引用一個已大眾化的命題：農業居於絕對的優勢，工商業僅僅是零星的點綴，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背景下，"他們靠自己家庭的幫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產他們需要的幾乎一切產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餘產品同外界交換來的，"[28](P.1015) "廣大人民都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必須通過商業才能獲得的生活必需品為數不多。" [29](P.666)那麼自然經濟是如何運行的？以下按產業類型來分析。

　　小農業是唐代主要的產業，它的勞動力組織方式是以家庭為單位、以血緣為紐帶。管子曾這樣描述家庭生產的情形，"正月，令農始作，……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30](P.16)生產者的勞動夥伴總是並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兒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種、除草、施肥和收穫的過程中，沒有也不需要外人來幫助（也許農忙時親屬間有簡單的協作）[31](P.9)，也沒有外人來分享一家的勞動成果（租賦除外），新唐書載：瀛州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產也，門內鬥粟尺帛無所私[32](P.5579)"。幾乎沒有什麼產品可以出賣，也沒有必要買多少東西回來；幾乎一輩子沒有離開那塊土地，一輩子不離開這個村莊；一切關係在家庭中展開，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決；血緣是組織家庭成員的紐帶，也是解決家庭矛盾的依託。如此，基礎的血緣群體也是基本的生產單位，血緣關係是基本的生產關係，需要法律加以調整的關係也主要是血緣關係。只要看看經歷了千年發展后的今天，農村組織生產對血緣關係的依賴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緣關係在唐代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