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釋與法律民主

　　　　 2000年9月28日 13:38 劉星

　　著而有定者，律之文；變而不窮者，法之意。 (1)

　　民國那陣兒，學者費孝通寫過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字下鄉》。在這篇文章里，費先生說過這段話：

　　鄉下人在城裡人眼睛里是“愚”的。……說鄉下人“愚”，卻是憑什麼呢 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後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汽車夫拉住閘車，在玻璃窗里，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兒，啐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愚，真冤枉了他們。我曾帶了學生下鄉，田裡長着包穀，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內行，說：“今年麥子長得這麼高。”旁邊的鄉下朋友，雖則沒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譯作“笨蛋”。鄉下人沒見過城裡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於城裡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一般。如果我們不承認郊遊的仕女們一聽見狗吠就變色是“白痴”，自然沒有理由說鄉下人不知道“靠左邊走”或“靠右邊走”等時常因政令而改變的方向是因為他們“愚不可及”了。 (2)

　　這段話極有意思。費先生用一種巧妙的解構方式，顛覆了不少人具有的鄉下人和城裡人之間的“愚智對立”觀念。更為有趣的是，費先生告訴我們，城裡人和鄉下人各自的想法是一類知識的區別，而不是智力高低的區別。城裡人有自己的知識傳統，而鄉下人也有自己的知識傳統。

　　說來，在文化語境中，前述那類自覺高人一等的“城裡人視界”蠻多。在法律圈子內，隨着專業化、職業化、理性化的法律現代性膨脹，“法律知識”把持者，似乎也或多或少有了“城裡汽車夫”的脾氣。不過，雖講這等把持者多“懂得法律”，但在一關鍵的法律實踐活計上，人們照樣可以適用費先生的解構策略。這一活計便是“法律解釋”。

　　在本文中，筆者借用一個法律實例作為敘事平台，先說明“法律解釋”的紋路，次之說明其中的“暗道機關”，然後，再看看何以能夠套用費先生的解構策略。最後，說說接下去的理路思緒是什麼。

　　一

　　法律解釋，在這裡，大體是指對法律文字作個說明。法律文字這東西有個毛病。它是普遍性的，不會瞄着具體人物說個“法律命令”，也不會盯着具體事件講個子丑寅卯。這樣，“普遍性”的文字和社會具體對象之間，時時不能絲絲入扣。

　　看實例。

　　前兩年直到眼下，出現過所謂的“私家打假現象”。這類“打假”，蠻有意思。第一，打假者以“消費者”名義，知假買假，然後搬出咱們《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49 條，非要賣假者雙倍賠償。而那條法律文字恰好說，只要經營者賣出了“假”產品，消費者便可以沒商量地要求雙倍補償。第二，打假者常常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不僅在一區、一市、一省來回折騰，而且時時跨省穿梭出擊。但是，他們終究全然不和質檢“官府”相互通氣兒、共同打假，倒是每每“暫”借“官府”質檢圖章，獲得索賠的結實證據，然後，轉向商家“要錢”進賬。第三，此類打假，商家極為頭痛，而平民百姓大多則是雀躍歡呼，尤其那些曾飽受假劣產品坑害的小民，更是拍手稱快。第四，另有旁人說，這打假，本身就是“假”，因為不是為“消費”去買消費品，而是為了雙倍進賬才動手的，其動機，居心叵測，在道德上更是一準兒和“知假賣假”同樣可惡……

　　現在，可以清楚地發現，第 49 條法律文字需要解釋。

　　怎樣解釋

　　有人說，別將“消費者”這詞兒限定得那麼死，硬說它指自我消費者。相反，咱們應該大方地解釋該詞，要高瞻遠矚、放眼全國，在大多數消費者的意願背景里來理解這詞的意思。大多數消費者喜歡打假，而官府打假舉措，說來已有多年，卻遲遲不見殊效，私家打假無形中幫了大忙，使賣假商家誠惶誠恐。這使假劣產品的蔓延受到了扼制。對此，小民高興。如此，將“知假買假打假者”說成“消費者”，便可使其獲得雙倍賠償，而雙倍賠償的激勵，便會更為鼓勵打假運動。最後，得益的終將是大多數消費者。這般解釋“消費者”蠻舒服，而且，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人說，不成。法律文字的解釋要釘是釘、鉚是鉚。第 49 條的“消費者”就是“自我吃掉 ( 食品 ) ”、“自我使用 ( 餐具 ) ”之類的人物。除此便是另有圖謀的人士。買東西送人，或者買了存而不用，都不屬嚴格意義的“消費”，由此，更別說“知假買假打假”了。除此之外，觀看一個“法律事件”，不單要看與其有直接關係的法律文字，而且要瞧“周邊相關法律的條文文字”。這是說，有時，看似有關的法律文字興許不能管用，而其他“稍遠”的法律文字則可派上用場。那第 49 條不太頂用，可是，“法學精英式”的法律話語釋放。

　　“大眾平民式”的法律話語，隨意、常識、開放，並時而帶有情緒化。它對法律文字的態度可說“瀟洒”。在“知假買假”案子里，這類話語不會死咬法律條文的乾巴字眼兒，也不會太在意法律本身的原則、精神、立法原意之類的“大東西”。換句話說，它不會，而且也不太希望在法律的“內在秩序”之中轉來轉去。相反，它的敘事出發點，倒是民眾的現實需要。它以為，“法律地盤”應該擴張，法律家族譜系大體也應無限。因為，法律的目的不在法律，而在其外的大多數民眾意願。

　　反過來，“法學精英式”的法律話語則是“刻板”、專業、拘謹了。它時時是理性化的。就“知假買假”而言，它樂意或者習慣於在法律的“內在秩序”之中兜來兜去，要麼死扣字眼，要麼搜尋其他條文，要麼探察法律原則、精神、立法原意，等等。這是“學科知識”緊箍咒的控制結果。此類精英話語認準，法律應該畫地為牢，法律家族的譜系，也應有始有終。

　　二

　　現在，可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法學精英式的解釋有何不妥 對“知假買假”，人們就法律文字爭得天翻地覆，精英話語的解說，不正可以顯露權威、一言九鼎 在現代社會中，法律乃至法學都是“職業性”的，就像醫療和醫學一樣，它們可以充作“專業”上的指路明燈。由此，為啥不能像病人求醫一樣，將法律上的糟心事兒或難事兒交給精英話語的操持者，讓其診斷一二，開個藥方

　　這些是人們最為容易提出的問題。

　　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法學專家，都說精英話語式的解釋理所當然。他們以為，在法律“內在秩序”之中來回穿梭，就“法治”而言，乃是不能丟掉的“萬變不離其宗”。而對比來看，大眾話語式的各類解釋則是旁門左道了。如果有人聽從那些解釋的意見，便是似乎有些患病去尋江湖巫醫的意思，全然屬於誤入歧途。

　　這類看法，猶如前面提到的一準兒認定城裡人是個“智”、鄉下人是個“愚”，將精英話語式的法律解釋，奉為了“解釋的知識貴族”，而且斷定，那類解釋具有“正當性”。

　　現在，瞧瞧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釋的意見，如果想要成為真“智”，或者具有“正當性”，在法律的語境中必須符合一個條件：和法律文字捏攢者的原來意思相契相合。這裡有層關係需要道來。

　　法律解釋符合原意，這可說是“政治道德” (politicalmorality) 的基本要求。現代人們已經咬定，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分開是天經地義的。立法者只管“書寫”文字，司法者只管“執行”文字。這樣，才會避免政治學時常嘮叨的“專橫跋扈”——專制。同時，司法者還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舉，不能自作主張。當法律文字不太“清楚”時，更要如此。眼下，出現了解釋麻煩，司法者不去追覓法律文字“書寫者”的原意，而是“另闢蹊徑”，我行我素，這便等於司法者自己“既扮欽差又當皇上”，將立法權和司法權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帳下。此等作為，和“書寫者”自己書寫后再去自己執行，殊途同歸，或說同為專制。落在咱們第 49 條上，可以認為，解釋者在這條意思上“自作主張”，便等於是斷案過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條”，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顯然，這層關係預示，要想標榜自己的解釋具有“正當性”，則必須證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釋方法，只要不能銜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沒有“正當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這個原意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們的討論就此應該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們便會摸向費先生的“鄉下人和城裡人”的解構路標。

　　可以認為，至少能夠搜尋兩個理由，表明這個“原意”極為可能無法找到。先說頭一個。“原意”，大體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圖”。此處的“意思”或“意圖”，是個心理學的詞語，它們在示意個人心裡想啥琢磨啥。打這點出發，在和某人對話時，咱們自然可以反覆盤問這人說話的“本意”，從而挖出他 ( 她 ) 的心理觀念。但是，現代社會的立法機構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組成的一個實體。講一伙人想啥可不同於說一個人想啥。此外，人們顯然不易像盤問個人一樣，追問立法機構的意圖。當然，如果一伙人會像一人一樣思想行動，倒也未嘗不可去討個“立法機構意圖”。問題是，一伙人時常不會像一個人那樣眾口一辭、“說一不二”。在“書寫”法律文字的時候，情形更會如此。立法機構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簽署者和公布者，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會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樣，“心往一處用，勁往一處使”。更為吃緊的是，對“知假買假”這類事情，立法成員“書寫”法律文字 ( 比如第 49 條 ) 時興許連想都未想過。

　　再說第二個。法律文字是個“文本”。而對“文本”，有個“主觀”的解釋。“主觀”是說解釋者頭腦里有自己的“前結構”，“前結構”包括了“知識狀態”、“價值偏見”、“敘事立場”……等等。這類前結構，在不同人那裡，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從而操縱左右了解釋者的解釋。對法律文字是這樣，對找到的所謂“意圖”那玩意兒，同樣如此。就第 49 條文字來說，有人可講，那裡邊的“意圖”就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但啥叫“保護” 怎樣才算“保護” 人們找到的“意圖”，也需用文字來表述，而凡是用“文字”來表述的東西，難免遭遇解釋者“前結構”的翻弄把玩。於是，假如宣稱找到了一個“立法意圖”，誰能確保這“意圖”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釋者自己的

　　通過這兩點理由，當然可以發覺，第一，也許我們時常設想的法律“書寫者”在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意圖遺迹這一情形，多半就是“假設”的。因為，殊難證明遺迹的存在。解釋者終究面對的是“文字”，而不是“書寫者”講述的“自己的想法”。第二，作為司法者的解釋者，天天都會遭遇解釋煩惱，這在法律實踐中已是人人皆知。在理論上，他可以日日請示“書寫者”，問問在“知假買假”上，“書寫者”有何心思。可是，真想這般操作，需要無法計量的成本資源，接下來還會耽擱許多需要即時解決的糾紛或困擾。還有，尤為關鍵的是，日日請示又會神差鬼使地慢慢叫“書寫者”既成為“書寫者”，又成為“執行者”，這最終又將撮成兩權 ( 立法權和司法權 ) 合一的“專制”。所以，在解釋法律文字時，自然不能像兩人對話那樣，其中一人可以不斷通過追問去“抓”另一人的說話“原意”。

　　由此說來，解釋一定是解釋者自己的份內事兒。而且，做份內事兒時如何鞠躬盡瘁，解釋者依然是無法尋覓“立法意圖”。尋覓不到“立法意圖”，解釋的“正當性”永遠懸而未決。

　　再瞧精英話語式的法律解釋。通常來說，那種話語，喜歡在“法律文字”的嚴格意義、相關法律條文、原則或者精神之類的東西之間轉來轉去。當然，它也喜歡甚至最為樂意在“立法意圖”上，究個一二。但是，上述一番解說已經表明，除了追尋“立法意圖”之外，其他解釋方法都是欠缺一個“正當性”。而“立法意圖”，又是一個顯露“斯芬克斯之謎”的奇怪精靈。

　　現在，可以大致斷言，在法律解釋“正當性”的問題上，並未顯出精英話語式的解釋是個“智”，而大眾話語式的解釋是個“愚”。在“知假打假”的案子里，兩類法律解釋無所謂高低，人們更是沒有理由認為，法學精英的套路一準就是體現法律正當性的當家權威。

　　四

　　在本文開頭，筆者提到了費先生的解構策略。在費先生的筆下，城裡人的“懂”與鄉下人比來比去，難說前者是“智”，後者是“愚”。而在法律解釋的活計中，我們也能發現，人們習慣以為的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也難說是高出大眾平民式的“知識狀態”一截。如此，人們也就沒有理由在“知假打假”那類引起爭議的案子里去說：隨意、常識、開放而且時常帶有情緒化的“百姓的法律解釋”，註定是“愚”的，或者錯誤的。當說百姓家常式的法律解釋遠離法律的立法原意，故而是“愚”的，也就等於在說，精英專業式的法律解釋偏離那原意，因而也是“愚”的。實在來講，不能認定誰更能貼近立法原意。畢竟誰也無法證明自己才是一個“正宗”。

　　我們將這裡的理路引申。

　　在《文字下鄉》這篇文章中，費先生有點這個意思：如果城裡人一準咬定自己是“智”，鄉下人是“愚”，那麼，在文化上，城裡人可能便會強行販賣自己的知識產品。這個結果，有時是無益的，有時是無理的甚至是霸道的，進一步的結果，還可能破壞了鄉下人原有的利益。

　　在法律解釋中，類似的情形可能也會出現。就“知假買假打假”的事件來說，如果認準法學精英式的解釋是理所當然的，那麼，這就是將精英話語的知識產品，強加於了大多數平民百姓。而當那類知識操縱的解釋無法證明自己代表了“立法原意”，其更是在法律上，樹立了無理的霸權。

　　還有更為打緊的問題。

　　我們都在警惕一個東西：不能讓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或說叫前者站在後者頭上。因為，這是沒有理由的而且也是危險的，“專制”正是暗藏其中。人們制定法律，初衷之一就是防止專制，就是盡量避免少數人耀武揚威。起碼，在民主社會中，這是一個人們不斷念叨的政治理想。現在，在法律解釋中，讓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獲得了“領導權”，這是否有點不自覺地將少數人抬上了社會權力的上端 不應忘記，在中國，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的擁有者，就像城裡人一樣，通常是些“少數人”。在“知假買假打假”的爭議中，這也是蠻清楚的。如此，在法律解釋中，放任法學精英式的“知識狀態”，放逐大眾平民式的“知識狀態”，有時是否等於在前門趕走了專制者，在後門請回了專制者

　　自然，當試圖推進法治構建的時候，法學精英應該引導平民大眾。誰也不會否認，法學精英可以傳播法治知識，帶領百姓步入法治天堂。但是，制定出來的法律文字總會出現“解釋的困惑”。在“知假買假”那類爭議事件中，人們會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來相互張揚、對抗、抑制。此時，法學精英知識的把持者應該反省自己的敘事立場。而位居至關重要的審判席上的“解釋者”，更應注意各類解釋背後的利益意願，不應像城裡人習慣的那樣，手持法學精英的知識，盛氣凌人，甚至拋棄丟掉大眾平民的真正意願和利益。

　　如果還引申的話，那麼，我們似乎還可認為在法律解釋的活計上，不僅法學精英式的話語釋放和大眾平民式的話語釋放是平等的，有時，我們更應讓後者“領導”前者。因為，出現了法律解釋，就是出現了“法律爭議”，而“法律爭議”正像政治爭議一樣，需要大多數人的“民主解決”。如此，不僅在制定法律文字之前需要“政治民主”，而且，在法律解釋之中需要“法律民主”。畢竟，“民主”這一正當性根基，是不能丟掉的。

　　註釋：

　　(1) 傅霖語，見沈仲緯：《刑統賦疏》。

　　(2) 費孝通：《鄉土中國·文字下鄉》，載《民國叢書》第三編第14卷，上海書店1991年版。

　　劉星，學者，現居廣州。主要著作有《法律是什麼——二十世紀英美法理學批判閱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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