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淫蕩迷霧中，看破紅塵的理性解讀

　　從淫蕩迷霧中看破紅塵的理性解讀

　　——讀吳閑雲《新說﹤金瓶梅﹥》

　　黃葉斌

　　在當下人心浮躁、“快餐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你可能很難相信，有一個年輕人致力於我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對古典文學、古代哲學、古代藝術情有獨鍾，近年來，他先後寫作出版了《三國中的博弈》、《煮酒探西遊》、《解秘﹤水滸﹥》和《春秋霸主》等專著，其博客點擊率近700萬人次，被博客圈子推薦收藏百餘篇。這個年輕人，就是世界文化遺產地明顯陵所在地湖北鍾祥人：吳閑雲。

　　今年三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新說﹤金瓶梅﹥——窺破金瓶》，就是作者的又一力作。該書共68回31萬字，以原著為藍本，以歷史考據為經，以推理分析為緯，分別從不同的專題回答了閱讀《金瓶梅》過程中的迷惑、疑惑或困惑，解析了歷年來對該書認識或評價的誤區及原因，肯定了該書的文學價值與社會意義。因此，他以一個現代人的思維和眼光與歷史對話，拂去歷史或文人籠罩在它身上的塵煙，揭秘作者創作該小說的本來面目或實質，從淫蕩迷霧中看破紅塵的理性解讀，無疑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認識、解讀、評價歷史文化遺產的窗口。

　　一、顛覆傳統觀念的力作

　　對於古典名著《金瓶梅》，它的遭遇可謂坎坷多舛。多年來，歷代統治者一直把它當做“淫書”或禁閉宮闈、或討伐鞭撻、或噤若寒蟬、或諱莫如深，以愚民政策的方式將它列為“十大禁書”之一。在新中國，儘管最高領袖毛澤東對該書有過精闢的點評和明確的指示，認為它是《紅樓夢》的祖宗，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經濟情況，並且推薦大家去閱讀這部著作。但是，當政執行者卻仍然把它視為洪水猛獸躲避之、批判之、誤導之。這種情況終於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得到改觀：思想解放的春風啟動了文化遺產開禁的溪流，“雙百方針”的實施帶來了人們思維的活躍和理性的判斷，民間中的有識之士也擁有了發表不同觀點和見解的話語權及有效載體。吳閑雲的這本書就是一個明證。

　　對“淫書”“禁書”的反叛——從西門慶的荒誕、荒唐而可悲的人生，揭露其社會頹廢風氣的歷史根源。《金瓶梅》的主角是西門慶，他的獵艷史和風流史在書中着墨較多，因而讀者大都把它當做一部淫穢書籍來看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從西門慶對六個妻妾的接納和安撫以及對另外所涉獵的幾個女性的玩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沒有最愛與感情，有的只是情慾的發泄與生理本能的滿足，並且以獲取最大物質利益為目的，在勾引霸佔女性和逢場作戲的偷情中實現並滿足男人的征服慾望和虛榮心，從而在荒淫過度中將自己33歲的青春過早地送入墳墓。吳閑雲在其著作中考證，那種風花雪月聲色犬馬荒淫放蕩的市民生活，與其說是西門慶個人的形象寫照，不如說是明朝中葉萌芽資本主義時期中國社會小市民生活的頹廢衰敗糜爛風氣的折射。《金瓶梅》作者在這裡藉助於西門慶演繹“一夫多妻”制的前台走場和一見鍾情的色情表演，把其所生活的時代背景和人物交際圈子進行了勾勒和介紹，因而也就間接地對那個時代的統治者和封建禮儀習俗的負面作用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如果只是一味地看到書中西門慶的戀愛婚姻史及情慾描寫的感官刺激，那麼，也只能算是觸及到了該書的皮毛而已。當然，淫穢的教唆和影響作用不容忽視，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是可以作為一種毒草和人性的對立物而展示警誡於世人的。如同文革時期對裸體藝術和古典文學遺產的褻瀆封鎖一樣，善良的願望與實際效果往往成反比，禁錮的權威之手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實證明，人們只有在接觸認識和了解的過程中，才能增強事物的辨別判斷和取捨能力。

　　對情場、商場和官場的揭秘——從故事情節的演繹和人物形象的刻畫中，看明朝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雛形。《金瓶梅》一書從武松打虎開始到武松殺嫂結束，百餘回故事的演繹，圍繞西門慶的情場得意、商場發達、官場風光而展開，讓讀者透過這些充滿胭脂粉味道和血腥氣息的文字，窺見到一種以人性墮落為代價的個人發家史的殘酷記憶。

　　從情場來說，西門慶似乎是一個獵艷高手，人世間的美艷幾乎被他一網打盡，好像他生來就是為著女人而活的，當然也是為著女人而死的。他以個人的男人資本（有資產、有形象、有心計、有假象）作誘餌，在嫖娼中取樂，在偷情中逍遙，在試探誘導暗示哄騙欺詐中獵芳。比如，潘金蓮是這部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她對嫁與武大郎的不滿、對感情生活的乏味、對寂寞孤獨的煎熬、對優裕生活的渴望，這些都為她的情感出軌和人格背叛埋下了伏筆，同時，也為西門慶的獵物成功提供了可乘之機。她在與王婆子合謀殺害武大郎以後，終於毫無牽挂地投入到西門慶的懷抱——哪怕只是五太太的身份，儘管有過與張大戶武大郎的兩次婚史。西門慶在老婆死後又迎娶六房太太的過程中，總是看中對方美貌與經濟實力才下手的，幾乎沒有做過賠本生意。另外，書中還寫了西門慶對其丫鬟和其他妓女的風流艷遇史，原來都是以曲筆描述西門慶那如牲畜般的賺人又賺錢的發家史。據吳曉雲先生的測算，西門慶的婚姻賭注，從原有的30餘萬家產膨脹到三千餘萬（由銀兩換算為人民幣，1兩銀子＝300元人民幣），真是賺了個盆滿缽滿，而且還俘獲了六大美女的芳心與青春。所以說，西門慶的情場得意只是外表形式，藉助於女人錢財而發家致富，並且在發放高利貸中擴大了自己的實力與勢力，這可能就是婚姻經濟學的秘密所在吧。

　　從商場來看，西門慶的盤剝手段與經營心計，使他在資本原始積累中完成了驚人的一跳。在古代“士農工商”四民的尊卑地位排序中，西門慶恰恰處於最低下的“末等人”。沒讀過書，家中無田地，又不想賣苦力做工，於是空手套狼敲詐經商，就成為西門慶在商場上的慣用伎倆。從他所經營的生藥鋪店到擴張的絨線鋪子，從放高利貸再到開當鋪和販鹽，從自己經營到雇傭夥計跑買賣，一般都是利用娶太太的時機而乘機搜刮錢財轉移資產的——他就是這樣一步步地從店老闆發展到甩手掌柜再到西門家族集團的董事長，最後成為山東省的首富，並且他用鈍刀子宰割了他人的心肝，受害者還要對他感激涕零。在這一點上，他是懂得經濟基礎對誘惑女人的決定性作用的，而且運用得遊刃有餘滴水不漏。比如他為了與傭人韓道國的老婆王六兒勾搭成奸，安排傭人到外地經營一個店鋪，同時又施與恩惠許願承諾籠絡人心，讓你打掉牙往肚裡吞還要感恩戴德於仇人。

　　從官場來看，西門慶利用潛規則得心應手，在錢權交易中實現自己地位提升光宗耀祖的夙願。《金瓶梅》中寫道，西門慶為了巴結京都蔡太師，在送重禮拜壽後果真謀得一個五品提刑官的職務，且在清河縣民間官司的審判中通吃被告和原告，這樣他又贏得了更多地方官員的追捧奉承和巴結賄賂，進一步壯大了自己的經濟實力，編織了強大的人脈關係網絡。對蔡狀元回家探親時的盛情款待及厚禮相送，使他最終獲得經濟上的豐厚回報，也從側面反映了西門慶在官場上的表現。書中還通過幾個案例審判的描述，揭示了官場腐敗陰暗的一面，以及趨炎附勢官官相護沆瀣一氣的醜惡社會風氣。

　　由此可見，《金瓶梅》這本書並非是淫書的代名詞，它其中所包含的內容是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的。而吳閑雲的評述，只是還原了書本的本來面目而已，是一次正本清源的開拓之舉吧！

　　二、新說《金瓶梅》的趣談

　　新說《金瓶梅》，需要在解讀作品時有新的方法和特點，才能有效地吸引讀者的眼球，提升思考的關注度。為此，作者採取問答的趣談方式，在專題的質疑中挖掘出作品的實質與內涵，從而為解析作品或答疑解惑探索了一條新路。

　　兩書情節的對比分析，探究作者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格調。眾所周知，《金瓶梅》小說取材於《水滸傳》的一個題材，而前者卻對武松打虎再到武松為兄報仇殺嫂的三回多的故事擴充演繹成了一百回，並且精心刻畫了西門慶作為小說主人公的豐滿形象，而將武松的落魄孤寂形象作為配角反襯西門慶的得意忘形。其次，寫武松斗西門慶一回故事，後者描寫的是“英雄”與“惡霸”的較量，武松打死了西門慶，突出了武松作為正義剛強除暴安良的化身形象；前者描寫的是“官府惡霸”與“草根惡霸”的較量，武松沒有打死西門慶，以入木三分的刻畫突出了武松的兇狠粗魯頭腦簡單知法犯法故意行兇傷害他人的犯罪分子形象。再次，對於武松的暴力犯罪，後者寫的是武松找到了三方人的確鑿證據，由於“官府不作為”，他才怒殺西門慶的；前者卻是以輕視鄙夷的口氣稱呼他為“武二”，並且在沒有調查取證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僅僅憑着猜疑假想就成為了直接主動的犯罪殺人犯。再次，對武松行為的評價，後者描述是知縣“賞錢”一千貫（約合人民幣30萬元），給予他“打虎英雄”的待遇；而前者卻是“賞錢”50兩（約合人民幣1。5萬元），其身價根本不值錢。當然，在這方面的對比分析，書中還有不少例證。可見，《金瓶梅》的作者對西門慶這類人物，是以一種褒揚欣賞的態度濃墨重彩錦上添花的，對西門慶的一貫行為舉止是歌頌肯定的，也許西門慶的身上就有作者的影子吧！

　　人物性格的命運歸宿，揭示其社會風氣熏陶下的人格異化趨勢。作為一名底層市井小民，27歲的西門慶出生於一個做生意的“殷實人家”，父母的去世使他過早地成為了西門家族的繼承人。雖然他長得儀錶堂堂，但他胸無點墨，無讀書科考，也無一技之長，照樣可以有“捷徑”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快速度發財陞官——何也？《新說﹤金瓶梅﹥》書中給予了實事求是的分析點評。首先，發家致富的迫切願望使他必須另闢蹊徑。父輩只是給他留下了5間門面的生藥鋪，他只是一個沒有多少流動資金的小老闆，一個老婆死後又迎娶了6個妻妾的男人，一個並非天生風流好色的公子哥。作者分析，西門慶所娶的妻妾中，有2個是妓女，儘管她們無感情無姿色（只有潘金蓮是他認為最美的一個女人）無身份，還是被西門慶納入閨房。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賺錢和牟利。其次，以“謙謙君子”的假象和欺騙手段奪人妻騙人財。如對李瓶兒、孟玉樓兩人的巧取豪奪，西門慶用盡了心機，以巧遇、試探、暗示、糾纏和許願等手段引誘女人上鉤就擒，以破壞他人家庭為能事，以賺取巨額財產為目的。再次，明朝中葉的社會，經濟繁榮，但淫風盛行上行下效，士大夫縱談房中術司空見慣，精神頹廢生活糜爛，這些都為西門慶這類典型人物的誕生提供了土壤和基礎。西門慶在青春時代的夭折，不是死於政治上的打擊、經濟上的破產、武松的復仇，而是在他事業鼎盛時期樂極生悲累死於巫山雲雨之中，好像只是淫蕩極致的一種報應，一種生活方式的必然結局；其實他也是當時社會的一種人格悲劇的寫照，一種精神犧牲品的標本而已。環境的影響和熏陶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其個人的價值追求和人格沉淪卻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專題歸納的點評分析，為我們理性地歷史地認識該書提供了一條思路。作者在68回的解析中，分別從經濟利益、政治角逐、人文素質、生活習俗、社會心理、婚姻關係、性格多元、家庭倫理、官場規則、妓女文化等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進行了精雕細鏤的描述、反思與追問，使我們看到了一幅真實可信的明朝歷史風景畫，看到了在特定環境中典型人物對傳統封建倫理道德的挑戰、顛覆與踐踏，看到了一群彰顯自我追求個性張力的叛逆者形象。

　　三、剖析“淫書”的人文價值

　　以戲說問答的方式解讀“古今天下第一奇書”《金瓶梅》，既是一種傳統經典文化的普及工作，也是與市場接軌傳遞個性化閱讀成果的有益嘗試。事實證明，吳閑雲的努力是成功的，也是有效的。它以公正的立場、歷史的眼光、包容的心態、理解的情懷、人性的剖析和理性的評判，解除了人們閱讀時的困惑，顛覆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因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與關注——數百萬的網絡點擊率與跟帖可以說明這一點。

　　一部關於“社會科學”的百科全書。《金瓶梅》一書，作者圍繞西門慶的發家史風流史，以貌似寫宋朝實寫明朝的曲筆方式，向讀者及後人展示了當時社會風貌的方方面面，因而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史料價值。如婚姻關係中的媒人作用、妓女命運、妻妾地位、貞潔觀念、男人權威、家庭倫理、家產分配、情感親疏、主僕稱謂等，都是可以在書中找到鮮活生動的細節描寫與情境再現。又如衙門官場內幕中的君臣禮儀、人才選拔、官司程序、權錢交易、腐敗形式等，都是藉助於具體情節和人物形象而妍媸畢現。還有古代術士謀生的手段、喪葬文化的特點、佛法道術的妙用、建築服飾飲食酒文化的介紹、市民休閑消遣文化的鋪張等等，都為我們留下了歷史資料的活檔案。

　　一部明朝社會經濟繁華的“紀錄片”。毛澤東曾經說過：“《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不過，後者記錄的只是那個時代的一些巷陌趣事、八卦新聞和風流情慾；描述的對象，完全是普通大眾市井平民的現實日常生活，因而也就從底層社會的視角進行了客觀真實的掃描與記錄。如西門慶招待蔡狀元的一次飯局，只是花費了“千兩金銀”（約合人民幣30萬元），還另外贈送20擔禮物兩個小姐，可見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西門慶作為一個經商暴發戶的所作所為，也是間接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富裕繁華程度。又如妓女的私房錢令人咂舌、發放高利貸的重利盤剝、開當鋪的民間借貸、販鹽的高額利潤、官場腐敗中的“白米”“黃米”賄賂暗語等等，也可見其商品經濟活躍之一斑。

　　一本現實主義描寫的文學讀本。在《金瓶梅》書中，對於情慾訴求的遊戲、玩弄女人的詭計、性生活的色情展示只有四千餘字，只是佔有很小篇幅。但是，其自然主義的赤裸裸的描繪，在書中也是為了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襯托之所需。《新說﹤金瓶梅﹥》的作者對此也客觀辯證地進行了分析。不論是嫁娶的競爭，還是捉姦的鬧劇；不論是控制女人的手段，還是女人爭寵的暗算，作品中敘事的真實性、殘酷性和人格的精神分裂症，都使我們無法對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貼上“好人”或“壞人”的標籤，包括主角西門慶這種人。揣摩人物心理的細節描寫，展示人物情感的動作描寫，都為該書的文學藝術魅力注入了厚實而可信的砝碼。

　　“新說”，不是瞎說歪說。由以上分析來看，《金瓶梅》的確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可怕，它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妖魔鬼怪。欺人與自欺的結果，都是給我們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探索者套上緊箍咒，在愚民政策的暗道里兜售正人君子的假貨，在道貌岸然的教誨中銷蝕人們辨別是非判斷正誤的能力和敏感。更何況，香花與毒草的區別，只有在比較中才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新說﹤金瓶梅﹥——窺破金瓶》是一本值得推薦參考閱讀的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