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詩歌中看三百六十行

　　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干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關於行業，很多古代典籍都有清楚明確的記載，像宋代周輝的《清波雜誌》，明朝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余》等等。其實行業就是在古代詩歌中也可略見一斑。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一之月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豳風。七月》）、“雉離於羅”（《王風。兔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魏風。伐檀》）等詩句就反映了《詩經》時代狩獵行業已經普遍存在了。而“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小雅。巷伯》）、“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邶風。綠衣》）則又給人們提供了紡織行業歷史悠久的資料佐證。除《詩三百》之外，宋代梅堯臣《織婦》“織婦手不停，心與日月速。誰知公侯家，賜帛堆滿屋。”、於演《里中女》“吾聞桑中女，不識華堂陰。貧窗苦機杼，富家鳴杵砧”也反映了中國的紡織行業。

　　我國古代紡織業的發展與我們的祖先很早發明養蠶有關。《詩經》中“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 公侯之事。於以采蘩 於澗之中。於以用之 公侯之宮。”（《召南。采蘩》）就是描寫蠶婦為公侯養蠶的詩。它所反映的養蠶行業在後來的詩人筆下也出現過許多次，如：明代詩人高啟《養蠶詞》“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二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檐前繰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清人朱奕曾《蠶婦謠》“日間防蠶飢，夜間防鼠咬。保蠶如保嬰，刻刻難離抱。”養蠶是為了繅絲，繅出來的絲除了極少一部分留做己用，更多則是被養蠶人賣掉。宋代中興四大詩人范成大《繅絲行》“今年那暇織絹着，明日西門賣絲去。”、清朝董恂《賣絲》“初生小滿梅正黃，市頭絲市咸開張”就很好的說明了絲市行業的普遍性。

　　眾所周知唐代是古代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茶之盛世，專門從事產業經營的茶商也便應運而生了。白居易名篇《琵琶行》“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梁買茶去。”及王建《寄汴州令孤相公》中“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等詩句，都反映了茶行的情況。唐代的詩鬼李長吉《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以及早於他的另一位唐代詩人韋應物《采玉行》“官府征白丁，言采藍溪玉”則又直接說明了玉石行的存在。從李賀的另一首詩《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佣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干膩薄重立腳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碩何足雲！”我們則可以直接看出文房用具行的存在及其生產情況。唐朝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在《買花》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而宋代陸放翁《臨安春雨初霽》則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二者從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說到了賣花這個行業。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行業，還有李白《秋浦歌》“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寫鐵器行的；李白《江夏行》“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以及杜牧《清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則反映了酒米行的存在；元朝王冕《傷亭戶》和楊維楨《鹽商行》則勾勒出了從事鹽行業工人的悲慘生活，略晚與他們的明代高啟的《牧牛詞》、《伐木詞》則是直接描寫牧牛和伐木行業的。

　　其實自古以來行業的工種絕不止三百六十行，而古代詩歌更是浩如煙海。通過詩歌對三百六十行的反映和描寫，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行業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