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只說平常話

　　高僧只說平常話

　　●張震

　　他是開悟大道的人，早就沒有了患得患失，沒有了粉飾糾結，他的東西是真水無香。我喜歡他的畫，他的畫是高僧只說平常話，他的畫是人生的靈感，快樂的日記！

　　1989年《工人日報》文藝部搞了一個全國工人作家學習班，我因經常在該報副刊發表文學作品，編輯韓春旭便給了我一個名額。她寫信告訴我：學期20天，帶15斤全國糧票，地點在海淀區“中國工運學院”。和我同室的是一個叫陳寶洪的男孩，就是現在的“紅孩”。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當時國內一流的作家和評論家，有蘇叔陽、陳建功、李國文、叢維熙、曾鎮南，當然還有汪曾祺，汪曾祺當時已有大名，但還沒像九十年代中期那麼紅，我們同學中知道他的人有一些，但沒有人崇拜他。他當時也比較低調，不像蘇叔陽、李國文、曾鎮南那樣，在課堂上非常自信，講得妙趣橫生，樣子很牛。他那時腦袋裡的水平肚子里的“怪話”，幾乎都是在課堂外傳授。

　　可能是因為他小說寫得短，也可能是因為他許多好散文，像《隨遇而安》《七十述懷》《多年父子成兄弟》當時還沒有發表，文藝部就讓他講小小說，他好像不太滿意，上課時總喜歡說——小小說有什麼好講的，不就是相聲的“三番一抖”加生活中的小故事嘛。教室大，人多，再加他普通話不準．沒有“麥克”，他講課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坐在後排東北和西北來的同學幾乎都分了神，他見“環境”不對，講着講着自己也沒了興緻，三天的課一天就草草收兵。我覺得他像《博望坡》里的“病子龍”，比劃幾下，就走。剩下兩天，他跟我們講畫畫，講文入畫，講文學與繪畫的關係，講八大山人的畫與詩，講大滌子石濤的畫與跋。他講得異常投入，但很多同學聽后都面面相覷，小聲嘀咕：我們是文學培訓還是美術培訓？甚至有一個比較“木”的同學竊竊問我：他是畫什麼的？

　　汪曾祺那年69歲，他從60歲開始正式畫畫，將近10年正好在興頭上，他當時對中國畫也最有心得。我仔細回顧了一下，他散文中許多跟繪畫有關的論述，跟繪畫有關的細節都是在這段時光和70歲以後寫的，這就說明他在這段歲月中非常熱衷繪事，迷戀丹青。事實也證明，他的畫作在70到75歲之間最好。

　　在我們這幫同學中也有喜歡美術的，比如我，比如現在在《光明日報》的一個老兄就愛聽，恨不得不要下課，恨不得他的嘴巴是永不停止的機關槍，我們就像渴極了的人，突然看到了椰子，恨不得立馬敲開椰殼，猛吸。我們那時候私心重，願他滔滔不絕，這樣，可以少啃多少書啊！

　　下課時候，他跟我們這幫大男孩和大女孩開逗：畫白梅我用什麼顏料？畫葉子我用什麼顏料？我們相互望望，搖搖頭。他很得意地說：畫白梅用牙膏，畫葉子用包餃子擠下的青菜汁。我們雙目圓睜，以為他在和我們這幫孩子鬧着玩。多年後，當我有幸看到原作，我才完全相信，天底下竟有這樣的老頭。

　　隔一天，他帶來一幅琴條，一株不知什麼名的花——硃砂花朵三瓣，墨葉兩三片，一根墨線畫到底，右題一行長條烏絲：秋色無私到草花。我們有個河北籍的女同學，嘴快，看了一眼就大嘴巴了：空那麼多，太浪費，畫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聽后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爽朗，彷彿那個女生的話一點都沒掃他的興。有個男同學問：能不能給我？老頭抬頭看看，問：處對象了嗎？談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給女朋友，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放學時候老頭仍和我們聊畫，他說：畫人難畫手，畫樹難畫柳。他說：楷書如文人，草書如名將。他說：畫家和作家都要無作家氣，求平正清雅。他說：畫花鳥不能亂配，芭蕉不能配雞。我們問為什麼？他看看周圍沒有女生，便說：那是“雞巴圖”。我們忍俊不禁。

　　離開北京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汪曾祺，後來讀他的散文，越讀越喜歡，越讀越佩服。好多年來我也一直在琢磨，他其實也沒寫什麼複雜的東西，為什麼會那麼有味？也許這就是前賢所說的功力和境界吧，也許一個作家只有心懷仁愛和大義，只有徹底回歸原道和寧靜，筆下才會出現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汪曾祺一直在說畫畫是他餘事，是找樂，其實他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畫畫上，並認真題詩題跋贈給友人。我覺得他與吳冠中相似，成家之後，一個想當作家，一個想當畫家。吳冠中更是極端，甚至說：一百個齊白石，也抵不過一個魯迅。應該說吳冠中和汪曾祺都是有遺憾的，一個沒能當成大作家，一個沒能成為大畫家。其實遺憾是人生的常態，“鰣魚多刺，金橘帶酸，蒓菜性冷，海棠無香，曾鞏不能詩”，這是古人常說的五憾，依我看人生有千憾、萬憾。

　　汪曾祺父親畫畫，他從小耳濡目染，練過《多寶塔》《張猛龍》，字從魏碑出，線條還是能撐住的。他畫過土豆、活魚、植物、花鳥、人物、神仙，幾乎想畫什麼就畫成什麼樣，並常在畫上題上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問我何所有，山中惟白雲。只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然而當朋友和學生討要時，他又會十分爽快：拿走，拿走。他的畫面大多空靈、飄逸，但內容卻清雅、高潔，他的畫里有儒家的處世態度，有道家的審美趣味。他喜歡“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也喜歡“酒肉穿腸過，高樓萬里心”。他真是個奇怪的人。記得董橋曾說：艱深怪誕其實不是藝術，而是命運，而汪曾祺卻將藝術融進了人生，把命運變成了藝術，他是開悟大道的人，早就沒有了患得患失，沒有了粉飾糾結，他的東西是真水無香。我喜歡他的畫，他的畫是高僧只說平常話，他的畫是人生的靈感，快樂的日記！

　　二十多年下來，他長什麼樣，說話什麼聲音我幾乎全忘，我甚至近一、二年都沒有翻看過他的作品。冬至前二日，我突然夢到了他，我自己都納悶。我把這事告訴文友，文友說：你該在冬至給他“匯款”，我笑笑：他記不得我，收不到的。

　　冬至晚上，我獨自一人坐在燈下，臨摹了他的一張“雁來紅”，寫下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