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法與唐律疏義：血緣視角的比較

　　　　 摘要：法治的成長要從歷史進程中吸取養份，站在血緣的視角，比較現行刑法與唐律疏義，作者發現，現行刑法在人人平等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一些具體刑事規範方面，超越了唐律疏義；在貪賄犯罪、盜竊犯罪、故意殺傷犯罪、偽證犯罪等方面，則不如唐律疏義科學精當。作者認為，依血緣而制刑是錯誤的，渺視血緣的刑法意義也是錯誤的。

　　關鍵詞：血緣關係；現行刑法；唐律疏義；血親

　　中圖分類號：DF902，DF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唐律疏義（以下簡稱唐律）與現行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相距1400年，時間似乎使二者之間變得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二者的民族根基與作為調整手段的功能是一致的。站在血緣關係的視角，透過歷史的塵封，我們看到了二者之間一脈相承的源流關係，驚喜於中華法系的偉大進步，也為無視傳統法律文化精華而痛惜。

　　一、血緣關係與刑法基本原則

　　1、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對同罪異罰原則的拋棄。

　　唐律作為封建等級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明確規定同罪而異罰，主要體現為“八議”、“上請”、“減”、“贖”等規定。八議中的議親、議賓是直接根據血緣關係確定的，親指“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唐律疏義.名例》），袒免以上親指己身以上以下各五代的血親，小功以上親指從己身數起上下四代血親和三代以內的姻親，緦麻以上親指從己身數上下五代以內血親和二代以內姻親，賓指先朝王室後裔。這些人犯了罪，除“十惡”大罪外，法定為流罪以下減等處理，死罪則由官員查清案情、犯人身份、相關法律規定和擬定裁判意見，上報皇帝批准。

　　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八議者期以上親及孫，犯流罪以下法定減等處理，死罪則上報皇帝處理。有上請權者的親屬，流罪可減等處罰。七品以上官的親屬，流罪以下皆可贖。可見皇親國戚和達官貴人犯罪，可通過議、請、減、贖等血緣特權而逃避刑事制裁，同罪而異罰。

　　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實際包含了法律地位的平等和適用法律的平等，血緣關係不再成為司法特權的依據，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在法律領域的反映，是對唐律公開肯定司法特權原則的拋棄。

　　2、刑法拋棄了唐律的血緣連坐原則和單罰家長原則，確立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沒有犯罪行為的人當然不承擔刑事責任，有犯罪行為的人應受到與其責任相適應的刑罰。

　　唐律規定，若家人犯謀反、大逆重罪，不論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參與、是否首從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與家人有血緣關係，“除惡務盡”，近親要斬，遠親要流，物財沒收，“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歲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眾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 （《唐律疏義．賊盜》卷十七），這就是依據血緣而形成的“緣坐”。

　　唐律規定，若家庭成員共同犯罪，不問事實上的首從，默認家長是首犯，其他人無罪，由家長單獨承擔法律責任，“若家人共犯，止罪尊長”（《唐律疏義．名例》卷五）。而家長的地位一般是按血緣來確定的，唐律規定為除“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外，家庭中輩份最高的男性成員。

　　這說明唐律根據血緣關係，一方面把家庭中無罪的人定為有罪，另一方面又把有罪的人定為無罪，希望通過血緣關係強化家長的管理責任和皇帝的權威。這與現行刑法和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

　　二、血緣關係與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

　　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從以上二條看，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沒有考慮到血親之間的犯罪的特殊性，但在現實生活中，血緣關係確實影響着罪意，影響着人們對此類犯罪的法律評價，而司法人員必然陷入法律與現實的矛盾之中。請看案例：

　　2001年4月4日，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對蔣來方故意殺害兒子蔣繼鋒一案宣判，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蔣來方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處蔣繼鋒之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判處蔣繼鋒之母俞慧麗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案情如下：受害人蔣繼鋒生於1975年，父母對其嬌生慣養，養成了自私暴戾的性格，成了家人和鄰居十分討厭的"問題少年"，父親的管教往往是一頓暴打。蔣繼鋒隨着年齡的增大，開始反抗，從15歲開始用毆打父母兄姐、砸家裡物品的方式逼迫家人為其提供賭博、揮霍的錢財，經常將父母打得頭破血流，情節特別惡劣。2000年2月5日，大年初一下午，蔣繼鋒向父親要了1000元去賭博，輸光后，第二天，蔣繼鋒又向父親要1000元，父親立時拿不出這麼多錢。蔣繼鋒頓時拿出鐵棒，對着父親大叫，要他出去借，少一元，打一棒，並聲稱要引爆液化氣，父親想跑，卻被逆子趕上一頓暴打，父親又一次頭破血流。2月9日，父親叫來朋友，合力將蔣繼鋒綁住，想好好教訓蔣繼鋒，被綁后的蔣繼鋒衝著蔣來方破口大罵："有種就別放我，哪一天放掉我，我就把全家殺光。"蔣來方非常害怕，等到他人離去后，把蔣繼鋒勒死了。俞慧麗和蔣愛芳知道后，三人商定，對外宣稱蔣繼鋒外出未歸，並一起將屍體埋在家裡。數日後三人自首。[1]（P。A4）

　　此案的處理，基本符合現行刑法第232條、310條，但公眾對此案的法律評價分歧很大，有二大疑問，第一，父母在被蔣繼鋒毆打威脅的十年中，為什麼法律未能對父母提供有效救濟？第二，蔣繼鋒對父母對社會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和侵犯，其主觀惡性很深，在國家不能有效阻止侵害、消除危險的情況下，父母作為受害人實行自救，為民為己除害，在方式失當時，老來失子，全家受刑，為什麼要蔣來芳一家承擔全部的苦果？能不能處罰更輕一點？甚至只作緩刑處理？

　　導致以上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從表層考察，似乎主要是行政與司法的失職。因為，蔣繼鋒生前對父母施暴時，依職權或應受害人之請求，公安機關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罰，或者檢察院提起公訴，或者人民法院應受理害人的自訴，按刑法第233條或第260條對加害人實施法律制裁，也許能避免釀成最後的悲劇。因此本案的發生，在於沒有實施法律。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法律得不到實施的原因，就會發現導致本案發生的法律原因不是行政司法的問題，而是立法的問題。立法用調整一般社會關係的規範調整血緣關係，忽視了血親之間侵害的特殊性和層次性。在司法實踐中，有這麼一種普遍現象，對於血親之間的傷害，如果沒有出現死亡結果，司法機關一般不予過問。在鄰人的眼裡，兒子打老子，是一種不幸；在公安和司法的眼裡，這是家庭糾紛，清官難理家務事，家務事不是大事，也出不了大事。司法本該干預的，以為情況特殊，而排除對血親受害人的保護。這裡司法考慮了血親的特殊性，但是作了錯誤的理解，把血親之間非死亡性暴力的危害性一筆勾銷了。有人說，刑法第260條就是對家庭非死亡性暴力的制裁，刑法並沒有漏洞。法律規定了虐待罪，但是又把此罪定為自訴罪，法律沒有注意到被虐待的人，往往在精神上被強制，體力也很衰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和自訴能力，因此該法律規範很難實現。

　　血親傷害一旦出現了死亡結果，司法機關卻按一般規定來裁判，本該考慮的特殊情況卻被忽略了。一個人侵害自己的血親時，養育之恩或舔犢之情，總會引起些許猶豫，血濃於水，為什麼最後還是下手了呢？很可能是受害人萬惡不赦，如本案；或加害人心狠手辣、惡性特深，如為了詐騙保險金而殺死自己兒子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