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觀后感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觀后感（一）

　　看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才知道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差點在“最後一分鐘”被搞垮。

　　電視劇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親自去拜見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就對中國核基地動外科手術進行極其秘密的探討。美蘇兩國秘密接觸的第二天，周恩來獲悉了有關情況，立即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議商討應對措施。

　　——周恩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如果我們進行核試驗，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摧毀我們的核設施、核基地。但不管他們怎麼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麼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

　　——關於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時間問題會議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今年就試，還有一種意見是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

　　——周恩來：“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主張晚試的同志主要是從這方面考慮，等三線建設完成，我們有一定的戰略保障。”

　　——毛澤東：“美國人不想單獨干，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

　　——這是毛澤東有關原子彈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語道破了原子彈的本質，也一針見血地揭開了由原子彈交織起來的國際關係的真相。

　　毛澤東一錘定音。一個月之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歷史證明，毛澤東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籌——中國原子彈橫空出世，美蘇果然只能在一邊干著急，眼睜睜看着中國一舉闖進核俱樂部，導彈、氫彈、衛星接二連三一氣呵成，核大國地位從此牢不可破，中國的和平大環境從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顧歷史可以明白，毛澤東當年為中國抓住了一個稍縱即逝的千載良機。

　　1.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倒台的時候。1964年9月美國拉蘇聯一起採取行動對付中國核武器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搖搖欲墜內外交困的時候，那時的赫魯曉夫已經焦頭爛額，自身難保，甚至打算出賣東德換取西德的經濟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興趣與美國人攜手對中國搞這麼大的動作？毛澤東看得真准：“美國人不想單獨干，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與赫魯曉夫沒成交，心虛的美國人只好袖手旁觀。

　　2.赫魯曉夫搞瞎指揮，把蘇共分成“工業黨”、“農業黨”，把蘇聯經濟搞得大亂。蘇聯1963年遇到嚴重的農業危機，不得不大賣黃金買美國糧食。1964年中國爆炸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蘇聯經濟困難、國內對赫魯曉夫的怨聲一浪高過一浪、政治經濟危機蓄勢待發的時候。在那樣的形勢下，赫魯曉夫即使沒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襲擊中國核基地、與中國公開武裝衝突的風險。

　　3.中蘇國家關係大惡化雖然始於1960年，但蘇聯與美國公開聯手對付中國則始於1963年與美國簽定《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美蘇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合作大業才剛剛開張一年多，雙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麼摸底、都在互相試探、都怕上對方的當，都不敢貿然行事。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武裝衝突。美國對中國的抗美援朝記憶猶新，蘇聯也怕一旦陷入與中國長期武裝衝突的泥潭，會被美國乘機抄後路，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見1964年時美蘇兩國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難度是最大的。單幹心虛，聯手不成，結果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謝去”。

　　4.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正趕上蘇聯政變。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無暇它顧，更顧不上與美國攜手阻止中國進一步的核試驗，這就讓中國獲得了完善實戰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時間。

　　如果中國當時沒聽毛澤東的，而是聽了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的主張——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結果將會如何？

　　如果“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後的“五、六年”實際情況是什麼？

　　——1965年（不到一年），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向聯大提交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正式生效。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非核國家不得研製核武器”。（據張愛萍之子回憶：“我和父親討論過，如果在條約通過前，我們仍然搞不出原子彈來該怎麼辦？他說：‘……那會很麻煩的。周恩來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1965年，美國大規模捲入越南戰爭，戰火直逼中國邊境。

　　——1967年，蘇聯出兵中東。

　　——1968年，蘇聯出兵佔領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義”——“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

　　——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蘇聯反過來拉美國同意蘇軍轟炸中國核設施。

　　這些歷史事實足以證明，當年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暫緩”之類主意全是臭棋、餿主意：等“戰略保障”的結果就是越等“戰略保障”戰略越沒保障——短短几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穩了腳跟穩定了內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對“美蘇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權戰略越來越嫻熟，對外用兵越來越肆無忌憚。1964年那樣令人叫絕的歷史良機再也不會有了。中國如果錯過1964年的絕佳時機，搞核試驗受到外來襲擊的風險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總理指出的：“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麼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你能爆炸原子彈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虛了，害怕了，公開服軟認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們的聯手打擊，所以縮回去不試了。這等於向人家通風報信：我就吃你們這一套，今後你們如果聯手對付我，我還會怕，還會退縮——人家一旦摸到了這個底，本來不敢動手的也敢了，從此中國還搞得成核武器嗎？

　　由此可見，當年所謂“暫緩核試驗”的實際意義和真正效果等效於“放棄核試驗”，只不過換了種好聽一點的說法而已。

　　搞過商業銷售的人都知道，只要客戶不立馬成交而說“回頭再說”，這筆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許多事往往只要不馬上干，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暫緩”實際就是“反對”的代名詞，當不能直截了當說“不”時最有效的反對辦法就是“暫緩”。難怪有人說：“暫時”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難怪毛澤東主張“只爭朝夕”——對中國的原子彈來說尤其如此。

　　在這裡，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說“反對核試驗”，只說“暫緩核試驗”，談不上“反對中國核試驗”吧？而實際效果呢？卻沒什麼兩樣。在周恩來總理非常明確地指出：“不管他們怎麼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麼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的情況下還鼓吹“暫緩核試驗”，這不能不讓人覺得可疑。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同樣身處高位（有權參與決策原子彈爆炸）；面對同樣的情報（“美蘇兩國秘密接觸”）；面臨同樣的壓力（美蘇可能聯手對付中國）；有人看到的是對方強大、可怕（“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結論：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而毛澤東一眼就看透了實質（“美國人不想單獨干，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結論：“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同一件事，懦夫只看到“對方勢大”，毛澤東卻能看到“對方心虛”，絲毫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毫不猶豫為中國一舉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這不過是毛澤東無數精彩準確判斷之一。偉人的偉大之處之一就是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決不為對方表面的氣勢洶洶所嚇倒。雙石的《開國第一戰》里描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