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何以堪

　　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大姐兒時最好的好友，但始終沒有見過其人。

　　大姐去世了，在大姐的通訊錄里見到了這個人的名字。上面記着一個北京的手機號碼。三姐給我說：“給他打個電話吧，他是大姐兒時最好的朋友，據說現在住在北京。”我照着通訊錄的號碼打了過去，電話接通了。一個低沉的聲音用普通話問我“你找誰？”“請問你是X哥嗎？我是XX的弟弟，我叫XX。”“哦。”口音轉為標準的成都話。“有啥子事？”對方有點詫異。“我大姐於今天去世了。”“什麼？怎麼會這樣。”電話那頭的聲音完全變調了。“我馬上趕過去，我在成都。”

　　一小時左右，我見到了剛才與我通話的X哥。接待以後，我與他走到大姐的靈位前，X哥的眼淚不停的在流，口中呢喃的在說“你怎麼就走了，你怎麼就走了。”大姐夫尷尬的站在旁邊，勸也不好，不勸也不好。敬禮完畢，三姐陪X哥坐在一旁，大約半個小時X哥告辭。X哥走後，三姐給我說，大姐火化X哥堅持要去。

　　火化當日，X哥去了。隨着人群，看見大姐的遺體緩緩的送進爐膛，除去親人們聲嘶力竭的痛哭以外，送行的人里X哥不停流淚,悲戚讓人更加心酸。侄女不認識他。悄悄的拉着我說“那個老頭哭得好傷心喲。”

　　大家在休息廳里等着遺體火化，看見悲痛的X哥，我專門過去陪着他。X哥看見我陪他，給我講起了他與大姐的故事。大姐與他是初中的同班同學。十三、四歲的他們還處在懵懂的少年少女時代。X哥是革命幹部子女，大姐是資產階級後代。在那個年代兩個人原本是不可能建立起多麼深厚的情誼，但共同對體育的熱愛，讓他們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初中、高中、最後考大學。X哥考上了石油學院，而大姐追求體育事業考取了體育學院。分手后，X哥給大姐寫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信。說到這裡，X哥給我說，你們要是收拾大姐的遺物，一定要看看這些信放在哪裡，找到了一定給他複印。我不好回答，也不能不答，支吾着說“好的，好的。”X哥大概看出了我的敷衍，口氣變得急迫“一定在，一定在，我的信她說過，一直保存着的。”

　　大姐在世的時候知道大姐有個年幼的朋友X哥。但只知其名未見其人，大姐走後，見到了人，更見到了X哥的真誠或者叫痴情。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少男少女的情感，在二十一世紀還在沉澱，沉澱着那些我完全不知的情感。令人嘆息，令人感慨，令人羨慕，令人心酸。按照X哥的說法，大姐是他一生能夠真正交心摯友，完全應該走到一起，但當時的歷史背景，讓雙方最終連手都無法牽一下，人就作古了。

　　至此，我記住逢年過節都給X哥去個電話，以表他對大姐的情誼，也表我的感激之情。

　　“花易謝,霧易失,夢易逝,雲易散。物尤如此,情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