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沒成為英雄---廣州印象之一百六十八

　　嶺南三大家是被戰火催生的。其實，像噴泉一般湧出的清初詩派，何嘗又不是如此。在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候，無數文人志士投筆從戎，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反清鬥爭中，在血與火的磨練里迅速成長。少年英雄夏完淳師從陳子龍，既學詩，也學打仗。十七歲就在南京慷慨就義，留下絕命詩：別雲間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

　　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與夏完淳同齡，也是子承父業，少年從軍。他得父蔭授為錦衣衛指揮僉事，陪同短命的南明直到覆滅，始終戰鬥在抗清第一線。三十歲那年，得聞永曆帝遇害，哀慟之餘，見清朝統治已成定局，痛心復興無望，再無心遠行，攜眷返順德，隱居羊額七年。妻子病逝，才移居增城新塘。

　　英雄與遺民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戰死了，後者歷經戰火卻活了下來。

　　又八年，康熙削藩，吳三桂以復明為號召，興兵反清。嶺南三大家的首席屈大均信以為真，欣喜若狂，星夜奔赴廣西投吳。三藩旋而戰敗，陳恭尹也受牽連，陷獄兩百多天，幸得友人相救始脫。

　　經此變故，陳恭尹銳氣消磨殆盡，心存畏懼，修建了一處嶺南民居，取名育賢坊，日夕與清廷權貴唱酬，以作保身之策。因此被時人譏諷：可憐一代夷齊志，錯認侯門是首陽。然而，他始終掌握着一個底線，就是不到清廷做官，以明末遺民的身份終老於廣州。

　　遺民與變節者的區別，就在於前者至死不做新朝的官，後者卻在新朝任過哪怕一天的職。

　　在滿清做個遺民還是愜意的，明朝遺民絕不是像後世的四類分子一樣，一輩子夾着尾巴做人。他們照樣可以講學，做學問，照樣可以訪友，照樣可以吟詩。只要不寫那種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的狗屁文字就行了。在拿槍的軍人和拿刀的百姓被消滅之後，這些拿筆的敵人，在清廷眼裡確實不值一提。

　　一六四五年天下粗定，一大批反清人士即被清太宗特赦。其中就有中原的九名義士，隨同朝鮮世子鳳林大君去到漢城，繼續從事反清復明大業。天不佑明而佑朝鮮，朝鮮兵馬行到半路，世子病逝。假若過了鴨綠江，朝鮮很可能在三百多年前就被除名了。流落朝鮮的明朝九義士，至今已有了三千多名後裔。每年正月初四明朝開國紀念日和三月十九崇禎殉難日，都要舉行大型紀念活動，除了日據時期，三百多年來一直不斷。明代衣冠，永曆年號，從無變化，以示緬懷故國。

　　實際上，明朝已經成了一個圖騰，印在了遺民的心上。它再也不是刻薄寡恩的崇禎，也不是昏庸無能的南明，而是故國衣冠、漢家文冢。那個時代的思想家王夫之說道，天下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問之，抗清復明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保存中華文化。

　　這些遺民在真刀真槍的抵抗失敗后，大都轉向了文化方面。或講學，傳承儒家文化，或吟詩，感時懷古，抒發亡國之悲，間或也表達矢志復明的決心。

　　遺民與百姓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活在對故國的懷念中，後者卻活在對現實的忍受里。

　　陳恭尹的遺民生活豐富多彩，他一方面到崖山借古喻今，寫下崖門謁三忠祠一詩，激昂盤郁，表達無限的家國之痛：

　　山木蕭蕭風又吹，兩崖波浪至今悲。

　　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來古祠。

　　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

　　三忠祠是紀念文天祥、陸秀夫和張世傑的，明末的情景與宋末非常相似，也是在外敵的入侵下，山河淪陷、遍地狼煙，一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以文天祥他們為榜樣，絕望地進行着最後的抗爭。

　　另一方面，陳恭尹又寫下不少與滿清官員的應酬之作。他在書法上的造詣也不比詩歌遜色，按現在商品經濟的價值衡量，在北京榮寶2010年秋季拍賣會上，他的一件書法立軸就賣出近三十萬的高價。

　　他還養了一隻寵物，是身白尾紅腳踏墨雲的母犬。這條狗跟他片刻不離。每次出門，它都走在前面幾百步的地方，像是一名嚮導。若遇上豺狼蛇虎，它就返回去咬着主人的衣袂往後拽。陳恭尹明白後轉身返回，它又落後數十步大聲嗥叫，警告那些惡獸。到了夜裡，它就在主人廬舍前後巡視，通宵達旦吠叫。母狗死後，就埋在祥雲嶺上，永遠陪伴着寂寞痛苦的主人。

　　1700年，陳恭尹葬於市郊祥雲嶺南麓的一片青翠的竹林叢里，現在叫天河區沙河鎮柯木朗楊屋村。墓坐北向南。墓面用灰沙構築，分墳頭、山手和前台三部分。由墳頭而下分為四級，墳頭用灰沙版築呈半圓筒狀，中間嵌一連州青石大碑，中刻陳獨漉先生暨配湛郭恭人合墓。2006年在街道的清墳活動中被毀,所幸墓碑未被破壞，後來得以修復。屬於市文物保護單位。嶺南一代文人，就此又靜靜地躺在荒草之中。

　　1981年。國家把抗清至死的史可法剔除了民族英雄的行列，理由是他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想借清軍剿滅李自成張獻忠，並在民族英雄里加上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人。2006年，接教育部通知，學校教材里刪去了岳飛文天祥，因為他們抗擊的也是我們今天自己的同胞，同樣不能稱之為民族英雄。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既然蒙滿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借他們的兵馬鎮壓農民起義只是國內事務，雖然被崇禎否決，但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來，能算勾結外敵嗎？成吉思汗、努爾哈赤佔領中原，怎麼就不算打內戰了，還能成為我們的民族英雄？而且，這麼一加減，中華民族就非常幸運了，漫長的五千年幾乎沒有遭受過外敵入侵。

　　以此聯想，那些於抗戰中戰死的人們，獲得民族英雄的稱呼也是暫時的，誰也不能保證那個東瀛四島永遠是單家獨戶。可能那個東瀛女人長相太難看了，幾次帶着四個大島的嫁妝來，都被我們趕了回去。假若她真的遂心如意了，抗戰就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戰爭，我們的歷史幾乎就沒有了民族英雄，除了一個對付西夷的林則徐。

　　陳恭尹他們這些遺民是幸運的，不必要死後再經受冰火兩重天。他們不僅沒有在民族廝殺里白白死掉，去博得那個民族英雄的虛名，還免除了其後代子孫把他們拉下神位的痛苦。

　　我真為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這些人屈，假若是我，肯定服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不去抵抗什麼侵略者。誰知道千百年之後，這些敵人的後裔，會不會與我們的後裔在一個大鍋里舀飯？我們如果抗擊他們，沒準也是在打內戰。

　　我想起菲律賓的一個紀念碑，正面碑文紀念麥哲倫。他在環球旅行中與馬里坦島酋長拉普拉普交戰受傷身亡。反面紀念拉普拉普。他擊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殺死了他們首領麥哲倫。同一塊墓碑，兩個敵人為了各自心中崇高的信仰而戰，即使倒下也沒有分開。因為這塊碑，我對菲律賓從未產生過卑鄙愚昧的印象，即使在香港人質事件里，在黃岩島風波中。因為他們比我們先認識了一個道理：世間萬物不可以用絕對來衡量，角度不同，正面的真理，從反面看也許就是天大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