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影評 選擇活着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影評 選擇活着

　　文/羽鹽

　　大師李安的電影柔軟細膩，娓娓道來。你完全不能從一般概念的電影去速讀他的影片，必需慢品，靜下心慢慢地看。從《喜宴》到《斷背山》，從《推手》到《卧虎藏龍》，大部分時間裡， 他只是在講故事。講故事的人似乎鮮有情緒起伏，然而故事的高潮之後，正待完結時，你才覺出其中的意味已入心底。像平靜的海面下蘊藏着美麗的星空，或暴風雨的臉。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前奏說的是派的成長，姓名、父母、動物園、老虎等等。派的講述緩慢得有些過分，就像那個急躁地追問又追問的記者一樣，我不停地低聲自語：怎麼還不去海上漂流？

　　當動物上了那條必然覆滅的貨輪時，奇異的事情發生了。暴風雨的夜裡，猩猩、老虎都跑出了籠子，紛紛游到海面上，和派爭搶着唯一一條救生船。在動物間的弱肉強食后，剩下了老虎和派。

　　更奇異的事情發生了：池塘一樣平靜的海面上，魚群在天堂般的水中游弋，食人島上滿滿當當的狐獴，夜晚的水中倒映出天籟的星空……這時的李安，給我們說的是一個童話。

　　派年少時，他的父親說：科學幾百年來幫我們認識到的東西比幾千年的宗教都多。父親是一個曾被科學醫治和救命的唯物論者。派的母親是宗教的追隨者，素食。派信仰三個教。

　　派的母親很貼切地解釋了這個狀況：他還在選擇。

　　這時的重點就不再是信什麼了，只關乎如何選擇。

　　真實的海洋漂流記里，派選擇了活着。信仰是有所堅持。派曾虔誠地信奉三種教義，甚至吸收了宗教和父親的科學觀，好在，他把所有堅持融合在一起，提煉出自己的法則，生成一種新的信仰。

　　影片中被談話不斷強調的信仰，是一種排斥在電影之外的無法忽視的枯燥。這其中的一句對白，說明了一切：神讓你在勞徒中行走時，你應當跟隨，不必懷疑地跟隨與堅持，當你在疲倦不知時，他會給你停留休息，之後便將繼續帶領你。

　　也許，這部影片的前半段，就是信仰被信仰的堅持。臆想一下，或者是李安藉此排除掉了他不喜歡的那類觀眾。

　　選擇在無論何時都是雙向的。哪怕信仰。當你堅定的信仰將你拋棄時，你會如何選擇？

　　一定要回憶漂流記的那一段話。李安的海面上也許有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裡，派僥倖落在救生艇的艙蓋布上得以生存，與他同處一艇的還有一條鬣狗、一隻斷了一條腿的斑馬、一隻猩猩，以及那隻本該叫“口渴”卻有着一個人名的老虎。故事裡鬣狗活吃着斑馬，咬死了猩猩，老虎又殺死並吃掉了鬣狗、斑馬和猩猩。接下來這個少年在海上求生的漂流記，大部分都是如何對付老虎的故事。

　　第二個故事裡，救生艇上有一個性格暴戾的廚子、一個斷了腿的水手、還有派和他的母親。廚子先後殺害並吃掉了水手，然後又殺死了母親，最終派忍無可忍同樣殺害並吃掉了廚子。第三個故事裡，派就是第一個故事裡的那隻老虎。

　　李安把第一個故事描繪得極為精美，對第二個故事吝嗇到一個鏡頭都沒有。第三個故事則是一種類似臆測的隱喻。他把殘酷的現實嚴密包裹起來，層層偽裝和修飾，化身成一個信仰遞給自己和大家。宗教信仰者從中看到神的力量，無神論者從中看到對神的否定與稀釋。

　　作家和保險公司相信了第一個故事；派本人無法釋懷的是第二個故事；至於第三個故事……個人以為，第三個故事大約是很多聽完第二個故事的人，會在腦海中剎那間掠過的一個陰影。至於真假，派說得對，這取決於你相信什麼。

　　李安用這種極度不均衡的敘事手法強調信仰的力量，卻最終把選擇權出讓給觀眾。他打開了幾條路，卻避開終點設置。每一個人在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時候，不得不面臨一個問題：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選擇權不再取決於故事的解讀，而是取決於觀眾的內心。就像派不停地問那個記者，你相信上帝么？如果你相信我的故事，你就是相信上帝的。

　　李安曾經在自傳中寫道：“恐懼鞭策我不斷地求改進，因為沒有比恐懼更強烈的感受了。”兒時的派接受的第一個恐懼就是那隻生生拖走一隻活羊的老虎“口渴”。

　　也許派曾是那隻羊。但之後的一切都變了。派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那隻老虎。

　　這部影片里被廣大影迷膜拜的深海藍天幻境篇，在李安2009 年的《製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中我曾領略過。如果說那部片子的幻境是迷幻視覺里一百多萬朝聖的年輕人在音樂高潮中的幻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李安乾脆省略了藥物致幻的視覺引導步驟，直接進入思維幻境，將他的想象力發揮到了海天一派的壯觀。

　　不得不說的是，李安為了將殘酷的事實不動聲色地刻進他的幻境里，前半段，也就是我和影片中那個記者不停追問的那些前奏，是必不可少，也是拖沓冗長的。以大師的功力，他也許完全可以把節奏感調整一下。

　　that´s it 《定罪》

　　故事是真實事件的改編。事實上，這個故事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遍。高中輟學、沒有工作、帶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貝蒂·安妮·沃特斯在1983 年眼睜睜看着背負謀殺與搶劫兩項罪名的哥哥肯尼斯·華特斯被判無期徒刑鋃鐺入獄。在接下來的12 年裡，貝蒂通過不懈的努力終於拿到法學學位。於是，她在1995 年開始着手重新調查哥哥的謀殺案，最後她以DNA 證據並不確鑿為理由證明哥哥的清白，成功地挑戰了之前的“有罪推定”，使哥哥在入獄服刑18 年後於2001 年3月重獲自由。

　　準備寫幾句的時候我開始回憶，為什麼一部明明知道結尾的片子還如此投入地觀看，彷彿對待一個史詩般的電影。不是純粹當做勵志或者人性影片去看待，只是靜靜地看着，跟着女主角的執著而執著。

　　直到片中最感動我的鏡頭一閃而過：汽車裡，媽媽在節後送兩個兒子回爸爸的家，囑咐他們不要告訴爸爸，其實他們並沒有時間在一起慶祝節日……後座上的兄弟倆正在爭論着什麼——他們在問對方，如果他們也被冤枉了，對方會不會像他們的媽媽救他們的舅舅一樣，拼了一生的力氣去為其平反。

　　貝蒂呆住了：你們認為這就是我的一生么？事實上，我們每一個看客都會覺得這就是她的一生了。哥哥的冤案改變了妹妹一生的命運。在她自己看來，一定並非如此。她是個如此積極的人，她的積極和所爭取到的，影響了她和她的哥哥，以及她所有的家人和相關的人，也包括我們這些看到了的看客。

　　這就是導演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