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寫一寫孫靜軒

　　很想寫一寫詩人孫靜軒，寫一寫他的精神。

　　他是我的山東老鄉，後來到四川工作，當過四川省作協副主席，作為晚輩，我無緣得見，但並不妨礙我想寫一寫他，尤其是在他離開人世之後，有一種情懷硬要我提起筆來……

　　評論家鄧蔭柯曾評價說，“孫靜軒是中國詩歌的驕傲，他的激情和才能，他的奔放不羈、正直狂傲的人格，他那些浸滿血淚、閃耀着電光石火的詩篇激動了、點燃了多少摯愛詩歌的靈魂！瘦弱的身軀里蘊藏着無窮無盡的力量，他那單細的骨骼具有難以想象的硬度和承受超強重壓的剛強，他是男人中的男人，詩人中的詩人。” 很早的時候，就在刊物上看到過他和濟南的文友孔孚、徐北文、任遠的合影照片，心想中間這矮個子，這個妄圖當生活老師的人，就是孫靜軒啊，瘦瘦的，梳着大背頭，濃密的八字鬍，果然是個倔老頭兒。

　　《孫靜軒自傳》開篇就說“上帝降我於人世是一個錯誤。他讓我誕生於一個不幸的時代和一個不幸的家庭。因此，命運註定我要受苦，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獄。”——後來這個“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獄”的自傳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詩人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根據地讀小學，13歲參加八路，立志要做一個左派。1958年“反右”，他親眼看到那麼多不應該是右派的人成了右派，憤憤不平，那年他28歲，血氣方剛，自認為根紅苗正，在公開場合說：“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結果話說過不長時間，他就被補打成右派並被押送到長壽湖農場改造，一去四年，回來妻離家散，一貧如洗。但就是這樣，詩人還是想當左派，“文革”初期躍躍欲試，在批鬥會上上台扇過一位小說家的耳光，但在後來看到運動整死那麼多正直的人，他縮手了，人到中年也讓他漸漸看透世事，開始有了反思和反省。

　　有人說“馬克思把資本留給了西方而將論送給了東土”，中國極左路線接連不斷，使得那個年代的文人多還是左派，像昌耀那樣受了一輩子難的詩人一生也是左派立場，但孫靜軒轉變了。1980年他發表長詩《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遊盪》，詩中寫道：“然而，我們畢竟是人/我們的大腦畢竟還有思想/我們終於發現我們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為在建造社會主義大廈/到頭來才知道蓋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那個年代寫這樣的詩歌雖不至於是死罪，但也是很要命的，詩人因為這首詩“受到嚴厲批判，隨又一度沉默（《孫靜軒自傳》）。”作為一個體制內的詩人，孫靜軒決不是那些詩界遺老或平常輩的詩人所能及的，性格使然他為人為文都走了極端。他的詩道出了令人震驚的東西，凝聚了殘酷的真實性，也凝聚了不屈的精神。在言論沒有解禁的情況下，詩人敢於站出來抨擊時代，敢於去證實不合理的東西不合理，以前瞻性的眼光放眼未來，寫出了一篇又一篇警世之作。1998年，詩人自費出版了長詩《告別二十世紀》，以掘墓人般的姿態抨擊世紀末，長詩洋洋洒洒、酣暢淋漓,“是的，我發現/所有的教義所有的主義所有的宣傳/都是誘惑都是陷阱都是圈套/都是美麗的詐騙”，他在《瓦爾特流浪在薩拉熱窩》中這樣寫道：“儘管教科書上寫得清清楚楚/他覺得所有的記載都是謊言”，而現在很多人知道的一點點可憐的“真相`，不都是從“教科書”洗腦而來的嗎？

　　詩人戰爭年代戰場上殺過人，從背後開過槍，主流的說法自然是他立過功。當那個青年最後一次回過頭來，“恐懼而又哀怨的眼睛望着我”，詩人愈老愈不能釋懷，在自傳里甚至不承認參加革命，只說當過兵。詩人的反思徹底、決絕，令人敬佩。美國作家奧布萊恩在小說《如何講述真實的戰爭故事》中說，“真實的戰爭故事從來就是沒有道義的。”某種意義上講，那個挨槍子的青年也是無辜的。

　　從詩藝上講，孫靜軒的詩歌有粗糙的成份，但詩人還是自奉甚高的，2001年春在成都杜甫草堂接受採訪時說：“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只有我”，“我的詩超過了杜甫”。詩人曾對桑恆昌的早期詩作不感冒，有過這樣的說法：“桑恆昌寫詩有些年了，不客氣的說，流於小技巧小俏皮小機智。”這一評論顯然有失偏頗，評論家樊發稼、章亞昕等就有不同意見，樊認為“孫靜軒的斷言絕對不符合事實，他對於詩人桑恆昌幾首悼亡詩以外的大量優秀詩作的輕蔑藐視、一筆抹煞，對於桑詩卓異藝術成就的肆意貶低，是沒有什麼依據的，是毫無道理的。”

　　因為口無遮攔，出言無忌，詩人時常得罪人，但他是一位真人、真詩人。2003年6月30日，詩人壽終四川，葬於長松寺公墓，墓草含青，日斜影長，詩人活着的日子很累，作為省作協的副主席，也得自費出版自己的詩集，遠不如這兒夜夜諦聽夜鶯，諦聽地下的潛流，每日每夜迎來鮮花壓枝的黎明。詩人雖已辭世，但他是能夠在未來長遠活着的詩人，他寫出了許多預言式的作品。

　　——他靠思想活着……

　　精神上的孤兒啊，墓碑上的鋼筆，又在寫什麼？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敗，——這就是孫靜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