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戶的女孩

　　那年，村裡來了家下放戶。“咣里咣當”地拉了一卡車的桌椅柜子罈罈罐罐，還有她們母女三人。

　　母親近五十歲的樣子，個兒不高，白白凈凈的，或許是走不慣鄉下的泥路，挪動步子來慢騰騰地，生怕被什麼絆倒了似的。兩個女孩，大的比我略小一點，十一二歲，小的七八歲。生產隊在村前倉庫的一頭給隔了一間房，又在山牆邊上搭了一間偏廈做廚房，一家人就蝸居下來了。

　　記憶中，下放戶的大女孩扎着兩個小馬尾巴似的辮子，白皙的瓜子臉，癟癟的嘴，上唇還有一圈淡淡的絨毛。她的話不多，顯得很文靜。

　　她們家在村裡初來乍到，舉目無親，老的老，小的小，麥蒜不分，農事不諳，可想而知當時的生活是多麼艱難啦。我的母親是一個善良頗具同情心的人，一有空就去她家，幫助種菜，指點農活，料理家務，給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每當我的母親與她的母親一起做家務或拉呱家常的時候，我遠遠地站在那裡。那女孩很少和我說多的話。也許是因為我們還處在於異性面前羞於啟齒比較封建的年齡吧。

　　從她和她的母親零零散散的言談中，我們漸漸地才得知她們一家人都姓吳，她的母親從不願提起她男人的緣故——她的丈夫犯了法被送去勞改，並連累了她們才被下放到農村。嗨，難怪那女孩這麼小的心靈卻有着如此慘重的創傷！我無法安慰她。我的父親是個教師，57年就因為一句話被錯劃成右派。就是這頂“帽子”，壓迫了他幾十年，也株連和害苦了我們幾弟兄。我們在村裡不知遭遇了別人多少白眼，連招工、升學、當兵的權利統統給剝奪了。我們和吳家可以說是有點兒同病相憐了。

　　那時，雖然文革遺風尚存，但因為她們是城市人或師生不知她們身世的緣故，在學校里她們仍然是鄉里娃們矚目的對象，特別是她們講一口的城裡話，能唱很多我們連聽都沒有聽到過的歌曲，還會跳很多很多的舞蹈，令我們咋舌和眼乞。而我們除了瞎哼幾句樣板戲，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一些不成音律的歌謠之外，幾乎是一群白痴。老師就讓那女孩和其他下放戶的孩子教同學們唱歌、跳舞。一曲一調，一招一式，她教得很認真，很投入，於是，學校里和村子中，才迴響起了《希望的田野》《讓我們盪起雙漿》這些新鮮美妙的旋律和歌聲。

　　這年秋天的一個傍晚，那女孩急急忙忙地來到我家說，她的小妹不見了。我們一家人連忙放下碗筷四處去幫助尋找。女孩的母親“清娃――清娃，你在哪呀？你不在了叫我怎麼活呀——” 凄愴的悲號驚動了全村男女老少，鄉鄰們也紛紛四處幫助尋找。有的在柳塘四周用竹桿撈，有的打着電筒向村子外搜尋……就在這時，那小妹突然回來了，原來她與別的小孩玩耍竟忘了回家。吳母一把將小女兒擄在懷裡生怕跑了似的，哭成了淚人。我看見了那女孩一臉的悲戚和無助。

　　平時，那女孩和妹妹放學后除了做作業外，幾乎沒有什麼家務可做。有時，她們姐妹倆就和我們一起去剜豬草。田野里空曠遼闊，清新如洗，我們在蔥蘢的草籽、碧綠的麥地里穿行。她指着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草，問這問那，好奇得像外星人。我就一一說給她聽，這是黃花苗，那是地米菜，還有五月五……她似懂非懂地點着頭。高興的時候，她就唱歌，唱那些很動聽很婉約的歌兒。此時，我們的眼前只有藍天白雲，只有莊稼上低掠的紫燕，只有燦爛明媚的晚霞。

　　不到兩年，她們家就返城了。當她家返城的汽車哼着粗氣開出那個貧窮偏僻的鄉村時，我就一種預感：我還會見到她的。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從田埂上走了出來，又從小縣城到了人們仰慕已久的城市，更換了幾個地方，居然還是找到了她。在茫茫的人海中，在擁有百餘萬人口的城市中，在僅有一線希望的信息中，能夠輾轉地找到她，是不是一種緣分呢？不得而知。簡單的一番通話，我仍聽出了三十多年前那女孩的聲韻，雖然她已經更改了姓名，且已結婚生子。我敢肯定，她一定還清楚地記得在鄉下的那些日日夜夜，她一定不會忘記我們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她會想起那年淅淅瀝瀝的夏雨和飄飄洒洒的瑞雪，她會浮想鄉村春天的麥苗泛碧波，秋天的稻穗菽千重浪。

　　光陰荏苒，三十多年後我們又見面了。雖然時光能夠抹去兒時的痕迹，卻抹不去心靈的記憶。我提起筆來，侍弄這些文字，是作為對那些歲月的饗祭，可能勾起她對那些已經忘卻歲月的回憶，也希望我們甚至我們吃“漢堡包”“麥當勞”的下一代能夠更好地珍惜今天的美好時光。

　　作者：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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