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婦討薪到法官上書，為什麼總是求助於總理？

　　　　 去年10月24日，溫家寶總理路過重慶市慶雲陽縣人和鎮龍泉村，熊德明“向總理說了實話”，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錢被拖欠。總理當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決好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六個小時之內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錢。熊德明因此榮獲2003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年度社會公益獎。最近，熊德明還專門出馬到到溫州為民工討薪，在遭遇到重重困難時，她一再表示要將討薪的結果報告給溫總理。

　　然而，“有困難找總理”，還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農婦，貴為法官的趙丕仁為民工的薪水兩上北京，多次協調卻未果。無奈之下也不得不而求助總理。據《重慶晨報》12月16日報道，重慶市開縣人民法院豐樂法庭法官趙丕仁，為了給開縣200餘名民工討回拖欠長達三年之久的355萬元血汗錢，兩上北京，並上書溫家寶總理。同樣這一舉動也產生積極效果，此信被迅速轉到國務院信訪局，兩天後，國務院信訪局負責人批示，責成中鐵總公司於10天內付清所拖欠的開縣200餘名民工工資，該公司也及時將欠款交清了。

　　農婦熊德明請求總理幫忙討薪，還是可以理解，因為農婦軟弱無助，在討薪成本太高時，她向總理求助，是在走一條捷徑。但是，作為法官的趙丕仁也不得不求助於總理，無論從那一角度來說，對於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是不正常的。法官只服從法律，法院判決依託的是法律的尊嚴，是國家的權威，對法院的藐視，就是對法律的藐視，就是對國家的藐視。法官為民工討薪的無奈，何嘗又不是法律的無奈，國家的無奈？

　　但是，存在的悖論是，為什麼總理一出面，國務院信訪局負責人一批示，問題就馬上又能解決？欠薪迅速能到民工手裡？這能說這些欠薪的企業和老闆不尊重國家的權威和尊嚴嗎？事實上，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國家權力的敬畏，深深植根於民眾心中，如果國家真正嚴格地執行法律，動真格，這些“老賴”們還是心底發虛，敢於對抗國家權力的還是少數。

　　敢於對抗法官的“老賴”們不敢與國家最高行政權力對抗，這是為什麼呢？其原因也許在於這麼幾點，一是從根本上講，這些人只畏懼權力，並不遵守法律，二是在權力體系中，司法權太弱，行政權太強，在一般民眾心中，也許只能稱為行政權代表國家，而司法權邊緣化，這在地方以行政權為核心，司法機關的人財物受制於行政機關可見一斑，因此行政權一聲令下，事情就很快解決；三是只敬畏高層次的權力，並不把地方權力當作國家權力組成部分，地方法院儘管適用的是國家的法律，作為外地的企業卻只服從於從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不服從於地方法院執行法律；四是可能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加劇了“老賴”們的抵觸心理，地方政府對於本地企業進行袒護，使得問題只有上級機關來加以命令或者協調才能解決。

　　然而，如果一個社會，包括民工薪水的討要都要最高行政機關來解決，姑且不說最高行政機關會堪重負，難以承受，更為重要的是漠視司法權，漠視國家法律的統一適用，對國家法治建設是災難性的。法官趙丕仁為民工討薪從個案上看是正義的，其背後反映的制度缺陷卻是值得我們反思！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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