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快樂的孤獨者

　　——讀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有感

　　邱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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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劉震雲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我彷彿看到了一地苦悶的雞毛，沒有一絲閱讀後的愉悅與暢快，有的只是憋屈、沉重、糾結與苦澀。

　　小說瀰漫著一種苦，所寫的人物沒有一個人是不苦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自己苦。也不是不說自己苦，而是這種苦沒有人說得着，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知道說什麼。

　　劉震雲繼續延用他講故事的特色：繞彎，一件事帶出八件事，每一件都是瑣事，每一件又都驚心動魄。其實，不是劉震雲“繞”，而是生活本就如此，許多人的一輩子就在這繞來繞去的瑣事之中被桎梏、被操縱。

　　在這“繞”中，讓你深深陷進作者呈現的世界里。讓你陷入的，是中國幾千年來未曾改變的人情鄉土社會；在這“繞”中，激發你在苦悶中對宣洩的嚮往，在絕望中對尋找的渴盼，讓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千百年來中國人的辛苦和心苦。

　　書名《一句頂一萬句》，當你把這36萬多字書讀完之後，基本上也就能理解到書名的含義。

　　在人和人的交往中，有些人說得着，有些人說不得着；有些人現在說不得着，將來或許能說得着；有些人現在說得着，將來未必能說得着；有些人這一輩子也說不得着。找一個能說得着的人過一輩子是福分，不管是愛人、朋友還是親人。

　　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為了尋找，走出延津；若干年後，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擺脫孤獨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個出走，一個回歸，他們尋尋覓覓，與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試圖表達內心的矛盾與無助。牛愛香在自己42歲才結婚，她說她不是為了結婚，就是想找一個人說說話。兩人若是能說得上一塊兒，哪怕是一句話，都能抵得過一萬句。

　　“說話”是人和人交流的工具，“說得上話”就成了擺脫孤獨的奢侈品。於是，當說話成了唯一的溝通方式，語言又無法直達核心，孤獨便永遠如影隨形！

　　重視“說話”，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元素，因為中國人永遠活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永遠無法擺脫人際關係對我們的影響，家庭、朋友、領導、圈子……只要在中國生活，躲也躲不掉。有時，一句話，能讓陌生人成為朋友；有時，一句話，也能讓朋友成為仇人。很多時候，有些話不敢說，是因為有現實的利益羈絆着；有些話不能說，是因為有禮儀道德約束着；有些話不想說，是因為有認知水平比較着。

　　幾千年的儒家文化，早已經滲入了中國人的血脈，“知人知面不知心”，“話到嘴邊留三分 ”。人心叵測和誠信的缺失，能夠說幾句貼心話、安撫受傷靈魂的朋友並不多。於是我們喜歡在上找陌生人聊天，反正是，誰也不認識誰，反倒是，什麼心裡話都能說。我想，一旦網絡實名制了，很多時候我們在網上聊天又只能“呵呵”了，隨後便無話可說。

　　當吳摩西最後看到自己的老婆吳香香和老高之間，那自己從未觸及到的親密時，他突然不恨了，也不再尋找了。他開始了他自己的生活，他不再是“楊百順”，他也不是“吳摩西”，他成了“喊喪”的“羅長禮”。他要在“喊喪”特有的吶喊聲中，擺脫尋找吳香香過程中那份苦澀與孤獨。

　　小說中唯一不覺得孤獨的就是意大利傳教士老詹，他背井離鄉，在延津傳教四十多年，日子也過得非常的艱苦，七十多歲還東奔西走發展信徒，苦口婆心地讓人們信主，“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儘管他一生也只發展了八個信徒，或許那八個信徒還不夠虔誠，但老詹絕對是從心底信了主，直到最後，客死在異鄉破廟的草鋪上，身邊還放着自己設計的教堂草圖

　　我想，他的不孤獨，是因為有一個一直“能說得上話的”與他終身相伴，這就是他的主。

　　這就是他的信仰，這也是信仰的力量。

　　曹青娥說，“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從前”。活在當下，我們還有希望，我們可以選擇快樂地孤獨着。

　　西方人信神，我們信的是人。神是有定性的，可人是沒有定性的。有人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改，如果能改，當然是好。關鍵是 ，大多數人改不了，這是我們的本性。信仰真的是中國人擺脫“百年孤獨”的一劑良藥？或許是，但我以為，我們還有我們千百年來孕育的文化，儒道佛同樣可以成為我們的宗教。南懷瑾說，儒家是糧店，道教是藥店，佛家是百貨店。當找不到“說得上話”的朋友時，你不妨去逛一逛這“三家店”，做一個快樂的孤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